_古代日本教习与近代教育学术综述

古代日本教习与近代教育学术综述

教育学讲授教育史、各科教法、学校卫生、教育法令等内容， 伦理学有总论、演绎法、归纳法等内容，心理学有感觉、知 觉、想象、思考、恐怖和愤怒、同情和爱情等内容。内堀维 文讲授伦理、心理、教育学等课。甚至有的师范学堂的全部课程都由日本教习担任，像贵阳公立师范学堂等。据1904年 直隶学务处的《教育杂志》第二期所记，贵阳公立师范学堂 创立之初所有教习都是日本人，他们是清宫宗亲、木藤武彦、 冈山源六、上野竹之助，这些日本教习所开设的课程有：算 术、几何、代数、物理、化学、生物、博物、地文、地理、 历史、经济、法制、教育、图画、体操、东文(日文)共十六 科。日本教习承担新式学堂绝大部分甚至全部的教学工作， 缓解了我国新式学堂师资匮乏的局面。

（二）参与新式师范学堂规章制度创建 日本教习除了担任师范学堂的教学工作，还参与新式师 范学堂规章制度的创建。由于师范学堂是新兴学堂，关于师 范学堂的章程无章可循，只能借助日本教习之手来建立，因 此他们也就掌握了制定章程的话语权。例如当时的服部宇之 吉、菊池谦太郎、松本孝次郎、内崛维文、藤田丰八等都分 别担任着京师大学堂师范馆、两江师范学堂、山东师范学堂、 江苏两级师范学堂等著名师范学堂的总教习，那么这些师范 学堂章程的制定只得由他们来完成。他们帮助当时中国建立 了一套比较完备的现代师范学堂的管理制度。有些日本教习 参与到师范学堂规章制度制定上。1902年刚创办的上海务本 女学堂聘请河原操子参与学堂规划的制定等工作。河原操子 根据日本小学校的模式，规定了务本女子学堂的教学方针、 课目乃至教学方法。1903年8月，内堀维文经推荐到山东师 范学堂任总教习，此事在当时的济南引起了很大的轰动，因为济南的学校以前聘用的大都是德国和英国教习，日本教习 很少插足其间。他在任期间协助学堂监督杨氏制订了学堂的 规章制度和课程计划，此外还招聘了六名东京高等师范学堂 的后辈校友到山东师范学堂教授地理、历史、理化、博物等 课。从1905年5月开始酝酿，“承日本文学博士服部先生及 其夫人妥定章程”[6]（93-97），豫教女学堂于当年8月30 日开学上课。服部宇之吉在该校担任经理人，对该学堂的教 学等事务进行指导，并且担任该学堂的赞成员、名誉教员。

其妻服部繁子则任女经理、赞成员和名誉教员。该学堂还有 佐伯园子和加美田操子等其他6位日本女教习。而有些日本 教习则直接参与到新式师范学堂的创立。如1902年9月，服 部宇之吉担任京师大学堂的总教习，从上任开始便着手准备 速成科师范馆的创建工作。在该校期间，他帮助制定了《师 范馆章程》，此外，还参与到师范馆的招生、管理和课程设 置等工作中来。他甚至对师范馆的教室、实验室、宿舍的设 计等方方面面都表现出极大的关注。同时为了能更好地培养 正规的新式教员，他还曾提设立京师优级师范学堂，但后因 经费等问题而未批准。

