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哲学和中医学及中国生命科学_中医学哲学

中医哲学和中医学及中国生命科学

近代以来，随着西学东渐的历程，西方的医学思想和医疗模式也开始输入 中国。由于西方医学在治疗技术上的方便性，使之国人在医疗实践中能够接受西 医的治疗方式，但是，正是这种实用主义和“全盘西化”的价值承诺形成了对中医 学和中国文化的否定思潮。表现在思想形式上，由于自五四以来的“全盘西化” 思潮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全面否定，数典忘祖、思想浅薄、急功近利成为学术思想 界的主流之后，中医学也成为被否定的内容之一。为了提供否定中国文化的理性 基础，自觉的不自觉的以西方的哲学思想判释中国文化的方法就成为时代的风气， 以西方的医学模式判释中医学以比较两者的优劣，成为这个时代中医学研究的重 要特点。如果说以西方医学技术上的特点做为可接受的标准还带有实用主义的特 点，从而还能在经验论的层次上证明理性的必然，那么，以“全盘西化”对中国文 化及其对中医学的否定就是对中国文化理性自觉的背叛，而成为厚西薄中的思想 方法了。

时至今日，随着对西方科学文化产生的一系列误区的深入认识，中医学在 医学实践中的特殊的、基本的疗效被肯定，中医学也日渐受到重视。

wwW.lw881.com但是，对中医学的肯定仍然是在经验论的层次上，远没有在哲学 理性上实现自为而自在的统一。尤其对于解决这一已经产生了几千年的中医文化 的继续发展的理路问题而言，就更需要哲学的根据和支持。

问题表明，对中医学的正确认识及其发展理路的研究，首先需要中医哲学 的研究作为基础。然而，以我们已经熟悉并习以为常运用于思想的西方哲学思维 进行中医学的哲学研究，是不能产生正确的结果的。以西方哲学的模式为坐标系 进行中医学的研究，其结果只能是南辕北辙。正确的方法是，应对中国文化之所 以能产生中医学的哲学思想进行发掘，进而研究中医学的科学性，以对中医学的 发展方向作出推定。这些是研究中医学发展应解决的基础理论问题，应当成为一 切关心中医学发展的学者应投以相当大的精力进行研究的问题。但是，对于中医学发展方向的困惑而言，面对的问题既是中医哲学带来的 也是以哲学对中医学提出的本体论承诺出现的。这表现为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 一方面是中医学学科的科学性及其产生的哲学基础与我们所熟知并运用自如的 现代科学和哲学对其进行研究而产生的误区，另一方面则要求中医学本身能证明 自身的科学性和哲学基础，即中医学的学科性在本体论哲学的支持下表明其科学 形式与哲学方式的统一 ──中医学是中国哲学形而中论的自在自为的统一。

就中国哲学的基本原理进行研究，其表明的哲学原理与中医学有怎样的相 关性以及中医学表现出怎样的规律，是中国哲学研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哲 学和中医学的关系，表明了中医学的思维方式在与中国哲学的基本规律的统一性 中展示出的科学上和文化上的重要意义。如果说由于中国文化的哲学基础生成了 中医学的学科形式，从而表明了中国文化的一以贯之的理论特点，那么，中医学 就在其内容和形式中展现出的基本规律将代表中国文化和哲学的基本形式。因此， 应当说，进行中国哲学研究──真正想探索中国哲学奥秘、并认为中国哲学是不 同于西方哲学的、具有独立的哲学形式，就应在《周易》、《道德经》和《内经》 及《论语》等儒家和道学经典的研究上下功夫，这是研究中国哲学的基本方法， 同样，这也是研究中医哲学的基本方法。

对中医学的哲学思维进行的研究，以发现其基本规律，这是中医学的基础 理论问题，这已成为现代以来中国哲学研究中的重要内容之一。但是，由于近代 以来的西学东渐产生的“全盘西化”、西体西用的理性进路，所以，目前的研究结 果表明，和以西方哲学推定中国哲学的研究一样，中医学的哲学研究无不是以西 方哲学的思维方式、概念、范畴及科学模式对中医学的思维方式、概念、范畴及 科学模式进行西化式的推定。从产生的研究结果而言，由于脱离了自在的中国文 化的基础──中国文化对哲学的承诺及其原理的推定，应当认为这些推定的结果 根本不是中国哲学或中医哲学的本来面目，而只是西方哲学和西医学对中医学理 论的异化。

如果承认历史和逻辑的统一性，并且承认中国文化的形式具有独立性── 中医学也因此具有完全不同于西方医学的形式，那么，对生成中医学的哲学思维 及其基本规律的研究只能是对中国文化研究的自在的哲学反思──哲学的承诺和 推定的统一并进行推定的结果。生成文化的历史和逻辑只能是历史和逻辑在文化 形式中的统一。所以，对生成文化的哲学基础进行推定，只能是由文化所承诺的 哲学──哲学所能推定的文化形式在哲学形式上的统一。哲学在文化母体的自在 性，使其被文化所承诺和推定，而不可能以任何外来文化所承诺的哲学进行推定。以西方哲学进行的推定，只是一种比较意义上的诠释，哲学的比较不具有本体论 承诺和推定的统一性，本体是自身的逻辑推定。尤其是西方哲学在当代的进展产 生了分析哲学和解释学，其理路表明的逻辑和形式对思维的限定，使对西方哲学 思维方式的运用产生了严格的限定。西方文化的内在结构──被语言和文字及形 式逻辑所限定，就其文化形式内部所进行的历史文本的解释──以其自在的语言 系统和思维方式对文本所进行的解释，不可能达到本来的意义。既然对自在的文 化的解释呈现出重重困难，使西方文化自在的文字和语言本身所进行的解释都不 具备其文本意义，何以能用西方的哲学原理和学科形式对中国的文化和哲学进行 解释呢？真不理解当代中国学界何以能用西体西用的方法论进行中国文化的研 究，并自以为是的认为发现了中国文化的“基本规律”。当以中国哲学自在的形而 中论的哲学原理与这些“基本规律”（例如辩证法）进行比较后，就会发现中西文 化是截然不同的形式，就思维方式的基本性而言，中西文化不能在形式和内容上 进行简单的类比和实现哲学思维方式的统一。因此，就中国哲学的研究而言，只 能用承诺推定法进行哲学的外化。承诺推定法表明的哲学思维与文化形式的统一 性表明，任何一种独立的文化是其自在的哲学思维所产生的结果，因此,中国文 化的形式和内容只能是自在的中国哲学思维产生的结果。

所以，对中医学的哲学研究，是以哲学的承诺和推定法进行的研究。由于 中医学的哲学基础和基本规律只能在中国文化的母体中寻求，所以，这种研究只 能是中国文化的组成部分。这一研究还必然包括：中医学的哲学究竟是什么形式 的？与中国哲学的关系是怎样的？对这些问题的研究表明，其中最重要的是关于 形成中医学的哲学基础问题。显然，在这一研究进路中，将同时构成对中国哲学 及文化的反思。

我在对中国哲学的研究中，以《时空统一论》⑴的哲学原理对 中国的知识系统进行承诺推定法的研究反思，发现在中国文化的知识形式中， 《易经》是中国哲学的基础，而中医学是运用中国哲学思维所产生的成熟的科学 形式，也可以这样认为，从中医学中可以反映出中国哲学的本质性，所谓“医易 相通”是也。那么，中国哲学的本质性与中医学的统一是以怎样的原理表现出来 的？这是研究中医学的哲学首先要解决的问题。

