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思维在党建工作的作用]互联网党建工作

互联网思维在党建工作的作用

【关键词】互联网思维；
党建工作；
作用机制 从历史上看，技术对于政治的影响，无不沿着从工具到 工具思维的进路，最终沉淀为政治文化，互联网也不会例外。

互联网对政党政治和党的建设的影响是全方位的，而其起始 进程则源于互联网技术工具带来的震撼，政党在自身建设领 域采用“刚度等代”[1]方式“+互联网”，以期通过“传统 为体，网络为用”方式实现与时俱进。但随着互联网技术的 迅猛发展和深广扩散，技术工具对行为体思维和组织意识形 态的塑造作用越来越强，党建传统在互联网时代面临“百年 未有之变局”，由技术工具自生的技术思维即互联网思维， 对党建的伦理、理论，乃至实践工作都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 响。政党转以“网络为体，创新为用”，实施“互联网+党 建”“互联网×党建”，抓机遇、应挑战，用互联网技术和 逻辑，特别是互联网思维重新审视和改造传统党建工作。从 工具到思维，互联网影响党建工作，虽是政党的自觉过程， 但更多的则是时代潮流等外部性因素内渗的结果。就具体过程而言，工具是显性的，而思维则是隐性的，也是根本的， 其中的作用机制值得探讨。

一、作用机制中的核心概念厘清 作用机制是有机体各部分之间构造、功能的互动关系方 式，它以承认各部分的独立和自主为前提。所以，要探讨互 联网思维在党建工作中的作用机制，必先明确互联网思维和 党建工作的独立性，继而探究二者之间的互动方式。这就需 要厘清两个核心概念。一是互联网思维。互联网思维是一个 在其诞生领域仍存在争议的概念，随着互联网思维不断跨界 外溢和渗透，无论在业界还是在学界，关于互联网思维的分 歧和争论始终热度不减。支持者不断推陈出新，界定互联网 思维的内涵与外延，积极宣介其这一思维颠覆性的影响力。

反对者却指出互联网思维并不存在，所谓的互联网思维是商 业化的投机性外衣或是资本编织的互联网新衣。[2]而调和 者则在肯定互联网思维的同时将其去魅，强调互联网思维不 是互联网所独有的思维，其思维要素既有纵向跨时代继承的， 如迭代化、平台化、颠覆化、参与化等，原来在前互联网时 代已经存在，只不过被互联网放大或强化而已，也有横向跨 领域借鉴的，比如互联网思维中的用户体验是20世纪90年代 由唐纳德•诺曼提出来的，最早用于人机交互领域。目前， 无论学界和业界从何种价值判断出发来定义互联网思维，但 列举或描述都是其主要界定方式，只是在切入角度上存在历 时性与共时性之别。例如，在历时性维度上，有从马克思主义分析生产方式与社会历史形态关系的逻辑出发，构建生产 方式与思维方式之间的对应关系，指出：“互联网思维…… 是与小批量多品种的信息生产方式相适应的思维方式…… 是智慧思维、社会网络思维、低成本差异化思维、分享的思 维。”[3]有从时代转型的角度切入，沿用阿尔文•托夫勒 农业、工业、信息革命的路径分析，指出：“互联网思维是 按照互联网的特点和规律的思维、用户需要的思维、按照行 业的规范和产品质量标准而展开的思维。”[4]在共时性维 度上，业界和学界把互联网思维归纳为四大、五大、六大思 维，乃至用户思维、简约思维、极致思维、迭代思维、流量 思维、社会化思维、大数据思维、平台思维、跨界思维这九 大思维等不一而足。当前，互联网发展“三期叠加”，只有 抓住三期互联网发展的本质特征，才能给互联网思维一个最 小公倍数的定义。互联网思维作为技术工具的意识形态化， 即如尼尔•波斯曼所言：“每一种工具里都嵌入了意识形态 偏向”[5]。或如史蒂夫•洛尔所定义的“帮助我们重塑世 界观”[6]。以此界定互联网思维，即是与网络信息文明相 适应，由互联网技术所激发或放大的一种以用户为中心、以 数据为依据、以互联为工具，强调平等、互动，开放、参与， 量化、个性的思维方式。与采猎农牧文明的贤能人经验思维、 机电工业文明的经济人理性思维相对应，网络信息文明的互 联网思维，是一种数字人智慧思维。二是党建工作。党建工 作也是一个边界模糊的概念，这缘于党建概念本身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党建一般被认为有三层含义：理论科学、实践活 动和法规制度，也有学者用三个定位将之分解为：一项工作、 一门学科和一个研究对象。[7]但这些只是明确了党建的表 现形式，没有廓清党建的具体边界。实际上，党建广义的界 定包括党政关系建设、党群关系建设、党际关系建设以及党 自身建设，狭义上仅指党自身的“五大建设”，而党建工作 通常是从狭义上理解为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反 腐倡廉建设、制度建设工作，在实际执行层面则具体化为党 委（党组）建设工作，以及党委办公厅、组织部、宣传部、 统战部、政法委等党的工作部门和纪检委的工作。本文所指 称的党建工作是从狭义层面理解的，并在这个层面考察互联 网思维的作用机制。

