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甘宁边区乡村民众教育观念转变探析】为什么叫陕甘宁边区

陕甘宁边区乡村民众教育观念转变探析

观念是社会的存在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其形成既非朝 夕之间，其转变也绝非一厢情愿，更非一蹴而就。往往于社 会发生巨变的当口，于各种社会关系复杂而激荡之中，人们 头脑中固有的观念、认识才会与“旧我”痛苦地撕裂。但这 并非说，所有存活在人们脑海中的观念都会在时代的裹挟下 被改变。事实上，当我们比照时下与两千年前的中国社会， 某些属于观念结构内核的东西仍存活于当下。比如官本位、 重男轻女等。延安时期，在各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下，边区民 众的教育观念同样经历了一个与“旧我”撕裂的痛苦过程， 才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

具体讲，根本性改变体现在两方面：一是从认为教育是公家事而反对孩子上学，到认为教育是好事，自动送孩子上 学。另一方面，对于教育本身的认知、理解和态度发生较大 转变。比如初期竟然认为教育是坏事，后期认为教育是好 事；
原来认为教育就是背古书，如《百家姓》《三字经》《五 经》，后来认为教育厅的新教材很好；
最先以为打骂学生天 经地义，后来认为打骂学生是不对的等。笔者感兴趣的不单 单是这些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而是这一切变化背后的因由 及发生、发展的脉络。

转变的基础：宣传教育和“放大”教育本身的好处 1939年1月，时任边区政府主席的林伯渠在政府工作报 告中，准确概括了中央到达陕北之前，当地文化教育的落后 状况：边区是一块文化教育的荒地，知识分子若凤毛麟角， 识字者亦极稀少，在某些县如盐池一百人中识字者有两人， 再如华池等则两百人中仅有一人。平均起来，识字的只占全 县人口的百分之一。至于小学，全边区过去也仅有120个， 并且主要是富有者的子弟。整个边区的中学生也是屈指可数 的。社会教育简直是绝无仅有的事。[1] 如此落后的教育现状，再加之文化职能本就是现代政府 的职能之一，因此，自落脚陕北始，中共就对发展边区文教 事业给予高度重视。早在1937年，在《关于群众的文化教育建设草案》中，中共就在总结江西教育经验与教训的基础上， 指出党在边区的主要工作之一，就是要“把广大群众从文盲 中解放出来，普遍地进行普及教育，使每个边区人都有受教 育的机会。扫除一切教育上的垄断和畸形发展”[2]。

为确保实现这一目的，边区政府在财政极度窘迫的情况 下，仍然选择推行免费教育。“边区实行普遍的免费教育， 小学一律免收学费；
中等以上的学校，免收学膳、书箱等费 用，识字组、夜校、冬学，一律供给书籍，不取分文，这就 减轻了群众的负担，使广大的儿童、青年以及成年人，都得 享受教育的权利。因此，一般劳苦大众和他们的子女，都能 入学读书”[3]。

免费教育推行初期，虽说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却困难 重重。究其原因，主要有两方面：一方面受季节性劳动生产 的影响，一般而论，农忙时节，不论社会教育，还是学校教 育，因多数成年人甚至儿童都要参加田家劳动，导致入学人 数大受影响。但最重要的还在于群众对教育的落后认知和态 度引发的。在民众看来，教育是公家的事，孩子进了学校， 就成了公家的人。[4]一份档案资料中，教育厅的官员就曾 如此抱怨：存心不送子弟入学，甚至有个别极落后的群众， 宁愿供给别人子弟入学，而不送自己的子弟读书。[5]深入广泛宣传接受教育的好处，成为边区政府改变群众 教育观念的突破口。一份关于发展教育的资料有如下论述：
首先，我们必须对群众进行深入宣传解释工作，勿使群众了 解教育的好处而自动地送子弟入学。边区政府宣传教育的好 处的方法各地不一，总体来看，主要有以下几种。

1.干部以身作则，起模范作用，先动员干部子弟入学， 可以影响群众子弟念书。这是各地最为常用的宣传手段，而 且效果较为突出。志丹县一区五乡指导员边维幅首先把自已 的子弟送到学校，然后再动员旁人的孩子。群众在听了边维 幅的宣传，特别是看到他率先将孩子送到学校，便放下包袱 和顾虑，将自家孩子送到学校。

