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介入高职教育的逻辑耦合及相关制度供给|资本逻辑

资本介入高职教育的逻辑耦合及相关制度供给

首先，资本自我增殖的逻辑实现要以人的劳动能力扩张 为前提。对于资本而言，其基本的价值逻辑是要通过直接或 间接的参与财富的生产过程实现自我增殖的最大化，价值规 律、资源配置的手段、经营管理和竞争的法则、利益分配的 规则等是其实现目标的工具逻辑。但财富的增殖是通过人的 劳动实现的，技术进步和生产过程本身都是人劳动本质力量 的外化。因此，资本自我增殖的逻辑实现要以发展人的潜能、 扩张人的劳动能力为前提，这内在地要求通过教育特别是职 业教育开发人的学习能力、实践能力和行动的意志力，使劳 动者能更高效地使用资本所提供的生产工具。就具体的行业 和企业而言，基于特殊的岗位要求，其对高职教育培养出来 的人才往往有能力开发方面的具体需要，从而产生介入高职 教育产品生产过程的内在冲动，由此强化人才培养的针对性， 降低员工入职之后的二次培养成本，实现效益的最大化。其次，高职教育的本质要求资本的介入。高职教育本质 上是要开发劳动者的“人的自然力”，在使劳动者“通过创 造更多的经济价值提高了自身价值”［2］的同时，为国家 经济建设提供“高素质技能型”人才，属于社会公共产品提 供的范畴。它直接针对产业发展需要开展教学，与企业竞争 力提升紧密联系，其教育产出具有强烈的相对于行业企业的 外部性。根据教育成本分担理论，高职教育的投入主体不应 限于政府和受教育者个体，企业作为高职教育的主要利益相 关者应分担教育成本，实现投入主体多元化。具体来说，随 着产业结构的转型和职业流动性的增强，政府无法靠一己之 力满足社会具体、多样且不断变化的人才需求。由政府包办 供给，可能会出现效率低下、缺乏针对性、难以根据企业行 业需要及时应变调整供给结构等问题。我们可以从供给导向 转向需求导向，允许市场主体参与高职教育办学，让市场在 高职教育的资源配置上发挥更重要作用。这不意味着责任的 转嫁，“政府应当积极发挥主导作用，承担起统筹规划、合 理布局、制定措施、保障投入、健全法制等方面的职责”［3］。

第三，经济新常态下高职教育的快速健康发展需要资本 的介入。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劳动密集型加工经济的 人口红利难以为继，必须进行产业转型，攀爬产业链和价值 链的顶端。这要求高职教育超常规快速发展，“培养数以亿 计的高素质劳动者和技术技能人才”［4］，助力产业结构 转型升级，适应“增速换挡、结构升级和创新驱动”［5］的经济新常态。

但在新常态下，政府财力的增幅开始回落，这必然会影 响政府财政在高职教育中的投入规模。因此，经济新常态下 的高职教育因应产业升级需要的规模扩张，完全由政府进行 投入既不现实也不科学，理应拓宽投资渠道，调动社会各方 面资本投入的积极性，给民间资本提供投资的渠道，实现高 职教育超常规发展和资本增值的共赢。

（二）资本介入高职教育的表现形态 资本既是高职教育产品的直接需求者，又可以介入高职 教育产品的生产过程，以高职教育产品供给的主体面貌出现。

具体采取何种介入的方式，源于资本本身多样的需求定位。

首先，许多中小企业有技术开发和创新的需要，但却受资金、 人才储备和设备条件等方面的限制，而高职院校有相应的人 才储备，但缺少生产一线创新的敏感性。二者可以就一些具 体的创新项目开展技术开发的合作，推动技术进步、流程改 造和产品的升级，从而获取更多的经济和社会效益。其次， 行业企业与高职院校之间可以通过建构常态化沟通平台，使 行业企业对人才培养的需要及变化状况及时准确地传导到 职业教育体系中去，通过所需人才的精准化培养，增强高职 院校人才培养的针对性，降低企业员工培训和使用成本。第 三，资本通过订单培养、合作办学、参与政府高职教育公共 服务的市场购买行动、独立办学等多种形式直接投入资源， 参与高职教育人才培养的过程，不仅以需求侧还以产品供给方的面貌出现。第四，资本方在政府协调下，承担自身的社 会责任，在实习实训、教师专业化素质提升等方面为高职院 校提供相应的办学资源。

