[大学讲理机制缺失的历史原因的解决方式]缺失机制

大学讲理机制缺失的历史原因的解决方式

一、解放前大学“讲理”机制缺失的原因分析 我国的大学是泊来品，是在十九世纪末期从国外移植来 的，因而在本土没有根深蒂固的文化和教育传统，更没有相 应的制度基础。而早期主导移植大学的人们，基于自身的思 想及文化局限，所秉持的多是“富国强兵、救亡图存”、“师 夷长技以制夷”的政治功利主义观念，将“中体西用”作为举办大学的基本方针，使大学从一开始就缺乏以追求真理为 目的的“讲理”制度和风气。另外，由于他们在教育观念方 面奉行的还是“学在官府、以吏为师、读书做官”的逻辑， 因而在大学的管理中，实行的还是以行政方式管理大学的原 则，亦即将大学中的一切活动，都纳入到政府的管理范围之 内，使大学成为附属于政府的准行政机构，缺少国外大学所 拥有的、标志大学这个组织特征的独立地位和权利。

这种体制的具体表现是，大学经费由政府拨付，大学校 长由政府任命（校长的角色被定位为政府代表），大学教师 以政府的名义聘任，大学中的有些课程和考试，也要由政府 来决定。这样的“官办官管”体制，体现在大学的具体管理 制度方面，就是“校长治校”，亦即大学发展的好坏，在一 定程度上全靠校长人选的适当与否。若校长选对了，大学就 发展、繁荣。比如蔡元培时期的北大，梅贻琦时期的清华和 西南联大等。若校长选错了，大学就矛盾重重，问题成堆， 停滞不前，甚至声名狼藉。又由于政府在政治上一直秉持僵 化的教条主义思维，对“要用来富国强兵”的现代大学，从 来没有达到国外政府的“支持而不控制”的认识水平，却始 终怀有既需要、又不放心的矛盾心理。因此，我国自有现代 大学之后的历届政府，对大学的性质和意义基本上都认识不 清，都视大学为既应该服从自己管理、又应该为自己的统治 服务的工具，因而都没有想过要放弃对大学的严厉管理，也 没有明确表示过要在大学中实行“能够让大学成为独立、专门事业”的“教授治校、大学自治”的制度。清末时期是这 样，民国时期也是这样，“新中国”时期还是这样。所以， 以“学术自由、教授治校、大学自治”为核心的现代大学制 度，在我国的国家法律层次上不是如何建设的问题，而是如 何创立、何时创立的问题。

需要说明的是，在我国这个“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的集 权型社会中，社会权力的结构一直是一种“金字塔”形的集 中状态，大学的基本制度在某种意义上还是决定于“卡理斯 玛”式的人物对大学性质和意义的认识。而人们在一般意义 上所说的政府对大学本质的认识，在实际上也往往只是政府 首脑或国家领导人对大学本质的认识。他们对大学认识的高 度，也就是国家对大学认识的高度。但由于我国近代以来的 许多政府首脑，都鲜有彻底的现代社会意识，因而在对大学 性质的认识上，几乎都没有表现出过开明或文明的态度，导 致我国大学中实际发挥作用的基本制度，一直都呈现出一种 充满矛盾且极其复杂的状态。比如民国初年，虽然有蔡元培 先生主持制定的、比较开明的《大学令》，但是大学在实际 上还是由政府管理，校长还是由政府任命，经费还是由政府 拨付，政府对大学的控制在主观上也从来没有放松过。由于 这种控制的意识和行为直接影响着大学内部的活动，并且使 其积弊深重，因而使大学“戴着铁链跳舞”，无法在其内部 建立起完善的“教授治校、大学自治”的制度。稍后的国民 党占据中央要津，推行“以党治国”的“党化教育”[1]（P68），使大学中的自治状态比北洋政府时期还差，而由蔡元培先生 在北大开创的“教授治校”制度，则只能在各派权力斗争的 夹缝中艰难地延续，经常面临被废除的危机，其健全、稳固、 发展只是一种奢望了。