2.发动学生去各家庭宣传。1940年，志丹县全县扩大招 生的三分之二都是学生自己动员来的。[6] 3.教员直接下乡动员，向群众深入宣传、解释说服，但 计划应通过乡政府，取得乡级干部的同意和帮助。[7]环县 一乡教员杨志坚同志，新成立学校，天天挨家逐户去宣讲娃 娃要上学的道理，5天之内，动员学生24名，内有女学生6名。

边区教育厅肯定到：这个经验告诉我们，扩大学生是完全有 办法的，只要我们深入艰苦地去干，便会得到成绩。应该把 杨同志的例子，普遍传达到教员中去。[8]除此之外，组织会议讨论，利用群众大会宣传，借助群 众组织特别是青救会来推动，也是各地宣传的常用手段。持 续不断、方式多样的宣传，逐步销解了民众陈腐的教育观念， 有助于群众确立教育正面作用的观念。一份档案材料记录可 以证实宣传的功效。

三年来的宣传和努力教育的结果是群众对教育的认识 提高了。表现在群众口头上没有说受教育是不对的，都说“读 书是好事”“识不下字是睁眼瞎”。同时见识了《百家姓》 《三字经》《四书》《五经》的难懂和不易。“拿他们的旧 书来换我们的新教材了。他们也反对打骂学生等不良现象， 也允许送孩子来上学了，妇女来识字了”[9]。

虽然新的认识还不够牢固，甚至还有些“支离破碎”， 但民众的行为已经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从资料中可以看 出，他们并不清楚子女接受教育的真正意义，但已不反对子 女入学，甚至在“懵懂”中开始送子女入学。这一切对于群 众教育观念的根本改观，有着特殊的破冰之义。因为，只有 在受教育中感受到了好处，才有可能转变为一种自觉的行动， 从而固化已经萌生的新观念。

转变的根本原因：以群众需要施教，从教育成效中觉悟边区乡村教育的发展，颇为曲折。1937年边区政府成立， 即推行免费教育。经过深入的宣传教育，乡村教育进入大发 展阶段。

1939年起，受教条主义的影响，边区乡村教育开始进入 所谓的“正规化”阶段。遗憾的是这种“正规化”脱离了乡 村实际情况和民众生产对教育的需求，盲目追求乡村教育的 整齐化一和正规，消减了乡村教育自1937年来的大好发展势 头。直到1942年9月，《解放日报》刊文《小学教育中的巩 固学生问题》，在乡村教育中追求正规化的偏差始才受到重 视。这篇文章尽管还不像当年11月份召开的边区文教大会一 样，直指正规化的不当与失误，但却第一次对正规化提出了 质疑，提出要学以致用。只有在“致用”中，才能巩固生源。

经过11月份边区文教大会的“矫正”，1943年，坚持教 育与生产和生活结合，就成为边区乡村教育的一大亮点。回 归到更现实的基点上，就是群众要什么，学校就教什么。

学了要顶用，是民众对教育的最原始、朴素的期待。他 们希望办的学校，要学用得着的东西，能应门户的手边字、 写信、记账、开各种便条，写契约合同，以及写对联等；
要 学一个字顶一个字，做到能认，能写，会讲，会用。[10]“要 学了顶用，学一个顶一个”“多识字，少唱游，不要学了只会抄会唱”。[11] 满足群众的需求，各学校调整了教学内容，延安市第一 完小革新了教学内容。该校实行四年级以上学生添教记账法、 写信、写路条、写契约、学珠算、练习写字。今年除采用教 育厅出版的新课本外，又计划自编以边区为内容的自然和地 理的综合补充教材和边区历史。音乐着重教综合的秧歌剧。

[12]杨家湾村的北郊乡小学，国语课中的联句，是教学生使 用已经学会的生字，并帮助进行常识教育。[13] 以现代教育学的理论审视，这种功利性极强的教育，并 非完全适当。但在当时的情形下，乡村教育与生产和生活的 结合，不仅是对乡村教育固有观念的“突围”，也是引发民 众教育观念改变的根本动力。

延安市的群众感叹道：“儿女念书灵活了，又识字，又 能生产，因之对学校表示爱护。”[14]华池一学生的父亲， 就到处夸耀说：“我的儿子现在会打算盘了！”[15]前商会 会长刘俊德说：“我小子官佑入完小三年……识字、会算、 会记账、会开条子，我不在的时候，也能看店做买卖。”[16] 关中分区以前学生曾需要动员，现在却能自动入学，二师学 生入学，还经过考试，各县校舍都容纳不了群众送来的新生。