二、作用机制的分层解构 互联网思维在党建工作中发挥作用，需要一定的条件和 范围。首先，党的建设进入了互联网时代，党建工作受到时 代技术、逻辑和思维的全方位影响，面临从机电工业时代向 网络信息时代转型的压力，而互联网思维在党建工作外部的 成功实践，产生了外源性因素内引的动力，这造就了互联网 思维在党建工作中发挥作用的必然性。但党内数字鸿沟、不 适宜互联网思维和非互联网思维仍积极有效的工作领域的 存在，是互联网思维发挥作用的边界。其次，党的先进性和 自觉性所关联的与时俱进诉求，不言自明地包含了时代技术 和思维，即与思俱进。而且党所继承的无产阶级党建传统，十分强调与先进的时代技术和思维结合起来，如，列宁就主 张通过“全俄政治报计划”，借用报媒的组织技术、逻辑和 思维建党。再次，党员和干部受互联网思维影响，也会在党 建工作中自觉或不自觉地加以运用。由此可见，互联网思维 在党建工作中发挥作用是明确的，但作用机制需要进一步细 化分析，本文拟从技术、制度和理念三个层面进行解构。首 先，互联网思维强化互联网技术应用。互联网思维是基于互 联网技术产生的工具思维，强调互联网技术应用是互联网思 维的“下意识动作”。在宏观层面上，党所面临的时代转型 已不仅限于十六大提出的两个历史方位转变，而又进一步加 上在机电工业向网络信息文明转型背景下，以及在现实网络 “双空间交联治理格局”[8]中，如何借助时代技术改善党 建制度和工作。互联网思维从宏观上影响党建工作的“第一 个动作”，就是在党政、党际、党群关系和党自身“五大建 设”中强化互联网技术应用；
在中观层面上，各级组织为了 追求工作绩效，积极借用互联网思维，在纪检、组织、宣传、 统战等工作中强化互联网技术应用；
在微观层面上，党员干 部为了工作创新和提高效率，也会在互联网思维的影响下加 强对互联网技术的应用。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受党内部门职 权划分和互联网“三期叠加”影响，当前党内互联网技术应 用存在“两极分化”问题，具体表现为：一是党内数字鸿沟 在不同的地区、行业、部门、组织层级以及不同的党员群体 和工作中存在，党内互联网普及率虽远高于全国的53.2%，但仍存在相当多的空白和薄弱地带；
二是部门分设反映在技 术领域，造成基层组织运行和维护上级多部门技术系统，工 作负担沉重，技术效能不同程度地被抵消；
三是互联网技术 应用贪新求多，不能根据实际工作需要选择应用不同版本的 互联网技术，导致用不如不用、用多不如用少、用新不如用 旧等问题。这些都需要继续增强互联网思维，进行技术再应 用，并根据实际情况优化配置技术资源。其次，互联网思维 参与塑造党的建设制度改革。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深化 党的建设制度改革的时代命题，中共中央政治局随后又审议 通过了《深化党的建设制度改革实施方案》，围绕四方面改 革任务提出了26项重点举措。党的建设制度改革命题与互联 网思维共时性生成、发展，命题“紧紧围绕提高科学执政、 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展开的逻辑与互联网思维又存在 内在同构性，加之建设制度改革本就是问题导向的求新突破， 而互联网思维这一“非导致问题”的新思维借助技术影响力， 由外而入顺势参与塑造党的建设制度改革则顺理成章。当然， 党内不同于业界，互联网思维不可能全要素参与塑造党的建 设制度改革，而是以部分思维要素耗散介入方式影响改革。