二、资本逻辑与高职教育本质间可能的紧张关系 在市场经济时代，高职教育本身服务于资本的增殖，同 时又由于高职自身本质和发展的必然，二者间的逻辑耦合有 着内在需要和可能。但资本本身自我增殖最大化的基本逻辑 又与高职教育的本质目的之间不可避免地产生某种紧张关 系。

(一)高职教育的本质及其应然产出 推进教育与劳动的结合、实现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是高 职教育的本质属性，具有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的复合特性。

其“目标定位不拘泥于技术技能的传递，而是凝聚在人本身 的内在价值实现之上”。［6］通过提升受教育者技术化生 存的整体素养，为其在特定时空境域下的自由和全面发展奠 定基础。

就其产出而言，高职教育的人才培养具有明晰的职业导 向特点，但就业市场本身是多层次的，随着工业4.0 时代的 到来，我国制造业逐步摆脱数量扩张的发展路径依赖，依靠 创新驱动，就业市场对技术、知识、能力的复合性要求越来 越高。

这要求高职教育的人才培养不能片面迎合市场当前的 需求，要有其自身独特的价值取向和发展逻辑，以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为本位，针对不同人的个性特点及其可持续发展 的需要开展教育，让学生认识自己、发掘潜能，明确职业发 展的方向，培养职业发展的整体素质，在职业中体现人的价 值。在培养内容的操作层面，服务但不依附于市场，与市场 之间保持适当的张力，具备一定的前瞻性、超越性和引领性， 注重综合素质的培养，夯实学生技能背后的知识基础，塑造 学生自我提升和可持续发展的品质，从而具备较强的学习能 力、创新能力、知识迁移和岗位适应能力，更好地适应技术 的进步和产业的升级。

（二）资本逻辑对高职教育本质的多重遮蔽可能 资本介入高职教育具有价值的双面性，在高职教育社会 属性和经济属性的交集地带，价值规律、竞争法则、经管规 则等资本实现其增殖目标的工具性逻辑有助于高职教育资 源配置的科学合理，但若放任资本最大化自我增殖的基本逻 辑发挥作用，资本逐利的短期行为冲动可能会遮蔽高职教育 推进教育与劳动结合、实现人的解放和自由全面发展的本质。

具体来说，若不加以必要的约束和控制，资本出于短期 利益获取的冲动和成本控制的需要，可能会在下列几个方面 扭曲高职教育的人才培养实践：
首先，重技术、轻文化。对于高职学生来说，文化教育 的内容包括人文素养基础课程、技术文化和伦理教育、职业 基础知识、具体专业的文化背景教育、职业价值、职业精神 和职业态度教育等，从而提升学生的整体文化品位、塑造完整职业人格。但资本出于成本控制的需要，往往会在人才培 养时将技术和文化割裂开来，片面强调技术能力培养，忽略 对相应技术及其发展的文化背景的学习。这样可能会培养出 一些有知识、有技术但缺少文化品位、存在人格缺陷的“单 面人”。

其次，重操作、轻理论。高职教育不能停留在操作性技 能培训的层面，合格的毕业生要有能力将理论针对具体的操 作需要进行演绎和重新语境化，从而有针对性地应用于实践， 有效处理工作现场各种不同表现形态的具体技术问题。但资 本基于当下效率提升和短期利益的需要，可能会倾向于把人 当作一种工具性的存在，将不同的岗位固化，将劳动者作为 机器的附属品加以使用，通过越来越细化的专业分工最大化 地发掘人的局部潜能，从而在资本的不断扩张中抑制人全面 发展的可能。

第三，重当下、轻未来。这与“重操作、轻理论”实质 上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资本在介入高职教育之后，若无 相关机制加以限制，出于培养效率的需要，可能会在专业设 置和人才培养的具体内容上片面迎合就业市场当下的热门 需求，热衷短平快的能力培养方案，忽略未来需求变化的风 险。而且，对资本而言，自然希望其投入后的相应产出具有 针对自身需要的更强专用性，防止其他没有进行投入的企业 搭便车。因此，能力和岗位的可迁移性强不一定符合资本短 期利益的需要。高职教育的相关院校要注意这种风险，不能被动适应当前经济结构下的需求，要在充分调研、了解真实 需求的基础上，辨别当下需求结构的合理性，对需求的发展 趋势有科学的预测，在人才培养上兼具适应性与超越性，具 备前瞻性和引导性。通过与一些有产业升级需求企业的紧密 协作，通过供给结构的调整带动需求侧的改革发展，为受教 育者的自由和全面发展、为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做出贡献。