而在20世纪二十年代到四十年代的大学中，其所以能够 出现与政府意志相左的“教授治校”制度，全在于当时的中 央政府均为弱政府（也包括该政府中的一些官员对大学有适 当尊重态度的影响），没有能力在大学中完全地推行“儒化” 或“党化”教育，也没有阻止住蔡元培、梅贻琦在北京大学、 清华大学、西南联大等校建立“教授治校”制度的努力，从 而使我国的大学有了一段繁荣、辉煌的岁月。但是，在当时 的大学中，蔡、梅等建立“教授治校”制度的过程，也并非 是一帆风顺的。一方面，因为当时的政府对于在国立大学中 建立以“大学自治”为特征的“教授治校”制度并非心甘情 愿地支持，而是秉持了一种“不置可否”或“视而不见”的 态度，亦即虽然没有明确反对，但也不是明确支持的。另一 方面，由于这些大学中的“教授治校”制度在逻辑和价值取 向上与政府的大学管理方式和精神是明显抵牾的，与政府的 处事方式和思路是扭曲或别扭的，因而其运行过程非常艰难， 不得不经常与政府部门“虚与委蛇”。蔡元培辞去北大校长 的声明，西南联大的“上教育部书”[1]（P103），可以说 就是大学“教授治校”制度处境艰难的真实写照。所以，在 20世纪二十到四十年代，虽然出现了蔡元培、梅贻琦等校长们开创、坚持的“教授治校”制度，使我国的一些大学与世 界大学的水平几乎同步，形成了中国现代大学史上的黄金时 代，但他们所坚持的这种与世界大学制度相同的制度，由于 没有得到国家层次上的权力机构的明确支持（在法律方面）， 因而没有被上升为国家层次的正常的大学制度，进而名正言 顺地在全国所有大学中普及，且未能作为大学的优秀传统被 后世大学顺理成章地发扬和继承，从而在根本上延迟了我国 大学的现代化进程。

如今看来，其时包括蔡元培、梅贻琦、蒋梦麟在内的所 有教育家们的努力，都仅仅是暂时地创造了一种好的、权宜 性的制度，他们的积极努力更多地表现出了个人英雄主义的 性质，而没有形成德国洪堡创建柏林大学那样的、奠基现代 大学制度的意义。这当然不是他们的责任，因为他们已经竭 尽所能，也为我国大学开创了非常好的先例。可以说，正是 他们当年的勇敢开拓和创建，才为如今的大学人提供了向往 的样板。但这也给了我们一个提示，亦即要在大学中建立一 种符合大学活动规律、能够使大学长治久安的制度，不是教 育家们个人的单方面努力能够达到的，而需要社会各方面的 共同努力，以及天时、地利、人和等方面的条件。

当然，之所以出现这种结局，无疑还有文化传统方面的 原因，亦即蔡元培、梅贻琦等校长们所创造和坚持的“教授 治校”制度，受到习惯于居高临下发号施令、且因此而权力 被削弱的教育部的冷遇和干扰应在意料之中，但受到其他一些大学校长不以为然的冷淡，以及一些大学教师的冷漠对待 则耐人寻味。因为在我们的大学不算久远的历史中，几乎很 少看到有其他大学校长对蔡元培、梅贻琦们创造和坚持的 “教授治校”制度的呼应，也很少看到大学教师们普遍性地 对“教授治校”制度的赞赏、维护和捍卫。而从其时的大学 历史上看，教师们多的是对自己专业学问的维护，而少有对 大学制度改革的兴趣；
多的是对蔡、梅、竺（可桢）等校长 们个人人格和办学成就的敬仰和肯定，少有人对他们所披肝 沥胆所进行的大学制度革新行为的支持和参与。特别是对他 们所开创的“教授治校”制度的意义，基本上都缺乏深刻的 理解，而是将其视为自然而然的事情，以至于在我国的许多 大学中，并没有形成“教授治校”的稳固观念和文化。