所以，研究中医学的哲学规律首要的是用哲学的承诺推定法把《易经》的 思维方式外化为哲学的形式。我对《易经》的思维方式进行外化为哲学形式的工 作是以“时空统一论”的哲学原理对《易经》之“卦”的研究中作出的，并以形而中 论⑵的哲学原理进行了对中国哲学的概括，形而中论的哲学原理及思维方式表明， 时空对应的认识论原理、对应和中的方法论原理、中和统一的时空本体论是中国 哲学的基本规律。因此，中医学能否反映出这三个基本规律就成为承诺和推定中医哲学的基本工作。

从中医学的基本原理中抽象出一般的思维方式并对其进行与中国哲学原 理的整合是这一研究工作的组成部分。由于中医学的思维方式与《易经》统一， 所以历代中医学者对“医易相通”的哲学问题都有相当深刻的理解，例如，清代名 医章虚谷说:“诗、书、春秋，论世间事迹，褒君子，贬小人，以明治乱之所由， 原非论阴阳之理者。《易》象表阴阳进退消长之理，儒者用喻世事治乱事之道。

……故易为大道之源，医理、儒理俱在其中，《易·辞》为儒者之言，可用治世， 不可治病也。……概医明大道之一截，易明大道之全体，医书岂真与易书比哉？ 医经与易经，体同而用异，拙集屡申其义矣。即将先天后天打作两橛，遂有一橛 截全体之见，而不识其体用所在也。圣人韦编读易，不闻读医，假年学易，不闻 学医，盖以此也。圣人为治世之大道，不为治病之小道，故言某未达不敢当。然 道之用有大小，而其体一也。其所系之重，犹先于大道，何故？盖有性命而后有 道德功业。保性命者，医道也。其理与《易经》同出阴阳太极之源，故体同而用 异也。”（《章虚谷：《医门棒喝·论易理》）显然，章虚谷对《易经》和医经的 哲学关系的认识是深刻的。由于中国哲学的外化是当代哲学的研究任务，因此， 和所有对“医易相通”有相当深刻认识的 糯  д咭谎   庖谎芯渴且浴兑拙  纷 栽诘恼苎  嘉  某信岛屯贫ú⒁酝饣  男问讲  椭幸窖у恼苎  嘉  摹/p 笔者以形而中论对中国哲学所作的概括，就是上述研究方法的结果。既然 中医学的哲学基础是形而中论的统一，那么，中医学在形而中论哲学思维中生成 的基本规律是怎样的形式、以及这些基本规律对中医学发展的基本意义之所在就 成为中医哲学研究的重要的价值论承诺。

《周易》和《道德经》及《内经》的哲学思维对当代的哲学发展及对中医 学的继续进步将有极重要的意义。这已在近年的中国文化热中显见端倪。笔者在 对人存在的本质性问题的研究中，结合西方哲学中的问题，以哲学的承诺推定法 对《周易》的道器之论之承诺，推定出形而中论的哲学。形而中论的哲学认为， 人对存在的认识，是以形作为主体认识、并区分为形上之道和形下之器，人的存 在形式和主体地位实际上是世界存在形式中的形上和形下的中和者也，因此，人 是存在的形而中者。人以时空的方式建立起对形的认识，因此，形而中论的认识 论和方法论是建立在时空的本体论基础上，并且与中医学的时空观统一。所以， 形而中论的哲学体系能很好的解决一系列重大的中医学哲学问题。

二、医易相通随着世界学术界对《周易》研究的关注，“医易相通”作为中国古代学术史 上重要的哲学命题，在当代尤为引起重视。“医易相通”的承诺表明，其不朽的意 义和学术魅力发生于对人类生命本体的哲学思考和推定。“医易相通”概括了易学 的哲学思维作为中医学理论基础的基本特点，其不但表现出易学的博大精深，同 时也说明了中医学理论基础一以贯之的哲学内涵。显然，从内容到形式作出的分 析都表明中医学理论基础的易学哲学性质。《周易》的形而中论的哲学制式，表 明其哲学思维完全不同于西方的哲学思维。就医学的作用和价值而言，中医和西 医这两种不同的医学理论和实践特点表明了其起源于两种不同的哲学思维，从对 存在的本体论承诺和逻辑推定及其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的不同，使其各自承诺 不同的价值及推定出不同的概念范畴和理论体系。对主体存在本质的不同认识， 使其对生命形式本体的认同形成不同的医学观念，在此基础上的发展，使我们看 到了人类对生命的不同理解并表明在历史形式中和由此产生的现实问题──中医 和西医展现在历史中的不同的逻辑理路和学科建构。

然而，对当代人类社会的存在而言，就哲学的层次上推定人类的存在形式， 不能不认为虽然有西方自然科学近三百年来的主导和促进，但是，人类就基本的 存在问题而言，尤其是生命的本质性问题，还是作为一个亘古常新的课题困扰着 人们的理性。近现代表现出所谓的人类进步绝大部分是在其表象上，而不是表现 在人类生存本质上的进步，可以说，到目前为止，人类是在其自为的异化形式下 存在，对人类的理性的理想形式而言，自为的对自在的超越──自为的达到生命 的更高的存在形式──实现自为自在的生命存在形式，显然，人类的存在现状表 明，人类还远远没有达到这一目标。

因此，当西方科学模式对人们所期望解决的终极关怀问题不但没有解决， 而且又由此产生了严重的可持续性发展问题时，人们已经显得彷惶不安，尤其是 自然科学产生的负面价值引起人们的反思时，后现代主义的哲学和文化思潮应运 而生。可以说，后现代主义思潮表明的对理性否定的坚决性已经成为困惑西方文 化及科学理性的重大问题。一些思想家把力图走出误区的方法寄托于中国文化时， 中国的《周易》就不失时机的又一次成为显学。对中医哲学的研究而言，面对后 现代主义哲学思潮，当企图再以西方哲学的制式推定中国文化时，无疑是当头棒 喝。在这种形势下，对于中医哲学研究而言，许多学者不约而同的想到了“医易 相通”的古老命题。所以“易学热”也把中医哲学带入其中。但是，就其以“医易相 通”为命题产生的研究结果而言，却令人倍感失望，因为其产生的结论，无不带 有西方哲学的“前见”。问题表明，因为《周易》的本体论承诺和逻辑推定与中医 学的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的统一性，使之用西方哲学的制式不可能正确的推定中医哲学。中医哲学由《周易》的哲学制式所推定，这是应当首先明确的问题。