例如，在党内制度、法规制订过程中，强调“开门立规、民 主议纪”契合了互联网思维中的公开、参与思维。在制度、 法规修订过程中强调“突出重点、针对时弊”契合了互联网 思维中的迭代思维。在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中量化考核评 价、教育培训和管理监督等，契合了互联网思维中的数据思维。党的建设制度改革是新时期党应对党内外新形势新问题 的政治自觉，改革的逻辑首先是解决问题，但最终目标却是 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 党的建设制度体系。而且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诸多非互联 网思维并非无所用处，再加之，互联网思维在从党员到组织 的传导、从“精神变物质，物质变精神”的转变过程中不可 避免地会存在损失、延误、变形甚至扭曲、失真，所以，互 联网思维参与塑造党的建设制度改革，仍是零散的、局部的 和非系统的。再次，互联网思维参与重构党建工作理念。党 建工作是在一定的理念指导下实施的，我们党的党建工作理 念不是一维的而是多维的，在政治伦理上体现为党的根本宗 旨，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在政治理论上体现为党建原则， 即围绕中心、服务大局；
在政治技术上主要体现为党的三大 优良作风，即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与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 一起、批评与自我批评。理念的边界是想象的，某种意义上 也是开放的，这三维理念组合的边界同样如此，在与互联网 思维接触、碰撞的过程中，产生了三种关系模式。一是逻辑 契合模式，即互联网思维中的子思维与党建工作某一理念在 逻辑上契合，二者接触即融合形成一体两面的存在状态。例 如，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或以人民为中心的党建工作理念与 互联网思维中的核心思维――以用户为中心，在逻辑上是高 度契合的。用互联网思维审视党建工作，人民无疑是最终的 也是最重要的“用户”，人民群众满意不满意、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是党建工作这个“产品”合格与否的最终评价标 准。相应地，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或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 反观互联网业态，也同样没有逻辑上的违和感，只有话语表 述上的差别而已。二是竞合模式，互联网思维中的子思维与 党建工作某一理念存在竞争关系，二者不断碰撞后形成既竞 争又合作的关系。如党建工作的工具性与互联网企业的“寄 生性”存在相似之处，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理念与互联网思 维中的平台思维也存在相当的一致性，但后者更强调主体性， 即平台搭建者的自主性和自利性，而党建工作理念虽然也强 调党建平台的引领、带动功能，但在“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 的政治自净中祛除了自利性。三是排斥模式，即互联网思维 中的子思维与党建工作某一理念存在排斥关系，有些排斥关 系是无法调和的。这根源于技术思维与政治思维的不同属性， 有些排斥可以调和但需要由实践和时间来验证，如互联网思 维强调偏平化决策与既存党建工作垂直多层决策之间需要 继续检验并优化。互联网思维在与传统党建工作理念接触、 碰撞的过程中，给党建工作理念多维格局注入了新的元素， 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鲶鱼效应”，刺激党建工作理念在契 合、竞合、排斥中继承和创新，并催生党建工作理念新格局 的形成。