由此可见，在20世纪五十年代之前，大学中除极小部分 人对现代大学性质、大学观念、大学制度、大学价值有深刻 认识外，相当多的大学中人、特别是专业为理工科的人，对 上述大学的基本问题还是缺乏深刻意识的，他们对大学的前 途命运等问题甚至是漠不关心的，是习惯于“事不关己、高 高挂起”的。其中的许多人几乎没有意识到，大学制度对于 大学人而言意义非常重要，是需要大家集体起来维护和支持 的。纵观我国大学史，可见这种现象并非是没有来由的，而 是我国传统文化发挥作用的必然结果。因为正是我国传统文 化中的“圣王贤相”、“中庸之道”、“无为而治”等观念 的长期作用，才熏陶出这种“个人自扫门前雪”的“集体无意识”，并自然地形成了“权力主义”、“行政主义”、“国 家主义”的文化和思想基础，使后来的新生政权在全国意义 上的废除“教授治校”制度的行为几乎没有遇到任何阻力， 致使“教授治校”制度不仅被中断，更没有成为我国大学中 的优良传统被自觉地传承下去，而且也没有因此培育起大学 中的“学术自治”传统，以至于由蔡元培、梅贻琦们艰难积 聚起来的大学多样化形态，在解放后的“国有化”、“院系 调整”等政治运动中轻而易举地被消除了。而新政权在解放 后对大学的并不稳定、也不充足的独立地位和权利的取缔， 固然与新政权“稳固革命成果”的政治理念有关，也无疑与 大学自身一直没有形成稳固的“自治”传统和“普世性”的 自治观念有关。假设我国当时大学中的“自治”传统如欧洲 国家大学的“自治”传统一样稳固和深厚，那政府能够轻而 易举地取缔掉大学中已有的“教授治校”制度吗？另外，假 使我国的大学能够象美国达特茅斯学院那样勇敢地站出来 维护自己的独立地位、能够象美国大学校长联谊会抗拒由总 统华盛顿等人提出的“建立美国国家大学”[2]议案那样坚 决地维护大学的独立地位和权利，建国后的以贬低知识分子 为主旨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以瓦解大学多样性为 主旨的“院系调整”运动能够顺利进行下去吗？可以说，正 是大学在整体上秉持了功利主义、行政主义、国家主义的观 念，才使自己缺少了文明、理性、正义的根基，没有在大学 内外凝聚起维护大学权利和尊严的力量，因而使大学在遭遇危机的时候，没有人为之仗义执言，更没有人为其献身或“徇 情”。所以，是大学在整体上对自由、独立、科学、理性意 识的淡薄，以及对政治功利主义、行政主义、国家主义观念 的尊崇，反过来使大学失去尊严和根基。

二、解放后大学“讲理”机制缺失的原因分析 解放后的大学获得了在和平年代稳定发展的机会，按理 说可以持续地发展和进步。但由于新政权秉持了一种新的 “革命化”的教育理念，使大学的活动逻辑发生了巨大变化。

其具体表现为：在建国之初的“国有化”运动中取缔了国内 所有的私立大学，同时也改组和取缔了所有的教会大学，使 私立大学、教会大学“自主办学”的制度、逻辑以及话语体 系，都在教育领域中销声匿迹了，剩下的只是公立大学“从 上到下、遵命办学”的逻辑和制度了。又由于公立大学在建 国初就被纳入到社会的行政系统之中，成为教育部的下属， 被作为行政机构的教育部直接和间接管理，因而大学按照教 育部的指令行事，不但被认为是应该，而且被规定为必须了。

行政主义、国家主义的理论和观念，理所当然地成了大学中 必须遵循的思想原则。还由于经过“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三 反、五反、批武训传、反右”等一系列政治运动的冲击，知 识分子们几乎都成了惊弓之鸟，谁还敢坚持自己认为的真 理？！尤其是流行于这些运动中的“知识分子=资产阶级”、 “知识分子是思想改造的对象”等“反智主义”观念，以及 “知识越多越反动、知识越少越革命”、“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等话语被“普遍社会化”，则不但使知识及 知识分子的价值、意义、地位被极端地贬低和漠视，而且将 浩瀚、深刻、系统、科学的知识也庸俗化为“阶级斗争、生 产斗争、科学实验”三个方面，将教育庸俗化为“学工、学 农、学军”的“技能学习”和“生产劳动”。在这种思潮的 影响下，知识分子被贬低为“肩不能挑，手不能提，吃农民 的，穿工人的”寄生虫，被作为有“原罪”的人群赶到“五 七干校”去劳动、去“接受贫下中农、工人阶级的再教育” 则成了顺理成章的政策。纵观其时的社会形态，社会上进行 过许多狂风暴雨般的革命运动，却没有进行过一次大家心平 气和的、方式文明的“说理”或“讲理”活动。而在各种政 治活动中泛滥的疯狂、野蛮、暴力、恐惧，使擅长于“说理” 的知识分子躲避尚且惟恐不及，哪里还敢与谁去讲理？！躲 避、自保甚至为了自保去告密，成了当时知识界的常见现象。

民间思想家王小波的“知识分子最怕什么——最怕生活在不 理智（不讲理）的时代”的追忆，可以说是对这段历史的最 确切描述。

纵览新中国的思想史，可见社会上曾经通行过“以工 农联盟为基础”、“工人阶级领导一切”、“全国学习解放 军”的口号，通行过“学雷锋”、“学大寨”、“学大庆” 等活动，但却从来没有通行过学习知识分子、尤其是学习具 有社会担当的、为真理仗义执言的知识分子的活动。由于不 学习知识分子，甚至随意地贬低知识分子，致使知识分子们特长的“讲理”行为，自然不会被社会普及了。而与此相反， 作为工农活动特征的“革命的”、“群众性的”、“非温良 恭俭让的”、“暴烈的”社会运动，却在社会上非常流行。

