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联教育考察团的来华与民国中后期高等教育发展的理论综述] 民国高等教育

国联教育考察团的来华与民国中后期高等教育发展的理论综述

其中有关高等教育的检讨，为国民政府改造中国高等教育提 供了重要参考，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民国中后期高等教育发 展的进程。探讨国联教育考察团来华与民国中后期高等教育 演进之间的关系，对于梳理近现代中国高等教育史而言有着 不可忽视的意义。

一、考察团来华考察的背景与概况 1931年国联教育考察团来华考察，是在国民政府大举 改造中国教育的背景下启动的。据1929年国民党“三大”通 过的《政治报告决议案》披露，训政之初的国民政府对当时 中国教育状况很不满，痛斥中国教育存在着“六滥”(即学 校滥、办学人滥、师资滥、教材滥、招生滥和升学滥)和“四 恶”(即教育成为个人造势的工具，浪费了师生的才气、增 加了学生的欲望及增加了分利失业之徒)等问题。对此，《决议案》指出各级政府须抓紧“救治”，“以三民主义之精神， 融化东西文化之所长”、“矫正从前教育放任主义之失，而 代之以国家教育之政策”。[2]此决定宣示国民政府将改造 中国教育。尔后，教育部一面着手改造事宜，一面借鉴西方 经验，以使中国教育“融化东西文化之所长”。当时，以胡 汉民为代表的政府高层认为中国教育的“放任主义”问题是 由教育界人士片面学习美国引起的，他们更欣赏欧洲教育经 验。[3]故1931年三月、四月间，教育部、行政院分别致函 国际联盟秘书处，请求委派欧洲专家来华考察。于是，同年 9月，国联教育考察团来华。

按国民政府邀请之意，考察团来华是为了帮助“拟定 并实施中国政府所颁布的改造中国的计划，以期促进中国教 育制度之改善”[4]。据此目的，考察团于1931年9月至12月 间在上海、南京、天津、北平、河北定县、杭州、镇江、无 锡、广州等地考察教育管理体制、学制系统、教育财政、教 学组织、各级各类教育、师生关系等方面情况；
并于1932年 出版总计15章222页的考察报告——《中国教育之改进》。

该报告检讨中国教育状况，提出不少改进建议。如考察报告 指出中国小学教育普及率太低，小学生多是富家子弟；
中等 教育方面则未重视职业教育。针对于此，报告建议中国政府 应推行免费义务教育，在中学开设职业技术课程。值得注意 的是，由于中国高等教育有着不少问题，国民政府痛斥这些 问题是造成国家缺乏建设人才的主因，故考察报告第三章对高等教育作了分量较重的检讨，篇幅约计58页。

而对考察团的检讨，政府高层和教育界人士很关注。

如在考察报告撰述完毕后，戴季陶和朱家骅两位政要为之作 了序，蒋梦麟[5]、任鸿隽[6]、李建勋、罗廷光[7]、廖世 承[8]、张佛泉[9]、尚仲衣[10]、黄问歧[11]、章光涛[12]、 许恪士[13]等人撰写了评论文章。从这些文章看，当时政界 人士的褒奖较多。如考试院院长戴季陶称赞考察团提交的报 告书“对于各级教育之制度方针与乎其内容之剖析”，有着 诸多精到处。[14]教育界人士对考察团开展的考察则提出了 批评。如认为考察团仅在中国东部地区作考察，考察范围有 限；
认为考察团开展的检讨意在推动中国教育欧洲化。不过， 在考察团检讨高等教育方面，教育界人士不吝赞誉。1933年， 署名为“青士”的学人撰文说，考察团提出的意见很有价值， 值得参考[15]。同年，李建勋说，除大学教授由教育部任命 以及取消学分制的建议“尚有讨论余地”外，考察团提出的 其他建议“均为改良吾国大学教育之良策”，倘若政府当局 “照此方策进行，则吾国大学教育不能蒸蒸日上者，吾不信 也”。[1]167事实上，国民政府在改造中国高等教育时的确 参考了考察团的意见。

