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人称代词视角下苏轼的主体意识和独立人格|第一人称代词

第一人称代词视角下苏轼的主体意识和独立人格

难免有人质疑：为何要专门统计第一人称代词“余”和 “予”呢？之所以把这两个第一人称代词放在一起统计，是 基于两个方面的考虑，一方面，王力先生在《汉语史稿》中 讲到，“余”与“予”属于同一个语音系统（d系），并认 为它们自古为同音词；
另一方面，王力先生在《汉语语法史》 中指出，“予（余）”是专用于单数的，“我”“吾”则可 兼用于复数。

由表1可以看出，使用专用作单数的第一人称代词“余” “予”作主语，频率较高的为苏洵和苏轼，其中苏洵所涉文 章总字数较少，可比性显然不大；
苏辙所涉文章总字数为999 字，韩愈所涉文章的总字数最多，为5904字，均未出现第一 人称代词“余”“予”作主语的情况；
八大家中的其他几大 家所涉文章皆为2000字左右，可比性较大，相较而言，苏轼 使用“余”“予”作主语的频率为高。

而专门统计第一人称代词“余”“予”作主语的情况， 是基于语法学的认识。黄伯荣、廖序东曾在《现代汉语·下 册》中指出：“主语，表示发出动作、行为的主体。”韩礼 德（M  A  K  Halliday）在《功能语法导论》一书中，分析了传统意义上“主语”的实际含义，认为“主语”包含了 三层含义，一是作为“消息关涉的对象”的心理主语，一是 作为“断言的对象”的语法主语，一是作为“动作的发出者” 的逻辑主语，并解释“心理主语”为“它之所以叫作‘心理’ 主语，是因为它是说话人心里所想的出发点”。陈脑冲在《论 “主语”》一文中阐述了所谓“心理主语”“语法主语”和 “逻辑主语”等名称的含义、由来及其相互间的关系；
王平 在《英汉语法主语差异对比研究》一文中也明确指出“主语 一般分为语法主语、逻辑主语和心理主语”。

鉴于此，苏轼使用专用于单数的第一人称代词“余” “予”作主语的使用频率较高，可以说明他的心里所想的出 发点只有一个独立的“苏轼”，而不是包含苏轼的“苏轼+ 们”，他的自我主体意识较强，故而他有意无意地使用专用 于单数的第一人称代词“余”“予”作为心理主语。同时， 郑媛媛、李晓庆在《主语优先现象及其认知机制》中指出， 主语优先是言语加工中的一种语序效应。而苏轼或自觉或不 自觉地优先考虑的，便是仅表示单数的“自我”概念的“余” “予”这类第一人称代词。

如在《后赤壁赋》一文中，苏轼有4次使用专用于单数 的第一人称代词“予”做句子主语，甚至文中有一处本该用 表示复数的人称代词作主语，而苏轼却用了专用于单数的 “予”（“携酒与鱼，复游于赤壁之下……予乃摄衣而上， 履巉岩，披蒙茸，踞虎豹，登虬龙，攀栖鹘之危巢，俯冯夷之幽宫”）作主语。此文开篇明明交代了“二客从予”，后 文又明确叙述“须臾客去，予亦就睡”，那么中间段落所叙 述的“摄衣而上”的逻辑主语应该是苏轼和“二客”，应是 他们一起“游于赤壁之下”，一起“摄衣而上”（据后文可 知，只不过“二客”没有跟上苏轼的脚步而已，未能如苏轼 那般登到顶处“俯冯夷之幽宫”），但苏轼却使用了专用于 单数的“予”做“摄衣而上”的心理主语，可见苏轼的自我 主体意识较强，潜意识里就有一种排他性与独立性，所谓言 为心声，心理潜意识层面的东西总会外显于文字层面。

又如，在《方山子传》一文中，苏轼7次使用专用于单 数的第一人称代词“余”做句子主语，尽管可以选用既可表 示单数又可表示复数的第一人称代词“吾”，但对于心理主 语，苏轼对第一人称代词“余”“予”情有独钟，很少涉及 其他。即使要用可表示复数的“吾”，他也是有条件的，或 许只有与其志趣相投的同道中人，才会获得苏轼的“自我” 认同，才会被他称之以“吾”。在《唐宋八大家散文选读》 中，苏轼仅有一次使用“吾”，是在《方山子传》中与陈季 常对话时言及的（“呜呼！此吾故人陈慥季常也，何为而在 此？”），大概是出于对陈季常的“自我”认同吧；
所谓“物 以类聚，人以群分”，毕竟陈季常才是他的同道中人——同 样有着独立人格的人。