[17]新观念的生成：教育做人处事，满足道德期许，支持教 育成风尚。对于孩子的成长，乡村民众当然不会如知识分子 阶层一样，有着丰富多样的设想，但这并不意味着对子女的 成长他们没有为人父母的本能期待。这种期待在知识方面尽 管要求较低，多局限于写信、开路条、写对联等农村最起码 的文化需求。但在道德层面的期待，或者说在子女如何做人 上，却有异常清晰、具体的指向。比如尊敬长辈，接人待物 要和善，要如同父辈一样勤劳善良等。用老百姓的话来讲， 就是“要教娃娃懂道理、懂规矩”[18]“教学生孝顺父母， 回家帮助做事，尊敬老人。”[19]“还要教娃娃懂道理，敬 老人，爱劳动”。[20] 学了顶事、有用的实用主义观念，固然可以从根本上改 变民众教育观念、态度，但认识到这一点还不完全。乡村教 育必须与民众对于子女“做人”的设想相“契合”，才能真 正赢得民众发自内心的支持。事实上，很多民众抵触子女上 学，并非完全因为学校教授的东西与生产生活相脱节，而在 于许多孩子上学后，变得轻视劳动，爱顶撞父母。“过去边 区小学教育……完小毕业后，即有轻视劳动，不愿务农的心 量。女生进了完小就有家庭不和，闹离婚等现象。”[21]这 在乡村这片相对封闭的土壤上，民众一方面无法接受；
另一 方面都不约而同地把“叛逆”统统归罪于无辜的教育。农民对于子女做人方面的道德期许，基本根源于中华传 统道德的最低准绳，这一点却与中共所倡导的公民道德观不 期而遇。因此，中共主导下的边区乡村教育，从一开始，就 对于学生道德修为的提升格外重视。1942年9月，《解放日 报》就曾在一篇文章中论述道：我们主张学生活泼自由，同 时我们就要教学生懂得尊敬长辈，在长辈面前要有一定礼 貌；
我们要学生养成清洁卫生的习惯，就要他认真能自己动 手打扫院落，而反对那种自命清洁，到处挑剔，却从也不肯 拿起扫笆的人；
我们要学生努力读书，同时我们要提倡‘假 期回家，更好地帮助父兄做工’，对于某些落后的思想和习 惯（迷信、早婚等），我们要明确地告诉学生以正确的道路， 告诉他们应该用道理去说服别人，而不该对于不明白的人采 取谩骂的态度。[22] 当然，对于道德素养的重视是一回事，而在教育实践中， 培养和提升孩子们的道德素养则是另外一回事。边区乡村教 育又是如何培养孩子们的道德素质的？ 对于劳动素质的关切与培养，边区乡村教育最重要的有 两个方面：一是从教学内容中消除轻视劳动的落后意识，同 时渗透劳动光荣意识。杨家湾小学教学生“布衣暖，黄米香， 劳动日月强”“地分上下中，劳动也不同，人要勤来地不懒，谷米满屯好收成”[23]；
另一方面，在课程设置中，尽量开 设农业课，使学生学到更多的农业知识和纺线、喂猪、修理 等生活技能。此外，还调整了放假制度，削减寒暑假，放农 忙假期，促使学生在经常性的劳动中培养劳动习惯。

孝敬父母、敬老爱幼，帮助家庭，是各校的校规之一。

[24]绥德的小学“教学生和家庭搞好关系，帮助男女老幼和 睦团结，建立模范家庭”，深得群众的拥护。[25]延安市第 一完小在训导上培养学生有礼貌、孝敬父母，帮助家庭生产。

延安市的小学生回到家，不和家庭对立，女的能纺线线，并 且会讲出一套道理，使家长非常高兴。现在学生有了礼节， 家庭看到这样，就愿意自动送来入学。[26]经过长期和系统 的教育，懂礼节，孝敬父母，热爱劳动逐渐内化为孩子们的 品格，成为他们的行为习惯，并构成了孩子们道德素质中的 内核。当乡村民众看到孩子在接受教育之后，表现出完全不 同于过去旧式教育下的行为方式，孩子们并不轻视劳动，也 不与家庭搞对立，凡此种种，家长自然非常满意。对于教育 意义，他们的脑海中渐渐确立起最朴素的认识，即教育不但 顶事管用，而且教育对孩子的成长是必要的。有了这样的观 念上的转变，更多的人打消了顾虑，积极送孩子上学。