二、清末日本教习对中国近代教育学术的影响 （一）确立赫尔巴特教育理论在中国的学术地位 在1892年至1903年，赫尔巴特教育理论在日本“尤为风 靡一时，当时几有不通其说，不能为教育家之现象”。赫尔 巴特五段教学法也雄踞日本小学教学法的宝座。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教育学习日本，赫尔巴特教育理论也由日本引 入中国。随着新思潮的涌入，大量的西方教育理论和著作进 入国人视野，我国教育学者开始大量译介日本及西方教育著 作，形成一股学习西方教育理论的高潮。而赫尔巴特教育理 论就是在此时由日本传入，并经国人和日本教习推广，迅速 成为当时的正统思想。据周谷平的研究统计，“自1901年到 1911年间出版的教育学教本和专著高达64种之多，其中直接 注明译自日人著作和讲述的有36种，其余相当部分是由国人 依据日文原本编译的”[7]（27）。可见日本教习在赫尔巴 特教育理论的传播和推动中的作用。此外，我国第一家教育 专业杂志，以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教授藤田丰八为编辑顾问的 《教育世界》，在创刊的短短几年里，发表了《费尔巴尔图 （今译赫尔巴特―――引者）派之教育》、《海尔巴脱（今 译赫尔巴特―――引者）之兴味论》、《德国教育学大家海 尔巴脱传》、《德国海尔巴脱派教育学会纪事》等文章，比 较全面地介绍了赫尔巴特的生平及主要教育理论。同时，为 了使赫尔巴特教育理论可以更快地传播，日本教习把该理论 运用到实际教学中去，稳固了赫尔巴特教育理论在当时中国 的统治地位。其他像社会教育学、实验教育学、人格主义等 众多教育流派的学说，都如过眼云烟，一直到杜威实用主义 教育理论传入才动摇其统治地位，可见其在中国近代学术史 上影响之深远。

（二）帮助编写和引进新式教科书教科书是知识的载体，教科书的好坏直接关系到教学质 量的高低。而清末兴建的新式学堂中并没有优秀的教科书， 当然清政府也对此未引起足够重视，致使当时的新式学堂中 依然沿用“经史子集”等传统教材，而“西学”课程几乎没 有现成的教科书。而后，张百熙在奉命承办京师大学堂中， 认识到教科书的重要性，他认为：“新学制只是新教育的外 壳，课程是其灵魂，教科书实与学堂相辅而行”[8]（76）。

此后，开始大量引进“西学”教材，并把目光集中到和中国 有同文之谊的日本，因此当时近代师范学堂用的教材不论是 用语，还是编著格式，都是日本式的，甚至“教科书”一词 都是来自日语。当时新式学堂所用的教科书大都由日本教习 自己编撰，后经翻译刊发。如《师范教育丛编》这套教科书， 共十一册，就是委托日本人编写，之后经由留日学生译成中 文，在日本印刷好运回应用的。这些教科书，有的到20世纪 20年代还在应用。又如服部宇之吉在京师大学堂时，由于缺 乏合适的教材，他的心理学、教育学、伦理学等讲义都是自 己编写的，他甚至还着手编写历史教材。此外，还有一部分 教科书是受日本教习影响的中国人自己编撰的。如南京师范 学堂东文教习张子和，他曾担任松本孝次郎教育学课程的翻 译，并把松本的上课内容加以整理，在此基础上，又参考大 量东西方教育学书籍写出了教育学讲义，之后，不断有人前 来索稿，他不停地抄录仍难以满足需求，终于在1913年9月 印刷出版，名为《大教育学》。可以看出《大教育学》的观点和体系，基本是松本孝次郎和松浦的，其流行较广，先后 刊印了八次。通过这种方式撰写的教科书，缓解了教科书缺 乏的状况，解决了学生用书的燃眉之急，也保证了高等学校 教学工作的顺利进行。总的说来，日本教习在各方面作用力 推动下，在20世纪初大量来华。他们凭借同文以及薪俸方面 的优势，成为中国新式学堂主要师资力量，解决了新式学堂 尤其是师范学堂创建初期师资短缺难题。同时，他们积极参 与到新式学堂创建工作中并帮助健全相应的规章制度，更有 甚者影响到整个地区教育管理，使清末中国教育在学术制度 层面形成一种日本模式。尽管有一些素质低下的日本教习影 响学术界对他们的整体评价，但绝大多数日本教习具有一定 学术水平，工作中认真负责深受学生喜爱。日本教习在中日 交流史上具有不可磨灭的功绩和地位，他们确立了赫尔巴特 教育理论在清末的学术地位，为中国培养了一批具有时代特 征的新式教师，也使中国有了自己的新式教科书，推动了中 国教育学术的初创和发展，为中国教育近代化做出了一定的 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