其时流行的“政治挂帅”、“又红又专”、“斗私批修”、 “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等话语， “深入人心”的“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 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等口号，几乎阻止了包括大学在 内的社会一切领域中的“讲理”的可能性。在上述的一系列 政治运动中的“祸从口出”的示范效应，以及解放后知识分 子们不断地被批判和打击的经历，使包括大学教师在内的知 识分子们都学得“乖”起来了，他们已经不敢发表任何与组 织、上级不同的意见了。“夹着尾巴做人”、“老老实实地 接受改造”、“躲进小楼成一统”，成了知识分子们具有普 遍意义的生存哲学。而在教育界，主动认同领袖指示（以放 弃独立思考为前提）、积极追求进步，不折不扣地“贯彻执 行”，成了大学中压倒一切的意识形态。

事实上，在其时的大学中，无论是资历深厚的老教师， 还是刚进入大学的青年教师，都会自觉地接受“奉命教学” 的观念，并且会以为这是大学中天经地义的规则。人们基本 上不敢设想还会有另一种大学观念和教育形态，比如“教授 就是大学”、“学生的学习自由”、“教师的教学自由”[3] 等。由于这种教育观念对学生的影响太深，使学生思想上凝 固了许多“革命思想”和观念，他们在人类文明思想和理性意识方面的贫乏，以及对暴力、野蛮、革命行为的崇尚，使 其成为“文革”发生的重要基础和出发点，也使许多所谓的 知识分子的思想，比没有文化的普通人还幼稚。大多数的普 通人还会运用常识去思考（比如：不会认为凡是“右派”就 是坏人），去辨别真假，而被革命意识熏陶了的一些中学生、 大学生，却在思想上突破了人伦道德底线，他们追求理想却 让自己变得野蛮、疯狂，象疯子一样殴打无辜的教师和“五 类分子”，揭发、批判自己的父母和老师，甚至将一些教师 和校长活活打死。而最近网上热议的北京中学生在“文革” 初期打死一千多名教师（也包括一些校长）[4]的罪行，无 疑是对这种教育历史的真实记录和解释。正由于此，在大学 思想管制稍微松懈的20世纪八十年代，启蒙便成为知识界在 思想上认同度极高的观念。而由于这种启蒙尚未普及便被中 断，因而直到今天，同济大学的朱大可先生还是将自己的教 育目标确定为：“从负数到零”[5]，亦即期望让学生的思 想回到正常人的状态。当然这也表明，现在许多学生的思想 观念还在社会正常的水平之下。

之后虽然经历了“恢复高考制度”及“改革开放”，但 由于大学的基本制度并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大学中也没有 形成促进大学制度革新的共识，因而大学并没有随着社会的 变化而发生本质性变化，与世界大学理念、逻辑、制度的隔 膜依然如故。这其中有两个方面的问题值得深入讨论：一是 “文革”后的拨乱反正，在大学领域中的主要表现是“恢复”，亦即恢复了“十七年前”大学中的一切。然而，我国大学的 “十七年前”是“以俄为师”、“培养又红又专”的“革命 螺丝钉”的“十七年”，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无 产阶级专政”、“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十七 年”，是“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十七年。若以 此为目标，大学则很难走出政治功利主义、经济功利主义的 路径及逻辑，创造真正大学的价值和意义。而现实大学的社 会价值，也仅仅是学生“鲤鱼跳龙门”的工具，是大学文凭 和就业资格的制造基地，于社会文明和进步没有多大意义。

二是由于“文革”后没有对产生“文革”的思想和制度根源 进行深入、彻底的反思，因而也没有对我国的大学观念、大 学文化、大学制度进行深刻的反思，使大学的根基还是建立 在功利主义、权力主义的基础之上，这在大学所依据的传统 意识形态有所减弱的情况下，自然会使经济功利主义意识膨 胀和盛行，甚至转变成大学中实质性的“主旋律”。这也就 是大学为什么在经历了20世纪八十年代的短暂繁荣之后，便 迅速地倒向经济功利主义的原因之一。