显然，后现代主义表现出的西方哲学的多元性及其带来价值取向的多元性 对理性的异化是显而易见的。即使在当代中国，也随处可见西方文化的哲学、科 学和宗教以各自的价值承诺带给人们存在方式的异化。以《周易》为基础的中国 哲学的一以贯之，不但使“医易相通”，而且使《周易》与中国古代科学相通、《周 易》与宗教相通，《周易》因此成为中国文化的基石。可以说，综观人类文明的 几大形式，没有任何一个文明能像中国文明那样能够锦延不绝，持续发展并表现 出文化的稳定性。西方哲学表明，就哲学问题及其表现出的多元性而言，西方哲 学家们在近代和当代由于他们内在哲学传统思维形式的形式化限定使对这一问 题的研究显得无能为力，最终以据斥形而上学作为西方哲学的终结。然而，问题 却没有解决，问题伴随着其造成人类存在的异化在当代使人们终于注意到中国传 统文化的巨大优越性。但是，由于中西方哲学思维巨大的差异性，所以尽管《周 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但是，由于西方哲学及科学和宗教是对存 在形式化的结果，所以，不能将《周易》与西方文化及哲学作简单的类比，例如 我们看到的把《周易》比附为科学或者把西方的思想文化的成果认定为在《周易》 中早已有之那样。形而中论表明，《周易》的重要贡献是其哲学的本体论思想， 在这方面，同样不能与西方哲学的本体论作简单的比附。对西方哲学的形式化而 言，《周易》哲学是内化的，因此，把《周易》哲学作为明确的形式外化出来， 是一项历史性的任务，《周易》哲学的外化将带来人类哲学及存在形式的空前革 命。

《周易》和中医学的学科形式表明，其属于不同的知识形式和结构，之所 以称为“医易相通”，是指其作为共同的哲学本体而言的，具体讲，《周易》的哲 学思维是中医学的基础，易道广大使中医学与《周易》在“道”的层次上相通。因 此，对道的理解问题成为医易相通的哲学问题。这属于哲学层次的问题，在中国 的学术史中被历代学者所重视，在基本方面提高了《周易》群经之首的学术地位， 但是，在西学倡兴的当代，则带来了更重要的问题，这就是，以《周易》为首的 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的关系和相互的哲学承诺，成为人类文化交融中的问题，尤 其是人类发现其自身历史的和社会的、群体的和个体的行为方式所引起的价值失 衡，使之把自身的本质作为反思的对象时，以《周易》为代表的博大精深的中国 文化就又一次为人类提供了她深沉的思想。

所有人类存在的问题表明，其中最重要的，能引发出其他所有问题的都应 归结为一个基本问题──这就是所谓的终极关怀问题，“医易相通”的哲学承诺表明了其与西方医学和哲学的截然不同的本体观──而西方哲学对终极关怀的无能 为力在后现代主义哲学中已经充分的暴露无遗。中医学家、道家及道教学者在对 “医易相通”的基础上和以自身的医疗及修炼实践中形成的中国生命科学关于人 的本质和应达到的存在方式，解决了终极关怀问题。中国的生命科学表明，“医 易相通”的哲学承诺和推定与《周易》的“穷理尽性，以至于命”（《说卦传》） 终极关怀的价值论承诺的统一，是“医易相通”的重要表现形式。

关于“医易相通”的基本原理，在中医学的基本理论方面，在中医学的发展 过程中，张介宾的论述简要而精到的指出了“医易相通”的基本意义。他说:“宾偿 闻之孙真人曰：不知易，不足以言太医，每窃疑焉。以为易之为书，在开务成务， 知来常往；
而医之为道，则调元赞化，起死回生，其义似殊，其用似异。且医有 内经，何借于易，舍近求远，奚必其然？而今也年逾不惑，学到知羞，方克渐悟。

方知天地之道，以阴阳二气造化万物；
人身之理，以阴阳二气而长养百骇。易者， 易也，具阴阳动静之妙；
医者，意也，合阴阳消长之机。虽阴阳已备于内经，而 变化莫大乎周易。故曰：天人一理者，一此阴阳也；
医易同原者，同此变化也。

岂非医易相通，理无二致，可以医而不知易乎？”又说：“神莫神于易，易莫易于 医，欲赅医易，理之阴阳。故天下之万声，出于一阖一辟；
天下之万数，出于一 奇一偶；
天下之万理，出于一动一静；
天下之万象，出于一方一圆也。方圆也， 动静也，奇偶也，阖辟也，总不出乎一与二也”、“予故曰：易具医之理，医得易 之用。学医不知易，必谓医学无难，如斯而已也，抑熟知目视者有所不见，耳听 者有所不闻，终不免一曲之陋。知易不知医，必谓易理深玄，渺茫难用也，又何 异畏寒者得裘不衣，畏饥者得  皇常  上я舜砉  舜松  ｈ辉蛞讲豢梢晕抟祝  撞豢梢晕抟剑  枘芗蚨  兄   蛞字  浠  龊跆欤  街  擞糜珊跷摇！/p 上论表明，张介宾非常精练的总结了“医易相通”的基本意义。把医学和易 学在天地万物存在的基本层次上统一起来，使之形成易体医用、体用不二的一元 论哲学思维，是中国哲学和医学上的重要思想。

总结前人在“医易相通”方面的研究，应当认为《周易》对中医基础理论的 影响是重大的。《周易》是中医学的哲学基础，其具体影响了中医学的脏腑理论、 经络理论、阴阳气血理论、病理病机理论、诊断理论、治疗理论、方剂学和本草 理论。而在当代具有重要作用的是其在生命科学领域内的具体运用──“气功”理 论成功的运用易理，可以作为“医易相通”最好说明。

以当代的哲学观推定“医易相通”的哲学承诺，必然要求从哲学本体论和认 识论的层次分析《周易》对中医学的影响。《周易》的阴阳之论表明，阴阳之道是时间和空间产生的并由主体承诺和推定的形式，其表明本体是时空的阴阳变化 生成的存在。阴阳之道的推定是主体所能发现本体存在之为存在的基本方式。就 本体而言，《易传》认为：“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

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所以，阴阳能对人体的存在发生生命的本质性作用 是因为时空的本体性，而这种本体性作用与主体性方式的正确统一，是在主体的 形而中的方式性中产生的正确推定。形而中的方式性由“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 下者谓之器”（《易传》）的命题承诺和推定。人作为一种存在，本身是属于《周 易》哲学推定的哪一种形式呢？人是什么呢？这些问题的存在使人的存在方式成 为哲学所关心的也必须给预回答的主体论哲学承诺和形式推定的重要问题。但在 《周易》哲学中，是不作为问题的，因为结论已经内化于“形而上者谓之道，形 而下者谓之器”的承诺之中。所以。对应于西方哲学的主体论承诺而言，《周易》 对这一问题没有作出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因此，在研究关于人的主体性的中 医学中推定这一与《周易》相关的哲学问题，对今天的人类哲学而言是重要的。

我认为，《周易》的哲学模式表明，从“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承诺 的主体论作出的形式推定，说明了人的主体形式既不属于形上之道，也不属于形 下之器，而是属于形而中，即形而中者谓之人。所以，主体被形而中所承诺── 人是形而中者也。所谓的形而中者，以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而言，是指人的存 在的时空层次和主体意识时空能力的对应和中，通过主体时空方式所能把握主体 自身存在和客体存在的形而中的方式，即通过主体的形而中实现对存在──主在 和客在的正确认识。