第四，重效率、轻公平。高职教育作为社会公共产品的 提供者，承担着提升全体劳动者职业素质的社会责任。要帮 助社会弱势群体通过接受相应教育提升创造财富的能力，从 而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但资本的基本逻辑有强调效率至上、 功利主义乃至工具主义的强烈冲动，可能会在培养内容上减 少基本课时，降低培养质量，在培养成本的分担上，尽可能 扩大受教育者本人和政府分担的比例，在培养对象选择上， 较少考虑最需要获得接受良好职业教育机会的社会弱势群 体利益。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认为，资本与高职教育之间， 勾连是趋势、紧张与遮蔽是当前发展中的现象、平衡是要达 致的目的。我们可以从制度供给入手，探索二者间达成平衡 的路径。

三、资本与高职教育：基于制度供给的平衡路径 产业升级对人才全面素质的要求与高职教育的本质要 求是一致的，关键在于建构并严格执行相关制度和机制来约 束企业行为，促使其及早适应产业体系环境的转型。要针对高职教育发展中的实际问题进行相关制度供给，并在实践应 用中检验、调整，这本身就是一个动态的教育治理过程。在 政府的主导下，各方主体参与建立长效发展机制，实现契约 治理，符合高职教育依法治理的发展要求。

制度不是价值中立的自然法则，它由各利益主体在博弈 的过程中确立，内在地蕴含着特定社会的价值理念。就高职 教育而言，制度的供给，需要有价值合理性的在先约束，从 而保证制度供给不偏离其消解资本负面效应的基本方向。首 先，制度供给本身体现了法治的价值，要求相关主体均要确 立规则意识，自觉遵守制度。其次，制度供给要体现科学的 价值规范，有科学的制定、执行、评估和终结的程序性规定， 以减少供给的随意性。第三，制度供给要体现民主的价值。

制度建构涉及到多方主体利益的调整，应当保障其充分参与 的权利。第四，制度供给要体现公平正义的价值。高职教育 不是精英教育，承担着帮助劳动者适应现代社会要求、提升 劳动能力的社会责任。对于社会弱势群体来说，接受高职教 育是其在社会阶层中向上流动的重要途径。第五，制度供给 要聚焦于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为人的解放服务。

具体来说，我们可以从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面去建 构平衡资本逻辑与高职教育的制度体系。

（一）宏观制度供给层面 宏观制度是指那些具有普遍适应性、系统性、协同性的 顶层设计，为资本对高职教育的介入明确总的方向。这类制度供给聚焦于资本介入高职教育的合法性确立、资本取得回 报的可能、多元办学主体的关系定位、管理主体确定、办学 标准、办学类型和办学层次的界定等方面。既包括增量的制 度供给，也包括根据实践的新发展对相关存量制度进行审查， 清理歧视性的或不合时宜的内容。

在形式方面，高职教育的宏观制度供给首先以政策的面 貌出现，然后通过相关的立法行为，将政策成果以法律的形 式固定下来。2002 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 进法》、2004 年国务院出台的《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 都综合体现了之前相关的政策内容。但立法并不是制度供给 的终点，针对实践中的新情况，职能部门需要及时应对，在 法律的框架内出台新的政策。若有必要，按照一定的程序对 法律本身进行修订，从而保证相关的制度供给能够与时俱进。

（二）中观机制建设的制度供给方面 改革开放后，我国先后颁布了近百部保障和促进高职教 育发展的政策文件，其中不少涉及到明确资本介入高职教育 的合法性、规范其介入行为等。但由于政策的操作性及科学 性而导致其与当前高职教育发展的现实不适应［7］，导致 其预期功能并未都能得到有效发挥，需要制定和执行具体的 配套机制。