大学失却从自己内部产生思想和目的，完全以外部（社 会）目的为目的，无疑与我国传统的权威崇拜思想非常强大 有关。综观我国解放后的大学活动，可见其基本上都是在“从 上到下”的思想指导下进行的。从五十年代初期的“知识分 子思想改造运动”、“院系调整”到“反右”，从1958年的 “教育革命”到连续十年的“文化大革命”，从八十年代初的“恢复—改革”，到九十年代的“整顿—发展”，以及九 十年代以后的“扩招、并校、升格、教学评估”等一系列活 动，可以说都是由大学之外的政府首脑或“伟大领袖”主导 的。推动这些活动或“改革”的力量，无疑都是大学内、外 的行政性力量，是国家层次上的卡理斯玛人物的作用。行政 或政治力量在大学中的绝对主导地位，自然造成了大学中行 政规则和意识的异常膨胀，并且代替了五、六十年代“政治 挂帅”的意识形态和规则，成为大学中精神和思想的主旋律。

而作为这种主旋律核心的官本位风气和意识，既淹没了八十 年代后大学中自发生长出的一些对“世界大学通例”向往的 观念，又使行政化、功利化、庸俗化成为大学中各种活动的 显著特征。所以，在“后三十年”的大学活动中，我国大学 的基本制度及教育理念，并没有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自然 地发展，而是在经济发展的影响下，形成了一种大学与市场 密切结合、知识与权力密切结合、知识与金钱密切结合的奇 特现象。

这种现象在现实大学中的表现为：一方面，大学的物质 条件随着社会的变化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校舍富丽堂皇了， 教学设备现代化了，学生居住条件宽敞、明亮了，教师的学 位、职称、经济收入提高了，学校领导的学科头衔显赫了， 学校的经济实力雄厚了。有些学校运作资金的种类及数量， 已经远远超过了人们的想象，使大学有条件与国外大学进行 充分地合作和交流，甚至于有些大学的校内会议，也会搬到国外的大学去开，其财大气粗状，令许多国外同行咋舌。另 一方面，大学的品格、风气、精神、声誉却没有相应地随之 提高，反而是丑闻越来越多了，丑闻的惊人程度越来越高了， 投机取巧、利欲熏心的风气越来越浓了，势利、庸俗的媚官、 媚权、媚财现象越来越普遍了。在现在的许多大学校园中， 人们是很难感受到学问、信仰、品格、气节、境界、胆识、 责任、高雅、宁静的韵味了，但却可以随处感觉到喧嚣、浮 夸、庸俗、投机、算计、势利、崇官、媚权的气息。大学不 仁不礼的典型图像为：在一些校园宽阔的大学中，傲视行人 的飞奔的轿车，丝毫没有表现出“为人师表”的优雅，总给 人一种“暴发户”的恶俗之感（这些驾车人大多数都是本校 的教师）。同样，一些校园中蜂拥而行的学生，往往会将人 行道占满，丝毫不会顾及对面及后面的行人，更别说会主动 为年长者让路了。这些在有些人看来是小事情的问题，在专 门教养人的大学中却很难说是小问题。因为今日校园中的学 生，明日可能是社会各个岗位上的骨干，他们的精神品质和 文化教养，就是社会未来的精神形态。而出现于这些大学教 师及学生身上的问题，表明曾经被人们视为文化和精神圣地 的大学，已经变得不可爱了、不高尚了。没有品格、没有教 养、没有信仰、没有灵魂，已经成为许多学生的“精神照”。

而从来都被视为学生人格“涅槃”的神圣学府，已经变得非 常世俗、功利、贪婪、虚荣、卑下、猥琐；
长期享有盛誉和 信赖、被人们景仰的大学，对教育本性、社会良知已经非常隔膜，已经变成了大学文凭和职业资格的贩卖所。曲学阿世、 趋炎附势、是非颠倒、丑闻频传，居然成了大学中的日常现 象。在这样的大学中，出现“凶杀、投毒、副院长杀正院长、 书记校长双双腐败”等恶性案件，也就没有什么奇怪的了。

谁又能指望这些没有是非、缺乏操守、品格低下的教师能够 熏陶出有社会担当的学生呢？谁又能指望这些只知应付考 试、缺乏道德修养、完全以自我为中心的学生能够为社会创 造文明、健康的风气呢？ 参考文献 [1] 杨东平.艰难的日出[M].上海：文汇出版社，2003：
68. [2] 贺国庆，等.外国高等教育史[M].北京：人民教育 出版社，2006：41. [3] 程星.美国的大学[M].青岛：海洋大学出版社， 2004：36. [4] 草民一言：文革中北京学生打老师事件 [EB/OL].[2004-7-24].http：//www.21ccom.net. [5] 朱大可.中国文化的危机与复苏 [EB/OL].[2009-3-17].http：//www.aisixiang.com. [6] 新浪网新闻中心.专访牛津大学校长安德鲁-汉密尔 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