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司法，便利了谁] 互联网司法

互联网司法，便利了谁

推进互联网司法，必须对本轮司法改革之前，过去十余年法院信息化 的成果予以评估。经过不断的努力，整个法院系统已经构架起信息化体系，硬件 水平不断提高，信息化对于提升办案水平亦有很大帮助，法院对于信息化的期待 与认识不断深化。但整体而言，评估还需检测效果，最终无法回避法院信息化的 三大终极目标上，即：司法是不是更加公正，法官是不是能够更好减负，人民群 众行使诉权是不是更加便利。

法院信息化检视 必须承认，过去多年的法院信息化并未达成这样的目标。

以公正司法而言，在启动此轮司法改革之前，人们对于司法公正问题 的批评已成共识(在本轮司法改革中借助互联网推进的司法公开就赢得了很高的 支持率)。而随着法院总体收案量的持续增长，法院信息化并未成为法官减负的 良药，法官不仅要面对案件审判的压力，还得完成“信息化”带来的任务。对于人 民群众而言，尽管采用了部分便利办理诉讼业务的网上程序，但作为诉讼最核心 的利益相关方，人民群众在诉讼过程中本应处于核心地位，却因为大众与司法两 套语言体系，知悉度严重缺乏，导致对司法的安全感与信赖度无法提升。

其原因在于，过往法院信息化以IT技术构架展开，更多考虑审判流程 设计与案件管理，在回应三大目标上缺少手段与目标的匹配。

司法公正遭受质疑，固然有种种复杂成因，但从信息化角度，亦有迹 可循。无论是裁量权的约束，还是法官与律师的关系，抑或是案外因素的影响， 现有法院信息化体系无能为力。司法公开的理念提升了公众对于司法公正的信心。

但裁判文书作为结果公开仍是阶段性成果，套用时髦的互联网用语，这算是司法 公开1.0(结果发布)，更重要的是过程公开，或者说每一个个案具备全过程公开的 可能性(鉴于隐私保护等需要，并非一定要真正公开)，并随时接受公众或相关机 构的审视，达到司法公开2.0(过程公开)。法官减负角度，一方面，法院收案量持续增长与法官审理不可能大幅 增加构成矛盾的两面，现有法院信息化体系在促成制度预期、推动纠纷于司法前 端解决，无所作为。另一方面，法官办案系统上线后，原来案件审理之外，还要 留出足够时间完成系统强制性工作流程，法院信息化没有减少法官负担，却真实 地增加了法官的工作量。

就司法便民而言，庞杂的法律体系给普通当事人带来信息不对称;当 事人需要支付高额律师费，造成经济上的压力;在举证责任分配上，缺乏法律知 识的当事人被配置严苛的举证责任，现有法院信息化体系对这些问题无力回答。

以上种种，构成互联网司法构造的背景。

何为互联网司法 置于今日互联网突飞猛进发展之下，互联网司法至少包含两个角度：
生产力环节，以电子商务为例，生产者、生产工具、生产对象与工业时代完全不 同，规则不断变革，互联网领域越来越多新问题的裁判，给司法带来挑战，本文 不展开讨论。生产关系环节，电子商务与互联网的发展，非面对面交易使得商业 交易突破空间、地域壁垒，成为全国统一市场，但包括区域管辖、证据体系在内 司法的基本假设，仍以1979年民刑两大诉讼法确立的框架展开。

在现有司法体系中，从诉调对接到立案登记，从诉讼风险提示到诉讼 材料接转，从诉讼费用缴纳到财产保全，从案件流程管理到案卷移交，从案件的 审理到财产的执行，从受案数量上来说基数庞大，从地域上来看跨区域诉讼逐步 增多，从财产执行来看类型繁多隐蔽难查，从案件审判来看办案质量各地各层级 法院仍有差距。司法面对日益增多的跨区域诉讼，传统的司法审判耗费当事人大 量的时间成本和经济成本，从制度上与司法便民形成冲突。老体系面对新场景， 变革不言而喻。

对于这些问题，有共识的是，必须依靠互联网技术与大数据支撑才能 解决。但这个过程中有依靠互联网进行司法与互联网司法的分野，前者仅依靠互 联网技术来改造这些环节，本质上仍然是以法院、以案件为中心，完成案件的流 程再造。某种意义上，过去的法院信息化，正是依靠互联网的司法，即利用互联 网完成某些司法中的流程、工作。