三、作用机制的功能区分与评价 从技术、制度和理念三个层面解构互联网思维在党建工 作中的作用机制，不难发现，这一作用机制在形式上有三种：一是渗入接受式，即互联网及其思维的跨界渗入党建工 作领域，在实践过程中自证价值并被逐渐接受；
二是行政计 划式，即组织或党员干部为了追求更好的工作绩效，以计划、 行政的手段把互联网思维作为工作要求贯彻到党建工作中 去；
三是本源衍生式，即内生互联网思维。这又有两种产生 路径：第一是党建工作思维中原自有互联网思维所包含和强 调的思维，在互联网思维被热议的情势下，自我装饰适应外 部潮流的叙事方式；
第二是组织和党员在党建工作中发展形 成的符合互联网思维所界定的新思维。不论解构互联网思维 在党建工作中的作用机制，还是梳理作用机制的形式，最终 都指向了作用机制的功能问题，即如何区分和评价作用机制 的功能。从互联网思维对党建工作的实际作用来看，作用机 制主要有三种功能。第一，激励功能。互联网思维被热议无 疑源自互联网自身的颠覆属性，及其在技术、经济领域的卓 越表现和跨界的成功绩效。虽然互联网思维被诸多行业随意 打扮、包装和赋值，但不容否认的事实是，一些宣称使用互 联网思维的行业、组织确实取得了超越传统运行方式的成绩。

在党建工作领域也是如此，各地诸多党组织积极践行互联网 思维，如党务网络公开、微讲堂、线上线下互动以及利用大 数据对党员教育、日常管理、党建考核进行精细化操作等都 取得良好实效。第二，制约功能。当前，党建工作中存在一 系列问题，究其根源是由于工作思维出现了问题。虽然实证 经验反复证明：解决问题的不可能是那些导致问题的思维方式，但原有导致问题的思维方式的路径依赖不可能在短期内 自行消除。互联网思维依靠外部绩效，通过传导、对流或辐 射方式介入党建工作，经过内部绩效竞争自证价值，能够对 导致问题的思维方式形成空间挤压，制约其负向效能的扩散。

第三，保障功能。互联网思维是新时代和新技术催生的产物， 是与网络信息文明相适应的思维方式。随着网络信息技术的 快速发展，互联网思维也在不断发展变化，在党建工作中形 成稳定成熟的互联网思维作用机制，能够保障党建工作在技 术应用、制度变革和观念更新方面始终与时俱进，跟上甚至 引领时代潮流。当然，站在辩证唯物主义的角度来看互联网 思维的作用机制，无论激励、制约还是保障功能都是正向的， 但硬币的另一面同样不容忽视。在各行各业中，互联网思维 的正向价值被肯定、放大甚至神话的例子虽然比比皆是，但 几乎在同时，对互联网思维正向价值的质疑以及否定也逐渐 形成。质疑论从“索洛悖论”开始，假以托马斯•皮凯蒂和 罗伯特•戈登关于增长率下降的论据，指出互联网思维没有 改变党建工作的本质，只是改变了运行策略和方式，把互联 网思维视为包医百病的灵丹妙药或将所有成功都归结于互 联网思维，不是自我麻醉就是画饼充饥，互联网思维盛行不 过是虚假的繁荣。否定论更进一步指出，互联网思维喧嚣跨 界是对党建工作传统思维的轻视，并担心互联网思维一枝独 秀在边缘化诸多传统思维的同时，会造成思维独裁和异化， 最终导致党建工作走向歧途。否定论还从微观上指出，互联网思维会造成党组织议题引领、政治宣教能力的销蚀，特别 是互联网思维过度强调“用户”偏好，有滑向民粹主义的危 险，并会对党的先进性造成损害。总而言之，关于互联网思 维作用机制的功能区分与评价，符合新生事物的成长规律， 即在新生红利期，影响被高估形成泡沫，一段时间后影响被 低估甚至被否定，最终会复起成型。互联网思维作为一个新 生事物，其概念、效用还处在动态过程之中，我们评价互联 网思维在党建工作中的作用机制时，不应该忽视党内“数字 鸿沟”。所以，仅从物理覆盖意义上说，互联网思维不是颠 覆一切的撒手锏，被赋予解决一切问题的期望显然是不可承 受之重。从思维生态上讲，互联网思维不是要完全取代业已 存在的传统党建工作思维，而是要求同存异。凡事有因有度， 互联网思维离不开一定的社会环境、生长土壤和物质基础来 发挥作用，也不能越过一定的边界发挥正向作用，越界过度 使用既无必要，也不现实，而且其效用只会走向反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