所谓“独立人格”是指人的独立性、自主性，它要求人 们既不依赖于任何外在的精神权威，也不依附于任何现实的政治力量，在政治的参与中具有独立自主精神。苏轼大量使 用只用于单数的第一人称代词“余”“予”作心理主语，不 仅可视为其主体意识较强，亦可看作是他傲视一切的独立人 格的外显。王力在《汉语语法史》中说：“自称为‘余’‘我’ 之类也是不客气的，因此古人对于称呼有一种礼貌式，就是 不用人称代词，而用名词。称人则用一种尊称，自称则用一 种谦称。”苏轼使用“不客气”的第一人称代词“我”的频 率相较为高，如苏轼在《后赤壁赋》中言及：“呜呼噫嘻！ 我知之矣，畴昔之夜，飞鸣而过我者，非子也耶？”一句话 中竟两次使用不礼貌的第一人称代词“我”，即便与之对话 者是道士，亦是如此；
此文中还有一句：“妇曰：‘我有斗 酒，藏之久矣，以待子不时之需。’”此处的“我”，看似 是“妇”的话语，其实不妨也将其看作是苏轼的言语，毕竟 苏轼善借主客（其实，主客皆是自己）的形式表达一己的内 心博弈，如他的《前赤壁赋》中的“苏子”与“客”的主客 问答，亦是如此。

相较之下，韩愈除了在《圬者王承福传》一文中使用了 一次第一人称代词“我”（我岂异于人哉！），之外，他或 用单复数皆可指的第一人称代词“吾”字（43次），或用“愈” （6次）来谦称自我；
或用写作对象之字以示尊称，如在《柳 子厚墓志铭》一文中称柳宗元为“子厚”高达21次。柳宗元 则或者“以地代人”，如在《贺进士王参元失火书》一文中 12次称王参元为“足下”；
或以爵位称呼人，如在《段太尉逸事状》一文中，“段太尉”之称竟高达28次，尽是尊敬之 语。他们不像苏轼那样高频率地使用专用于单数的第一人称 代词“余”“予”，或许是因为他们的自我主体意识，没有 苏轼那么强烈与鲜明吧。

再看与苏轼同时代的其他几位大家。欧阳修，北宋文坛 一代领袖，他大量使用谦词“修”（见《丰乐亭记》和《泷 冈阡表》，共9次）或“小子修”（2次，见《泷冈阡表》一 文）或“臣”（3次，见《朋党论》一文），却无一处使用 第一人称代词“余”“予”“我”作其文句的主语；
王安石 在《祭欧阳文忠公文》一文中五次称欧阳修为“公”，在《本 朝百年无事札子》中则四次用“伏”，五次尊称“陛下”， 七次自称为“臣”。同为奏议，于《唐宋八大家散文选读》 中，苏轼则罕见此类谦敬词，更不愿降低自己而用“伏”， 其傲视一切的独立人格显然可见。作为同袍兄弟，苏辙却缺 乏其兄那样强烈的独立人格意识，他在《上枢密韩太尉书》 中，于已则六次谦称为“辙”，于位居高官者韩某则四次尊 称其官爵为“韩太尉”；
至于曾巩，他在《越州赵公救灾记》 一文中，十次以“公”尊称赵抃。

借助统计数据的纵横比较，我们发现，在《唐宋八大家 散文选读》的32篇文章中，无论是唐代的韩愈、柳宗元，还 是与苏轼同时代的其他几位大家，在行文称谓上，他们较多 使用谦敬词，甚至使用谦卑的“伏”字等，他们没有谁能像 苏轼那样，高频率地使用专用于单数的第一人称代词“余”“予”。苏轼言语背后的心理出发点只有一个独立的“苏轼”， 他的自我主体意识较强，故而他不仅罕用谦敬词，让其傲视 一切的独立人格恣意张扬，更不愿屈尊而用含有异常谦卑之 意的“伏”字，而是有意无意地使用专用于单数的第一人称 代词“余”“予”作为心理主语，进而外现为文句的主语。

即便要用可表示复数的第一人称代词“我”“吾”，苏轼也 是有条件的，或是用不客气的“我”表达其傲视一切的独立 人格，或是获得他的“自我”认同的同道中人，才会被他称 之以“吾”。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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