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师译学馆英语教育论述]京师图文馆

京师译学馆英语教育论述

二、中西并举此一家，英语教育重衔接 按照前文所提《奏定译学馆章程》的规定，京师译学馆 以五年为一学制，课程设置分为三大类，即外语、专门学科和普通学科。其中，外语包括英语、日语、德语、法语、俄 语，每名学生只能任选一门外语作为专业学习。由于英语的 应用范围最广，且与清廷打交道的主要是英语国家，因此选 择英语作为专修的学生是最多的。中西并举是京师译学馆英 语教育的一大指导思想，这也是译学馆与其他教授英语课程、 专注西学的学校的一大不同之处。学生在学习英语之外，还 要学习一定课时的《古文渊鉴》、《历代文章名家流派》、 《历代名臣奏议》、《二十四史》、《西洋历史》、《日本 历史》等文史课程。英语课与国文课在课程设置与管理当中 居于同等重要的地位，两类课程的成绩对于学生毕业时的影 响也是同等的。例如1910年的一次毕业考试，英语专业的应 届毕业生陆鸿逵的各门功课平均分接近85分，而京师译学馆 规定的最优等毕业生的平均分只要达到80分以上即可，但是 陆鸿逵的国文课成绩还不到70分，译学馆经研究决定，取消 他的最优等评级，降为优等。注重英语教育与其他专业教育 的融合、衔接是京师译学馆英语教育的另一大特色。不少专 业课程在三年级甚至二年级之后即用英语教学，而负责用英 语讲授专业课的教师一般都是在各个专业领域多有建树的 外教。例如在当时英国法学界名气很大的哈尔博士，就曾受 聘于京师译学馆数年，专门为英语专业三年级以上的学生讲 授西方法律。在这种有意为之的教育教学模式中，学生自然 而然具有了一种被不断强化的自觉意识，即以熟练的英语为 工具全面掌握源自西方教育的法学、政治学、外交学等知识，紧跟相关专业的国际学术发展步伐。甲级英语专业学生钱文 选还未毕业，就在京师译学馆独自用英语完成了《中英公牍 辑要》的编撰。1907年，经京师译学馆多位外教的校阅，此 书正式出版发行，并于出版发行三年后成为学部确定的高等 教育教材。诸如此类的学研、教研成就在京师译学馆还涌现 了很多，其中一大原因就在于以英语教授专业课的课程设置 为广大师生创造了教学相长、教研互动的良好环境和条件。

三、中外教员齐努力，桃李芬芳满中华 在京师译学馆140余位教职员工中，外籍教员有近50人， 其中负责英语教授的外教有来自英国的何福爱、巴克斯等， 有来自美国的傅玉珂、安德森等[3]89。负责英语教授的中 国教员有谢天保、欧阳祺、林葆恒、王建极等十余人。通常 情况下，一年级和二年级的英语课由中国教员承担，外教只 负责三年级及以上的英语课，尤其是用英语讲授的专业课。

京师译学馆校友陈诒先曾回忆道：三年级以后使用的英语教 材包括1762年出版的《威克菲尔德牧师传》、1711年出版的 《旁观者》、1814年出版的《艾凡赫》等。这些都是早期英 国文学的经典之作。陈诒先的这段回忆还说明，京师译学馆 的英语教育已经突破了全国英语教育以英语语言文字为重 点的局面，着重在基础性的语言文字训练之上开展英国文学 教育。尽管以今天的英国文学课程标准来看，当时京师译学 馆的相关课程设置显得并不是那么专业，但足以给英语教学 扮演辅助性角色。拥有在全国领先的英语师资队伍和课程管理，京师译学馆培养出来的英语专业学生也具有极高的素养。

陈初编辑的校友录显示，从京师译学馆英语专业毕业的学生 有160余位，而且在西学浪潮一波高过一波的社会环境下， 不少王公贵胄、书香子弟即是这160余位中人。例如两江总 督张任俊的儿子张允亮、军机大臣瞿鸿�S的儿子瞿宣颖、 著名教育家蔡元培的亲侄蔡学琦等皆是毕业于京师译学馆 英语专业的高才生。曾短期执教过京师译学馆的蔡元培在学 馆停办二十周年之际，欣然为纪念活动题词“：译学馆历时 未久，学生人数亦不多，然教学之精湛、学生之高才，堪称 中华教育之翘楚；
毕业学生或继续深造，成知名学者，或服 务社会，业绩斐然，或专注译学，译著等身。”[4]183蔡元 培所言的京师译学馆的高才生们大多活跃于清末民初的政 治、经济、外交、司法、教育、翻译等各个领域，为中国的 近代化进程发挥过应有的作用。他们中有曾任北洋政府驻美 国旧金山领事的钱文选、民国时北京城著名法律专家林行规、 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资深外交官田树藩、近代著名化学史专 家王进、民国政坛活跃人物陶履谦、近代著名翻译家瞿宣颖 等，可谓桃李芬芳、名满中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