资本介入高职教育存在投入周期长、回报相对较慢、相 关制度不健全、政策环境具有不确定性等问题。同时，高职 教育本身公共产品供给的特点决定了其产出具有很强的外部性和迁移性，企业以追求利润为目的，讲求投资效率，易 产生搭便车心理，不愿投入，需要能够刺激他们投入的长效 机制。1996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规定要吸引 企业参与职业教育投入，但缺乏具体可操作性的细则。2002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指出“民办教育事业 属于公益性事业”，但公益性事业不代表不能营利，具体活 动的营利与否不是其公益性本质的决定因素。2014 年11 月 颁布的《国务院关于创新重点领域投融资机制鼓励社会投资 的指导意见》则对这个问题有了更具有操作性的具体规定: “鼓励社会资本加大社会事业投资力度。通过独资、合资、 合作、联营、租赁等途径，采取特许经营、公建民营、民办 公助等方式，鼓励社会资本参与教育、医疗、养老、体育健 身、文化设施建设。……各级政府逐步扩大教育、医疗、养 老、体育健身、文化等政府购买服务范围，各类经营主体平 等参与。……营利性民办学校收费实行自主定价，非营利性 民办学校收费政策由地方政府按照市场化方向根据当地实 际情况确定。” 在遏制资本介入高职教育后的短期行为冲动方面，要制 定更具体的规则，避免对既有制度的片面理解。《关于以就 业为导向，深化高职教育改革的若干意见》中指出：“毕业 生的就业状况将作为检验学校办学水平的核心指标。”在这 里强调应用型人才培养的方向是对的，但在实践中出现片面 注重就业率的提升而忽视就业质量的问题，反映在教学中就是片面注重技能训练，育人功能出现偏差。因此，要细化相 关的考核细则，通过对毕业生开展初次就业薪资状况调查、 5 年就业跟踪调查等考核毕业生培养质量。

除此之外，各省份可以根据本地的具体情况，在招生管 理、办学形式、人才管理等方面依据中央精神大胆改革创新， 探索建立适合本省实际的资本与高职教育协同发展体系。

（三）微观模式建构的制度供给层面 主要是指各个微观办学主体具体的教育治理模式建构， 建构办学资源与要素的有效供给体系。《关于加快发展现代 职业教育的决定》提出要鼓励多元主体组建职业教育集团。

教育部在《关于深入推进职业教育集团化办学的意见》中进 一步明确：“支持行业部门、中央企业和行业龙头企业、职 业院校，围绕行业人才需求，牵头组建行业性职业教育集 团。”但具体的治理模式和规则体系尚不够完善。微观模式 建构的制度供给要求建构资本、政府、学校三方合作的组织 架构、行动规则、权利义务、培养方案、分利机制、争议解 决条款等具体的治理模式，从而明确投入主体各方责权利， 促进利益诉求表达的规范化，遏制资本的自利倾向和机会主 义的短期行为冲动，形成以市场机制为基础、以法律为行为 准则的利益共同体。

具体来说，在校企合作的模式方面，应在校企合作的相 关制度框架下，相关主体根据实际采取多样化的合作模式， 如订单培养、行业协会参与、共建二级学院、研发项目合作等，明确董事会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在专业设置、学科建 设、课程体系开发、教学内容建设等方面，根据高职教育的 本质设计科学合理的人才培养方案，构建并严格执行教学质 量评估体系、教学过程管控体系、教学质量保障机制，优化 资源配置。在校外实训、顶岗实习、毕业设计等方面，根据 职业教育的规律，从学生职业能力发展的长远出发科学设计 并严格执行过程管理机制。《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 划纲要（2010-2020 年）》指出“依法管理民办教育”“加 强对民办教育的评估”，但如何评估、主体为谁、评估标准、 评估公正性的保障、评估的后续整改行为保障等，都需要进 一步明确。各地教育行政管理部门作为微观办学主体的管理 者，有责任发挥主导作用，建立并运行高职教育教学质量的 评估和管控机制。

参考文献：
［1］李维安. 资源依赖理论的比较分析［J］. 外国经 济与管理，2015，（2）：20-24. ［2］习近平. 之江新语［M］.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2007：198. ［3］陈玺名. 职业教育校企合作中的计划与市场［J］. 现代教育管理，2015，（1）：109-113. ［4］习近平就加快发展职业教育作出的指示［N］. 人 民日报，2014-06-24（1）. ［5］独家图解：鲁昕部长谈职业教育新常态［EB/OL］.［2014- 08- 25］. 中国现代职业教育网：http：
//www.siit.cn/s/1/t/7/64/de/info25822.htm. ［6］赵文平. 文化取向的现代职业教育价值选择［J］. 现代教育管理，2016，（1）：102-106. ［7］蒋春洋. 国际视野下的中、高等职业教育衔接：
模式、特征与启示［J］. 现代教育管理，2014，（4）：1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