“医易相通”是中国生命科学中的重要命题。“医易相通”的形而中论哲学推 定，使主体的生命存在形式成为中国生命科学研究的内容。形而中者谓之人的主 体论形式推定，使人的存在是形而中的方式，主体将通过对时空的形而中的方式 性实现主体的价值。主体能够适应时空层次，并通过时空阴阳的形而中的自我操 作而把握存在，从而超越生命的时空形式。这是形而中论哲学承诺的生命科学原 理。形而中者谓之卦──形而中者谓之人的统一，从而解决了认识论的主体性问 题。形而中论哲学表明的认识论本质是：人没有独立的主体性，客观实在也没有 独立的客体性，自为是自在的自为，而自在也是自为的自在，世界的时空统一性 要求人类把握的世界要成为人在其中的世界，因此，对客观的存在而言，绝没有 独立性可言，人的主观存在也绝没有独立性，因此，在方法论上的建构，《周易》 之卦是形而上和形而下的统一，形而中论推定的人的存在形式，是形而中的方式 性的──-而不是西方哲学的形而下的形式性的存在。因此，以形而中的方式性把 握世界，是《周易》对人类哲学发展作出的重要的本体论和认识论及方法论方面 的贡献，其由形而中的主体方式承诺和推定的“穷理尽性，以至于命”的生命科学将成为人类科学的终极形式。

在“医易相通”中，以阴阳的概念范畴承诺了哲学认识论。《易传》曰：“一 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阴阳的推定成为中国哲学中的基本 概念范畴。在中国文化中，阴阳范畴的具体应用，可谓一以贯之。在中医哲学中， 阴阳承诺了哲学本体论的逻辑推定和主体论的形式推定。例如“法于阴阳，和于 术数”、“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 府也”（《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篇第五》），“阴平阳秘，精神乃治；
阴阳离决， 精气乃绝”、“凡阴阳之要，阳密乃固”（《素问·生气通天论篇第三》）、“阳生阴 长，阳杀阴藏”、“阳化气，阴成形”、“阴在内，阳之守也；
阳在外，阴之使也” （《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篇第五》）、“阴中有阴，阳中有阳”（《素问·金匮真言 论篇第四》）等等。

张介宾认为：“阴不可以无阳，非气无以生形也；
阳不可以无阴，非形无 以载气也”（《类经附翼·求正录·真阴论》）；
石寿棠认为：“阳不能自立，必得 阴而后立，故阳以阴为基，而阴为阳之母，阴不能自见，必待阳而后见，故阴以 阳为统，而阳为阴为父”（《医源·阴阳互根论》）；
吴谦等认为：“一阴一阳者， 天地之道；
一开一和者，动静之机”（《医宗金鉴·删补名医方论》卷二·六味地黄 丸集注）；
郑寿全认为：“人身所恃以立命者，其惟此阳气乎！阳气无伤，百病 自然不作，阳气若伤，群阴即起”（《医理真传》卷二·阳虚证问答目录）柯琴认 为：“阴阳互为其根，阳中无阴，谓之孤阳；
阴中无阳，便是死阴”（《伤寒来苏 集·伤寒论注·卷一·伤寒总论》）等等。从上面众多的论述中，可以看出阴阳概念 在中医学中的应用是相当广泛而重要，并且在逻辑上是自恰的。如果阴阳的推定 方式对人的生命形式的作用是自律的，那么，形而中论哲学的对应和中的推定方 式，将使这一自律由主体的自为而实现。这是“医易相通”承诺的中国生命科学自 在性的表现。

三、形而中论与中医学 如果把《周易》作为群经之首，那么，中国的哲学原理就应当被《周易》 所包容。形而中论对中国哲学的形式化，是以“时空统一论”的哲学原理对《周易》 之“卦”的研究而推定为哲学形式的── 形而中论是对“卦”的时空本质性研究并 以“形而中者谓之卦”的命题产生的哲学原理。关于“形而中者谓之卦”，我已多次 进行论证⑴，在这里再简单的作一介绍。“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 思维以时空方式生成对存在的认识，中国哲学是以“卦”作为方式的，其中所表明 的认识论原理是形而中的方式。这就是说，“卦”是存在与思维的统一方式──存在与思维的对应和中，“卦”是“道”、“器”的对应和中者也。因此，笔者认为“形而 中者谓之卦”，这是中国哲学的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的重要表现形式。就人存 在的本质性而言，因“卦”承诺了主体论及其形式推定，所以，以主体论承诺和形 式推定的统一，就有形而中者谓之人的推定。形而中者谓之人的哲学推定表明， 主体的对应和中是外化并推定出形而中论的哲学体系，是由形而中论哲学的本体 论承诺和逻辑推定与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及价值论承诺和范畴推定的统一而 实现的。

笔者在关于《周易》的研究方面，从认识论的角度把“卦”的哲学内涵归结 为“形而中者谓之卦”，“卦”的形式为阴阳爻表示的“时”和“空”，由此使“卦”无所 不包，“卦”作为万物即形而上的方式和形而下的形式的中和性，推定出“卦”之上 的形而上，即“道”，已是方式的存在，而不是形式的存在，由此理解《易》的“太 极”，才能推定“太极”承诺的本体。把“太极”以“太极图”和“八卦图”统一的推定， 都出于形而中论的哲学推定。具体讲，在“卦”之下，即“器”，是“形式”化所把握 的与主体对应的存在，“卦”之上的“太极”或“无”是不能与主体的形式对应的因此 是用“方式”所能把握的存在，“卦”是“形式”和“方式”的“中”，“卦”是以“中”的方 式推定出“形上”和“形下”的主体形式，因此，方式性的把握本体，即本体不能作 为形式推定的存在，本体只能以时空进行方式性的即和中的推定，即以“中”的方 式推定形上之道。

下面简单的讨论形而中论的几个基本问题。

1，“卦”的本体论承诺和逻辑推定──-“形而上者谓之道” 《周易》的一个基本承诺是关于人作为主体对客观事物的推定方式，即主 体的形而中性决定了和中为是。和中为是来源于《周易》的本体论承诺。《易传》 中的“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一阴一阳之谓道”是推定《周易》本 体论承诺的依据。一阴一阳者，太极所生之两仪也，故，两仪之所统者，乾、坤 者也。关于乾，《周易·乾·彖》说：“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云行雨施， 品物流行。大明终始，六位时成，时乘六龙以御天。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和 太和，乃利贞。首出庶物，万国咸宁”。关于坤，《周易·坤·彖》说：“至哉坤元， 万物资始，乃顺承天。坤厚载物，德和无疆。含弘光大，品物咸亨。牝马地类， 行地无疆，柔顺利贞”。乾坤作为“万物资始”，太极之生也。所以，“太极”作为 本体，是形而中对形上之道的的推定方式。

在《周易》的研究中，把本体论的哲学承诺以太极生八卦的方式进行推定和以“太极图”方式的推定，进而以“八卦图”与“太极图”的复合方式的推定，是以 “象数”表达《周易》哲学原理的推定方式。“象数”的推定方式有其直观的意义， 其中表达出《周易》关于本体论承诺和逻辑推定与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及价值 论承诺和范畴推定的统一，这是中国哲学独具特色的方式之一，这一方式也是西 方哲学力图达到的一种境界，而中国哲学早在几千年前就已经达到了承诺和推定 的统一性。但是，对中国哲学的这种推定方式，却不能以西方哲学的原理去加以 理解，因为西方哲学的本体论承诺和逻辑推定与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及价值论 承诺和范畴推定的逻辑形式是与中国哲学不同的，西方哲学的推定是形式化的制 式，而中国哲学是方式化的制式。西方哲学史表明，自亚里士多德以后，以形式 化的制式推定本体，产生了西方哲学中的不可克服的本体论困难。