真正的互联网司法应当以用户(当事人)为中心，一旦用户(当事人)产生诉讼需求，便可以在线完成任一环节需求。司法决策层一再倡导的“枫桥经验”， 其生命力在于矛盾纠纷的就地化解，在互联网时代，“就地”就是“在线”，互联网 上的“枫桥经验”就是司法面向任一在线的用户，使其在互联网上便捷完成司法诉 讼。在此需求下，诉讼制度的变革、司法政策的形成均以用户(当事人)便捷、法 官减负、司法公正为面向，用户(当事人)成为司法大数据的采集者(而非法官)。

大数据成为互联网司法的关键因素。某种意义上，没有大数据也就没 有互联网司法。但对于何为大数据，解读五花八门。有人提出，千万级别的公开 裁判文书是大数据。甚至还有律师事务所负责人，声称对全所几十个律师、几千 件办理的案件做大数据分析。在我看来，这都不是大数据。道理很简单，数据量 再大，能大得过国家统计局吗顶多算是大样本的数据。

大数据有各种各样的定义，以我之见，最本质的一点，大数据是当事 人真实行为或意思表示的持续数据记录。它只能来源于当事人的真实行为或意思 表示，而不是想象。道理很简单，觉得灾区人民可怜是一回事，真的捐助又是一 回事，后者才是真实行为。数据还必须要持续记录，单点的、偶发的数据没有意 义。

在过去法院的信息化系统中，数据都由法官或者书记员录入，当事人 法庭辩论说了一个小时，但法官可能抽象成几句话，这样的数据显然不能代表当 事人。也因此，只有不同主体(当事人、律师、鉴定机构、法官等)自己的行为或 者意思表示持续不断被记录下来，才可能反映出一个真实、全面的司法过程;只 有能够容纳不同主体持续不断自主采集数据的信息化构架，才称得上互联网司法。

互联网司法展开：回归人本身 撇开政治职能，对国家治理而言，司法的本质是定分止争。治理纷繁 芜杂，但本质无非有二：对人的管理与对物的管控。对于前者，中国自有封建王 朝以来，就建立了严密的户籍制度;对物的管控最典型的莫过于禁限售物品的管 理。争议、纠纷及于物，但最终只能由人产生。

司法要定分止争就必须回应人的需求，而非案件的管理。这与互联网 司法的理念不谋而合。再进一步，争议由人(当事人)产生，案件由人(当事人、律 师)驱动，审判由人(法官)完成，法院信息化三大目标的共同点，都是为了解决人 的需求。司法公正为了人，法官减负为了人，便利群众还是为了人。

遗憾的是，现有的法院信息化成果中，看到的都是案件。在各级法院的系统中，能够看到立案数量、各类案由比例、审结情况等数据，但要从人的角 度做分析则难之又难。原因在于，多数办案系统对于诉讼结构的关注大于对人的 关注，从立案到庭审再到判决，案件审判在线下完成，办案系统仅发挥着流程管 理的作用，而互联网司法至少意味着全程在线，这只是最低要求。

回归人本身，首先意味着，互联网司法的设计需以当事人而非审判抑 或案件管理展开。这种展开，不仅意味着从诉讼的发起，举证、质证、法庭辩论 的推进，直至判决，均可全流程在互联网上完成。更为核心的是，互联网司法需 要通过技术的创造，实现法律语言向大众语言的转换，普通公众只要认字，即可 在没有任何法律专业人士辅助的情况下实现诉讼的全流程推进。司法便民的本质 是要在大多数简易案件之中，改变过去当事人依靠律师才能完成的诉讼过程，进 而实现真正意义的当事人中心，律师将回归代理人或者辅助人的角色。

其次，回归人本身意味着程序可预期。高度的司法公信力，在美国可 以依靠民众信仰，在中国则还需要民众知情所带来的安全感。知情权不是停留在 词语描述，也不是简单立案信息的公布、裁判文书的公开，而是包括：诉讼流程 以结构化的面目展现于互联网司法系统之中，清晰简单，一目了然，当事人知悉 每一步进展。这种知情权也包括期限、时效的刚性约束法官无法任意更改，还包 括全程透明以及大数据对同类案件的过程与结果评价，案外人干预无从实施。法 官的裁量权在每一环节受到技术背后的规则约束(无从篡改)，法官异常行为实时 报警，法官不端职业行为受到硬约束。法官在此之中，因为全流程公开而不敢触 及司法禁区，法官与律师的诉讼关系也一目了然。就此而形成司法各参与主体之 间的良性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