改变落后的民众教育意识成为边区政府的重要使命之 一。边区政府在广泛宣传的基础上，以群众对教育的需要和 期待为导向，努力塑造新人，让群众看到教育功能的不可替代价值，随着落后教育观念的瓦解，催生出新的教育观念。

当然，还应当清醒地看到，陕北乡村民众的落后教育意识， 并没有完全随着急风暴雨式的陕甘苏区革命而彻底得到改 变，依然在强大惯性的支配下，延续到边区政府成立之后， 才有了彻底的改观。

史镜昭昭，当下教育需反思 在民众教育走过的历程中，考查这一段在今天看来近乎 是不可能发生的历史，感触良多。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教育 得到长足发展，可教育与市场和社会的需求脱节严重，由此 带来的新一轮的观念更新，显得更加迫切。一方面高校大学 生无法充分就业；
另一方面市场和社会需要的技术型和创造 型人才，高校亦无法满足。边区乡村教育的这面镜子，清晰 地照出了当下教育的误区，即单纯追求“形式化”，而不以 市场需求、社会需要为导向，无疑在重蹈覆辙。培养实用型 人材或许才是当下教育的当务之急。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体制的变迁，政府对社会控制 力在减弱，民众的价值观日益多元化，社会凝聚力在下降。

在同样是教育人、塑造人的这个问题上，以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统摄各类观念与意识刻不容缓。陕甘宁边区乡村民众教 育观念嬗变的史实，无声地发出了警示：在构建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的进程中，政府既不能操之过急，简单粗暴，也不 能放任自流，应当创设环境，巧妙发力，使人们在急速变动 的社会中，内在地体察到核心价值观的时代价值，进而认同并接受它，在规范和引导自己的行为中树立其核心地位。

参考文献：
[1]《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一辑），档案出 版社，1986版，第142页。

[2]《陕甘宁边区教育资料社会教育部分》（上），教 育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页。

[3]《陕甘宁边区教育资料小学教育部分》（上），教 育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9页。

[4]《陕甘宁边区教育资料小学教育部分》（上），教 育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46页。

[5]《陕甘宁边区教育资料小学教育部分》（上），教 育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3页。

[6]《陕甘宁边区教育资料小学教育部分》（上），教 育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91页。

[7]《陕甘宁边区教育资料小学教育部分》（上），教 育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54页。

[8]《陕甘宁边区教育资料小学教育部分》（上），教 育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5页。

[9]《陕甘宁边区教育资料小学教育部分》（上），教 育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71页。

[10]《陕甘宁边区教育资料小学教育部分》（上），教 育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70页。

[11]《陕甘宁边区教育资料小学教育部分》（上），教育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02页。

[12]《陕甘宁边区教育资料小学教育部分》（上），教 育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66页。

[13]《陕甘宁边区教育资料小学教育部分》（上），教 育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72页。

[14]《学校与实际密切结合延市完小面貌一新》，《解 放日报》，1944年3月21日，第二版。

[15]《陕甘宁边区教育资料小学教育部分》（上），教 育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46页。

[16]《陕甘宁边区教育资料小学教育部分》（上），教 育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43页。

[17]《纪念生活教育运动第十七周年》，《解放日报》， 1944年3月24日，第二版。

[18]《陕甘宁边区教育资料小学教育部分》（上），教 育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70页。

[19]《陕甘宁边区教育资料小学教育部分》（上），教 育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52页。

[20]《陕甘宁边区教育资料小学教育部分》（上），教 育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03页。

[21]《陕甘宁边区教育资料小学教育部分》（上），教 育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54页。

[22]《小学教育中巩固学生的问题》，《解放日报》， 1942年9月3日，第一版。[23]《陕甘宁边区教育资料小学教育部分》（下），教 育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06页。

[24]《陕甘宁边区教育资料小学教育部分》（下），教 育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08页。

[25]《陕甘宁边区教育资料小学教育部分》（下），教 育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45页。

[26]《陕甘宁边区教育资料小学教育部分》（下），教 育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4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