把“太极图”和“八卦图“结合到一起，一般认为这种方式是在朱熹之后才开 始的，在此之前即使有太极图，也没有人将其与八卦结合在一起。周敦颐的“太 极图说”开创了这一推定的方式。把两者的结合，即把“太极图”放到“八卦图”的 中心，使“八卦图”的推定统一于“太极图”的逻辑推定，这从哲学的承诺和推定而 言，“太极图”是中国哲学中的独具特色的方式。由于“书不尽言，言不尽意”（《易 传》），故在中国哲学没有产生象西方哲学的那种被系统化了的形式和由形式而 逻辑的方法。在这方面，中国哲学固然缺少主体形式化制式的推定，因为对这一 部分的认识是与主体的形下性关联且发生直接的形式作用因而是不可或缺的部 分，正如西方哲学的成就所表明的那样。可是，哲学的发展有它自身的规律，当 西方哲学的形式化制式以产生自然科学为主要的成就因此而在继续形式化的努 力中却困难重重以此表示出西方哲学的形式化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的终结时，以 《周易》为代表的方式性的中国哲学制式就必然成为当代哲学进路的新的发展方 向。

所以，由于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制式的非统一性，各自的哲学制式只服从 自身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用我们已经熟悉了的并“运用自如”的西方哲学的承 诺和推定的形式作为研究《周易》的方法，将产生二律悖反的结果。由承诺和推 定的制式所决定，一种思想形式的推定制式，只承诺思想制式推定的思想统一性。

所以，西方哲学和中国哲学承诺与推定的制式是各自不同自在独立的系统。如前 所述，对于西方哲学的制式和中国哲学制式进行的研究表明，以承诺推定法对制 式的推定将发现西方哲学和中国哲学的各自不同的本体论承诺和逻辑推定、主体 论承诺和形式推定及价值论承诺和范畴推定。由于当代的中国哲学研究没有注意 这一问题，使中国的哲学研究产生了严重的误区。2，“卦”的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形而中者谓之人 由“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承诺的形而中的自在性，推定了形 而中者谓之卦，卦由此承诺了哲学的主体论形式。由形而中者谓之卦的主体论承 诺和形式推定的统一，推定出主体的存在形式，即形而中者谓之人。“卦”的推定 表明了这样的承诺：卦而上者谓之天，卦而下者谓之地，卦而中者谓之人。显然， 这是指对卦象而言：卦之六爻，初、二为地，三、四为人，五、上为天，可见， 主体之人为天地之间的中和者也。如果说易有三才之道，即有地道、人道和天道， 并且由“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对道的承诺和推定，及其由“卦”来推 定主体承诺的方式，那么，主体的存在就只能是形而中者谓之人。

所以，卦而中者谓之用，用而中者谓之真，真而中者谓之得道。由于卦象 的中间两爻即三、四爻代表人，使形而中者谓之人的这一哲学推定极其重要，他 承诺了主体的能动性。这就是说，在具体的事物中，人完全可以把握事物发展变 化的规律，因为任何事物的组成和对此所作的判断都是主体推定的结果，而人要 想在事物的发展变化中充分的把握它，应采取的方法是切中事物的中和性，否则， 难以掌握对事物的主动权。由于卦而上者谓之天，卦而下者谓之地，又由于“形 而下者谓之器”，所以，天和地同为有形之物，人对有形之物的认识和把握是不 会超过天和地的。但是，卦而中者谓之用，主体推定的形而中者谓之卦承诺了形 而中者谓之人，所以，可以通过卦而推定道。主体要想达到这一高度，就必须使 自身在形而中的方式中不能作为独立的主体，人既不是器也不是道，而是道器之 中和者也，以此作为主体的形式推定，即实现主体方法论和认识论的的统一，就 是所谓用而中者谓之真──真的认识只是中的主体形式，由此推定“形而上者谓之 道”。可见，这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中国哲学范畴的体用之论，即本体论、认识论 和方法论的统一。

卦而中者谓之用，是推定“卦”承诺的主体方式。以八经卦相重而成的六十 四卦，每一卦都由上卦和下卦组成，易之三才之道，把天、人、地和于卦中，人 成为卦的主体论承诺和推定的方式。可见，对于“卦”而言，由“形而上者谓之道， 形而下者谓之器”即由“形”的承诺推定形而中者谓之卦，对于卦所承诺的主体性 而言，有“形”承诺的主体的存在方式推定形而中者谓之人；
由“卦”的三才之道的 承诺，推定卦而中者谓之人。“卦”是“形”的三才之道的“形而中”，人是“卦”的三 才之道中和者，由此可知，“卦”和“形”的形而中的统一推定形而中者谓之人，是 形而中论哲学体系的核心思想。

形而中者谓之卦，卦而中者谓之用，是主体对事物的对应和中的方式。任何事物，只要主体选择了用的方式，从而为主体服务，就必然有一用的限度── 中的制式，如果不顾事物对主体的形而中性，超越中的规律即对应和中的限度， 将适得其反。所以，当我们在现实中看到对某一哲学观及方法论崇拜并推到绝对 时，不但不是正确的方法，而且，还将由于违背对应和中的规律而带来错误的结 果。

所以，由形而中论可以推定西方哲学中的所谓的唯心论和唯物论的哲学误 区。尤其当我们以唯心论和唯物论的承诺去推定《周易》的哲学思想时，将失去 《周易》的本来面目（实践说明，用这一方法对待问题的研究，给我们的理性带 来的困难和在实践中造成的危害实在触目惊心）。以形而中论推定所谓的唯心唯 物之争，因为器为物，人为中，心为形而中之心，物为形而中之物，所以，无论 唯心和唯物都是形而中的方式，如果能这样推定唯心和唯物，并使其回到形而中， 就实现了“天下殊途而同归”（《易传》）的承诺。所以，以中和为方法，可谓主 体行之达道也。西方哲学的唯心论和唯物论之争的误区之一是在唯物而器的功利 上达到空前的发展，以至于离道越来越远，最终由于物质社会的功利性需要，使 之对物质的过度掠夺达到危及人类的生存。

形而中者谓之卦和形而中者谓之人的哲学推定，都是在本体──时间和空 间的承诺下推定的结果，因此笔者认为，时间和空间是人类认识的生成方式。（具 体见笔者《“卦”的形式及其本体论内涵──兼论《易经》研究的方法》载于段长 山主编《现代易学优秀论文集》中州古籍出版社一九九四年十月第一版第599页） 显然，以形而中论作为哲学反思并对中国哲学进行的外化表明，中国哲学 是时空对应和中的方式性的形而中论，比较之下，西方哲学是时空对立统一的形 式性的“形而上学”，所以，不能以西学东渐而来的对立统一的形式性的哲学命题、 形式、概念和范畴阐解对应和中的方式性哲学命题、方式、概念和范畴。“时空 统一论”的哲学原理表明，形而中论的方式性能承诺和推定形而下论的形式性， 以此显示出形而中论哲学的强大生命力。历史将表明，形而中论哲学将成为二十 一世纪之后人类的主导性哲学。由于这一论题不是本文的重点，笔者将另文论证。

正因为形而中论的原理在《周易》的思维方式中自在的应用，所以，作为 中国哲学的“医易相通”的命题，使之在中医学中特别重视对《周易》的研究。皇 甫谧说：“伏羲氏首人身，生有圣德，其理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 地、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画八 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所以六气、六腑、五脏、五行、水火、升降得 以有象，百病之理得以类推，炎黄因斯，乃尝味百药而制九针以拯夭枉矣。”（皇甫谧《帝王世纪》）显然，其中对《周易》承诺的哲学思维之自在作用的肯定是 相当明确的：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画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所 以能有“所以六气、六腑、五脏、五行、水火、升降得以有象，百病之理得以类 推”，是因为医学之理即易学之理，“医易相通”是也。“卦”的形式所以能“通神明 之德，以类万物之情”者，“卦”的形而中方式也；
而医可对“百病之理得以类推” 者，人的形而中存在方式的推定者也。

孙一奎论曰：“是故在造化，则有消息盈虚；
在人身，则有虚实顺逆。有 消息盈虚，则有范围之道；
有虚实顺逆，则有调剂之宜，斯理也，难言也。包牺 氏画之，文王篆之，姬公爻之，尼父赞而翼之，黄帝问而歧伯陈之，越人难而诂 释之一也。但经于四圣则为《易》，立论于歧黄则为《灵》、《素》，辨难于越 人则为《难经》，书有二，而理无二也。知理无二，则之易以道阴阳，而《素问》， 而《灵枢》，而《难经》，皆非外阴阳而为教也。《易》理明，则可以范围天地， 曲成万物，知乎昼夜，《灵》、《素》、《难经》明，可以节宣化机，理民物， 燮札瘥疵疠而登太和。故深于易者，善于医。精于医者，通于《易》。术业有专 攻，理无二致也。斯理也，言也，独秉之智不能悟，非独秉之智不能言也。如唐 祖师孙思藐者，其洞彻理气合一之旨者欤！其深于《易》而精于医者欤！其具独 秉之智者欤！故曰：不知《易》者，不足以言太医。惟会理之精，故立论之确， 即通之万世而无弊也。”（孙一奎:《赤水玄珠·医旨绪余》）显然，医易相通，因 其哲学之理一也，之所以“斯理也，难言也，非独秉之智不能悟，亦非独秉之智 不能言”，易理之形而中也，是故“精于医者，必通于《易》”者，思维之形而中 方式的 盗芬允埂盎崂碇   薄ⅰ傲⒙壑  贰币病ｏ匀唬  吨芤住で  浴肺难晕 剑骸暗露   姓咭病保  俏  说拇嬖谝缘露  ⒄撸  ⒅  凇罢  小闭咭病ｋ  裕  寮业摹吨杏埂吩唬骸爸幸舱撸  煜轮  蟊疽玻缓鸵舱撸  煜轮  锏酪玻  轮泻停  斓匚谎桑  蛭镉  伞薄ｒ虼耍  爸幸舱摺保  味  械淖栽谝玻  昂鸵 舱摺保  撕陀谛味  幸玻  爸轮泻汀闭撸  露   小⒃  嗬  暾咭病ｐ味  新 壑  杂  椭械姆椒  酆腿鲜堵鄣恼苎г  硭得鳎禾斓囟杂  陀谥卸  商斓刂  疲 灰跹舳杂  陀谥卸  杏弥兄  恚蝗酥  死砗陀谥姓叨  衅洹爸行小敝  唬煌蛭 锒杂τ谝跹舨⒑陀谔斓刂  卸  型蛭镏  恚蝗酥  死砗陀谥行姓叨  衅洹罢  小 敝   ｋ  裕  爸幸舱撸  煜轮  蟊疽病保  侨撕陀谛味  幸源锒杂  椭兄  浪  哉咭病５兰业亩杂  椭兄  塾小肮视形尴嗌   岩紫喑桑  ざ滔嘈危  呦 孪嗲悖  羯  嗪停  昂笙嗨妗薄ⅰ靶槎  磺      觥６喾绞  睿  蝗缡刂 小！保ā兜赖戮  さ谖逭隆罚┯纱丝芍   杂  椭兄  恚  宓酪揭灰怨嶂  病/p 可见，以医之理和《易》之理，医药的“中和”之理和于主体存在之“中行”之理，表明形而中论是传统医学的哲学基础，其中的对应和中的哲学方法论，无 论在四诊八纲，阴阳气血、寒热虚实、三焦辨症，理法方药，君臣佐使的具体运 用中，只要把握了这些医学方法之辨证形式的对应和中，就能运医理以“中和” 之间，驱疾病于五行之外，而达“通之万世而无弊也”之妙。中医学的实践表明， 这些结论是对“医易相通”之哲学承诺和推定的结果。

四，中医学的哲学规律 在对“医易相通”的形而中论哲学原理进行推定之后，中医学对形而中论哲 学的具体运用将是我们在这一节中讨论的内容。

在对《周易》的研究中，先哲向有“易道尚中”之论。形而中论认为，在“易 道尚中”的基本承诺下，如果认为“易道尚中”是《周易》哲学的主体形式，中医 学是这一主体形式推定的结果，那么，“医易相通”的逻辑推定结果也只能是医道 尚中。所以，“易道尚中”正是《周易》的形而中论哲学的方法论形式。形而中论 在《周易》的“象”“数”“理”“义”的中和之道的整合中承诺和推定了中国哲学体系。

《周易》以“象”论“理”“见乃谓之象，形乃谓之器。”（《系辞传上·第十一章》） 是故《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彖者，材也。爻也者，效天下之动者也。

是故吉凶生而悔吝著也。（《系辞传下·第三章》）“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 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系辞传上·第八章》）以上的推定表明， 客体能以主体的可见之“象”并能以“形”区分者，“器”也；
由“形”而成为“象”的形 式者，“卦”之象也；
故“卦”之“象”者，不是“形而下者谓之器”，也不是“形而上者 谓之道”，而是承诺“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之形而中者也。“制而用 之谓之法”，故，形而中者谓之卦。

所以，以”卦““象”而推定“卦”之“理”，“形而上”和“形而下”推定形而中之 “义”，以“形”之理作为主体推定的基础，以形而中者谓之卦作为承诺和推定形而 中者谓之人的哲学主体性，从而推定形上之道和形下之器的“理”、“义，──即承 诺和推定的形而中，形成由形上、卦、形下统一的形而中论的哲学体系。由此可 见，《周易》哲学的形而中论具有与西方哲学的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完全不 同的哲学体系性。对《周易》哲学的推定表明，《周易》以其形而中者谓之卦和 形而中者谓之人的形而中论哲学体系，推定和承诺了主体的“穷理尽性，以至于 命”的科学价值。

以周易的“数”“理”而论，河洛数理中直接推定的“中和之道”承诺了中医哲 学的基本原理。“夫自古通天者，生之本，本于阴阳天地之间，六合之内。其气九州九窍五藏十二节，皆通乎天气。其生五，其气三，数犯此者，则邪气伤人， 此寿命之本也”（《黄帝内经素问·生气通天论篇第三》）其理是为五行之相生， 三阴三阳之生克之理。作为寿命之本，则应遵循河洛数理的“中和之道”。

所谓中和之数理，在《易传》中是谓“天一，地二；
天三，地四；
天五， 地六；
天七，地八；
天九，地十。天数五，地数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系 辞传上·第九章》）即“参天两地而倚数”推定的“五位相得而各有合”的中和之数及 以此承诺主体的中和之道。

和者，天地之数合中而得者也，故以“天数五，地数五”的十数之中数“五” 为相得有合之数。故二十五种相得之数而各有合者只有：一六相得有合；
三八相 得有合；
五十相得有合；
七二相得有合；
九四相得有合。计五种相得有合之数。

“五位相得而各有合”之数是承诺和推定河图的主体形式：其天地之数五十相得有 合处河图之中，其它四位：一六相得有合处河图之北，三八相得有合处河图之东， 七二相得有合处河图之南，九四相得有合处河图之西。以此天地数的河图数列关 系，能容天下万物之数理。河图之用天地数十，为洛书之体，其洛书的四正对应 之和数为十，四隅对应之和数也为十，中合数五。洛书之数九为河图之用，其中 合数五。河图转为消息而成先天八卦而用九六，卦之中和之道也。“蓍之德圆而 神，卦之德方以知”，洛书之中和之道也。可见，“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对于《周 易》之数的推定，表现出主体论承诺的形式。

“五位相得而各有合”推定了主体论承诺的形式，显然，数之中合而得者即 为“数”承诺的主体形式，以此表现出主体的中和之道。以“数”的中合而推定出主 体的中和，这是《周易》哲学中重要的形式推定，这一推定使“数”与“卦”、“图”、 “书”具有逻辑上的统一性，即中和之道的统一性，中和之道使“卦”作为《周易》 的主体形式推定，使《周易》的存在论承诺和逻辑推定实现了统一。推定“卦” 的中和之道，在中医学中是以“脾者土也，治中央”、“脾为阴中之至阴”即“至阴 中土”作为主要表现形式的。

《灵枢·阴阳系日月》曰：“心为阳中之太阳，肺为阳中之少阴，肝为阴中 之少阳，脾为阴中之至阴，肾为阴中之太阴”。关于至阴中土的作用，《素问·太 阴阳明论》曰：“脾者土也，治中央，常以四时长四藏，各十八日寄治，不得独 主于时也。脾藏者，常著胃土之精也。土者，生万物而法天地，故上下至头足， 不得主时也。……足太阴者，三阴也，其脉贯胃，属脾络嗌，故太阴为之行气于 三阴。阳明者，表也，五藏六府之海也，亦为之行气于三阳。藏府各因其经，而 受气于阳明，故为胃行其津液，四肢不得禀水谷气，日以益衰，阴道不利，筋骨肌肉，无以气生，故不用焉。”上论表明，至阴中土在人体中有着至关重要的作 用，体现了脾胃乃“后天之本”。脾胃对应于五藏纳五行之理，则表现出中土对水 火木金即太阳之心、少阳之肝、太阴之肾、少阴之肺的统领和调节作用。形而中 论认为，中土之所以具有对的这一对太阳之心、少阳之肝、太阴之肾、少阴之肺 的统领和调节作用，是由于脾胃居有对人体的整体产生的“中和之道”。

关于中土的“中和之道”，河图之五是四方生数（一、二、三、四）变为四 方成数（六、七、八、九）之中和之数，是为“五十相得而各有合”的互推。其中 说明中和之数的作用，在人体，则表明中土的中和之用。洛书有所谓“中五立极”， 是指洛书配属八卦之后，唯中数五无卦能与之相配，但八卦的卦变之用又为中数 五所统领，数五的中和之用与卦相和。所以，中和之道表明的河洛数理、五藏、 五行、卦象之变、中和之数有其举足轻重的作用。在中医学而言，由于脾胃之中 土的地位，对应于中和之道，脾胃的中和之用就成为其科学和哲学的统一。

由于脾胃的中和之用的重要性，因此历代医家都极为重视中土的作用，其 论证的结果，都与形而中论的哲学统一。例如，华佗认为“人者，上禀天，下委 地，阳以辅之，阴以佐之。天地顺则人气泰，天地逆则人气否。……人之动止， 本乎天地。知人者有验于天，知天者亦有验于人，天合于人，人法于天，观天地 逆从，则知人衰盛。”（华佗《中藏经·论人法于天地》）显然，“人者，上禀天， 下委地，阳以辅之，阴以佐之”人的形而中之存在对应于道、器者也，道、器所 秉者，阴阳也。所以，人为道、器之形上、形下之形而中者。“人之动止，本乎 天地”、“天合于人，人法于天”，这些论述与老子的“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

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德经·第 二十五章》，同出而述异也。人之所以为大者，“天合于人，人法于天”也，这在 哲学上表明，人对应于阴阳（或天地）是为形而中的自在性存在，是人之为人的 存在的自在性。

“天者，阳之宗，地者，阴之属。阳者生之本，阴者死之基。立于天地之 间，而受阴阳之辅佐者人也。得其阳者生，得其阴者死。阳中之阳为高真，阴中 之阴为幽鬼。……阴阳相应，方乃和平。阴不足则济之以水母，阳不足则助之以 火精，阴阳济等，各有攀陵，上通三寸，曰阳之神路，下通三寸，曰阴之鬼程。

阴常宜损，阳常宜盈，居之中者，阴阳匀停。是以阳中之阳，天仙赐号；
阴中之 阴，下鬼持名；
顺阴者多消灭，顺阳者多长生，逢斯妙趣，无所不灵。”（华佗：
《中藏经·论阴阳大要》）“阳者生之本，阴者死之基。……得其阳者生，得其阴 者死。……居之中者，阴阳匀停”。显然，由于“立于天地之间，而受阴阳之辅佐者人也”，因此这里把阴阳对应的自在性又在和于中的理路上进行了自为性，即 阴阳和中的方法论，人的自在的自为只有“居之中者”，即和于中者，才能“阴阳 匀停。”如果说人对应于阴阳是为形而中的自在性存在，是人之为人的存在的自 在性，那么，人对应于阴阳而和于中者，就是形而中的自为性存在，是人之为人 的存在的自为性。所以，“阴阳者，天地之枢机；
五行者，阴阳之终始。非阴阳 不能为天地，非五行不能为阴阳。故人者成于天地，败于阴阳，由五行从逆而生 焉。天地有阴阳五行，人有血脉五脏。……五脏五行，相成相生，昼夜流转，无 有始终，从之则吉，逆之则凶。天地阴阳，五行之道，中舍于人。人得者，可以 出阴阳之数，夺天地之机，悦五行之要，无终无始，神仙不死矣”（华佗《中藏 经·论生成》）。人成于天地而居之于中，败于阴阳而失之于中，是很重要的医 学哲学思想。在这里，由阴阳和中到五行和中，而五行和中者，脾土也。所以， 又谓之曰：“凡病脾者，上下不宁。盖脾上有心之母，下有肺之子。心者血也， 属阴。肺者气也，属阳。脾病则上母不宁，子不宁则阴不足，阴不足则发热。又 脾病则下子不宁，子不宁则阳不足，阳不足则发寒。故脾病则血气俱不宁，血气 不宁，则寒热往来，无有休息，故病如疟也。盖脾者土也，心者火也，肺者金也。

火生土，土生金，故曰上有心母，下有肺子，脾属其中，病则如斯耳。他脏上下 皆法于此。”（华佗《中藏经·论上下不宁》）。其中强调了脾土对应于阴阳而和 于中即五行和于脾土之中的重要性，于三焦论之，亦必然和于中焦之土为要。显 然，在华佗的医学思想中，已把阴阳和中律、五行和中律与三焦和中律一以贯之 于辨证施治是也。所以，与历史上的一切伟大的医学家一样，华佗的医学哲学思 想高度的体现出对应和中的思维方式及其阴阳和中律、五行和中律与三焦和中律 的哲学基 竟媛伞/p 值得注重的、也是极为重要的思想是，在华佗的医学思想中明确提出了“阳 中之阳为高真”、“阳中之阳，天仙赐号”、“天地阴阳，五行之道，中舍于人。人 得者，可以出阴阳之数，夺天地之机，悦五行之要，无终无始，神仙不死矣”的 向以为道学所承诺和推定的哲学思想。这表明了“医道通仙道”（李念莪:《内经 知要》）的哲学思维。这与中国的道家哲学及其道教的内丹⑶修炼的哲学思想高 度统一，为道教的内丹的生命科学修炼技术提供了医学哲学的反思和证明。推定 《周易》、《内经》、《周易参同契》等易道、医道、丹道承诺的哲学思想，有 其在思维方式上和基本规律上呈现出的高度统一性。这也为中医学的发展提供了 本体论的依据，笔者认为，形而中论的哲学不但使“医易相通”，而且也使医道相 通。易道、医道、丹道的统一将使人类的医学由自为性向自在性发展，从而使人 类的存在向时空对应的层次上发展和超越。人的主体性的自为和可能达到的存在 形式始终是人类的终极关怀，是人类不懈为之努力的的目标，在中国文化中，对这一终极关怀有代表性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中医学和道学及儒学之中，对于其中的 合理性研究，首先在于对其哲学思维及基本规律的体认──以修为之实践对哲学 思维的推定，可以认为，中国文化中 恼庑┍  蟛聘唬   诓痪玫慕  捶⒀锕獯 笥谌  澜纭/p 所以，如果认为“一阴一阳之谓道，偏阴偏阳之谓疾。”（张元素《医学启 源·内经主治备要》）从而使之阴阳对应成为哲学本体论的依据，那么，我认为 阴阳和中之谓医。阴阳和中者，医之大用也。“气血之根皆在下，培养在中，发 用在上。”（郑寿全:《医理真传·卷三·问病人干咳周身痒者何故》）。“培养在中” 者，“黄中通理”者是也。“人之元气，根基于肾，萌牙于肝，培养于脾，积贮于 胸中为大气，以斡旋全身。”（张锡纯：《医学衷中参西录·第四卷·治气学郁滞肢 体疼痛方·培脾舒肝汤》）“培养在中”“培养于脾”，中之用也。所以，“凡人中气 充足，则署邪不能相犯；
署气入侵，皆气虚招之也。”（陈士铎《辨证录·卷八· 内伤门》）。所以，阴阳和中律、五行和中律与三焦和中律者，阴阳、五行与三 焦辩证而使之和于中也。和于中者，后天而言，和于脾胃者也，先天而言，和于 肾者也。和于脾胃者，血之用也。和于肾者，气之用也。所以，后天而言，“人 以胃气为本。”（李杲《脾胃论·卷中·饮食劳倦所伤始为热中论》）。而对于先天 而言，人以肾气为本。对后天中土的作用，历代医家都有深刻的认识：“脾为土 脏，主乎运水，全身水道，赖脾为通调。”（吴克潜:《大众医药·第二十四章·卫 生门·健康要览》）；
“胃者，水谷气血之海也”（《灵枢经·玉版第六十》）；
“脾 胃为血气阴阳之根蒂”（沈金鳌《妇科玉尺·卷五·崩漏》）；
“胃者十二经之源， 水谷之海也，平则万化安，病则万化危。”（李杲《脾胃论·卷下·脾胃虚则九窍不 通论》）；
“胃受司受纳，脾司运化，一纳一运，化生精气，津液上升，糟粕下 降，斯无病矣”（王纶:《明医杂著·卷一·枳术丸论》）。以哲学思维推定中土之 要者，以章虚谷的论述最为重要，他说：“土本先天太极之廓，为后天万物之母， 故通贯四气而主于中也……夫太极为五行之廓者，生物之道也；
土为太极之廓者， 成物之道也。以五行该有形，则太极为五行之廓矣。以有形该无形，则土为太极 之廓矣。理气有回环，故生成有顺逆耳。……良以阴阳虽判而太极之体即具阴阳 之中，四象虽分而太极之体即具四象之内。所以加土称五行者，以表土中即太极 之体所在也。是故五行相生循环无间者，以太极浑然之气流行乎中也。浑然之气 无形而土居四象之中，通贯四气以显太极之用，故其成物则土为太极之廓而浑然 之气即寓于中矣。”（章虚谷：《医门棒喝·太极五行发挥》）。

所以，以中国哲学的形而中论推定中医学的基本规律，是以对应和中的主 体性推定的。对应和中者，人对应天地而和于中者也。因此，于道、器论之，人是形而中之存在。而人体中之中者，以藏象论之，脾胃也，以五行论之，中土也。

以三焦论之，中焦也。而和于中者，人体健康之象也，而离偏于中者，疾病之所 出矣！辨证施治者何以谓之？辨证者，由症对应于阴阳、五行、三焦者也；
施治 者，和于中者也；
和者，由治而达者；
中者，阴阳、五行、三焦之中者也；
和也 者，阴阳和中律、五行和中律与三焦和中律也。

把中国哲学暨《易经》中的哲学模式以形而中论原理进行的概括和反思， 由于在中医学中主要体现出医学的目的和方法论的统一──“保性命者，医道也”， 所以，对应和中是中医学中主要的思维方式和哲学方法论。以对应和中的规律进 行对中医学的反思，其表明，在这一方法论的作用下产生的中医学哲学的主要规 律是：阴阳和中律、五行和中律与三焦和中律。所以，以阴阳和中律、五行和中 律与三焦和中律进行的中医哲学基本规律的概括，使之辨证施治成之所为也，是 为中医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的规律也。中医学的哲学本体论是以《周易》的思维 方式为基础的，因此，“医易相通”者，哲学思维的统一性也。

五、医道相通 中国的医学哲学思想中向有“医乃道之绪余”之论。这在形而中论承诺的哲 学思想中必然推定出医道相通的结论。实际上，古代医家的“医道通仙道”、“阳 中之阳为高真”、“阳中之阳，天仙赐号”、“天地阴阳，五行之道，中舍于人。人 得者，可以出阴阳之数，夺天地之机，悦五行之要，无终无始，神仙不死矣”的 论述，已经表达出医道相通的哲学思想。中医学的发展表明，医道相通不但是哲 学推定的结果，历史表明，在中医学发展的历史实践中，道学（指道家及道教） 学者作出了划时代的贡献。

道学和中医学的关系，一般而言，就其内在的文化本体的一致性上，是在 哲学层次上的统一。因此，道学对中医学的贡献，就必然表现为以道的本体论影 响中医学理论及实践的具体发展。关于道的哲学研究以及对中医学的发展的相关 性研究，学界的研究文献可谓汗牛充栋，但是，由于西方文化和哲学对中国文化 发展在近代以来的滥殇，致使对道教和中医学的关系的研究也受到西方哲学的形 式化的影响，这种对中医学的形式化的研究进路使中医学的发展迟缓甚或倒退。

显而易见，中医学的形式化研究的方式悖离了道的哲学。限于本文的篇幅，本文 就道的本体论对中医学的影响进行哲学反思，在此基础上提出中医学向道学医学 模式发展的理论问题。

道教哲学与中医学的发展密切相关，以中医学为主体性而言，在哲学上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