二、考察团对中国高等教育状况的检讨 如前所述，国联教育考察团重点考察了中国高等教 育状况，并在考察报告第三章中作了检讨。其中，该章第二、 三节批评了中国大学分布失衡、高校间缺乏分工合作、课程设置不合理、学分制实施不当、教师聘任不规范、招生缺乏 严格标准、过于注重讲授法、教材内容过于西方化、学生太 过放任等问题。第四节提出了设立全国大学会议、促进大学 间分工合作、加快发展理工科学校、以考试制代替学分制、 规范教师聘任、成立大学教授会议、组织大学统一招生考试、 试行大学毕业考试、厘定大学课程标准、编写本土化的大学 教材、建立良好的师生关系等建议。从这些内容看，考察团 较系统地检讨了中国高等教育状况。

值得一提的是，在检讨时，考察团依据国民政府希望 加强调控教育及增进中外教育交流的意旨[4]1，积极引介欧 洲教育经验。如考察团建议由大学教员、大学行政人员、社 会知名人士及教育部官员组成全国大学会议，并由该会职掌 “决定各区域应设国立大学之数目及种类”、“大学教育经 费之分配，并规定付款之条件”、“校长及教授之委任”、 “厘定关于人员之安置，教职员之薪俸与进级”等事务。

[4]194－195该建议就把英国设立大学拨款委员会及法国设 立大学评议会的做法介绍到中国。[16]考察团建议中国大学 取消学分制，实施毕业考试，考试及格的学生“方能毕业”， 该建议则与英、法、德各国推行的中学毕业考试制度相近。

[17]1－2 从检讨的内容看，考察团看出了20世纪30年代初期中 国高等教育的问题，提出的解决办法也有针对性。如考察团 对中国大学分布失衡的批评就是一个典型例子。考察报告指出：中国大学分布“杂乱无章”，东部地区高校过多，而其 他区域的学校较少；
“在同一区域内常有多所大学，诸大学 间亦无合理之分工”。考察团认为，这种不合理的高校分布 如不消除，“有效之大学制度实无从兴起”。[4]160－196 从1931年的情况看，考察团的批评是正确的。因为这一年， 东、中、西部地区分别有76、21、8所高校。其中，上海一 地就有23所高等院校，超过西部各省总和。[18] 再如，考察团检讨中国大学课程的问题也是一个突出 例子。报告指出：中国大学课程有三点问题。第一，用学分 制组织课程，使得课程支离破碎，学生的学习缺乏整体感；

同时，一些学生拿满学分后，即以能毕业为由，“将该学科 束之高阁”，不再认真学习。[4]178－180第二，许多大学 将某一学科分为“若干不同之学程”，希望把该学科的前沿 成果介绍给学生，这使得基础科目未受到重视。[4]180－181 第三，许多大学教材过于西方化，这将使得中国“民族文化 必致堕落”，使得学生脱离本国实际。[4]181－184考察团 遂建议中国政府应重视基础科目、推动教材本土化。[4]205 此外，考察团对中国大学招生的批评也很有见地。报 告指出，中国大学招生缺乏统一标准。如“被此校淘汰之学 生，往往因他校之条件不甚严格，得以考入肄业，若再被第 二校拒绝，尚有第三校可以收容”，这种招生办法产生了严 重后果。首先，大学为了招满学生，降低招生标准；
这使得 教学工作“降格以适合学生所能达到之水平线”，进而大学的办学质量下滑。其次，由于招生标准宽松，许多入校学生 不合格，他们也不认真学习，学校就无法培养合格人才。鉴 于此，考察团提议，中国政府应试行全国大学统一招生考试， 以提升大学生质量。[4]174－175具体做法为：管理上，“教 育部特派之大学教师及教育部代表组织一委员会主持”，并 由该会“确定录取标准”；
考试上，政府部门把“投考一切 国立大学之学生于一处而行之”，或“分大学为数组而行 之”；
录取上，“投考学生应叙明其所愿入之大学，考取之 学生，则按照各校设施之方便及其在考试中之名次，分配于 各大学”。[4]204从这些内容看，考察团的提议有着较强的 针对性。

三、考察团来华考察对民国中后期高等教育演进的 影响 由于国联教育考察团认清了中国高等教育的若干问 题，提出的解决办法有着针对性，故考察团来华考察对民国 中后期中国高等教育的演进产生了影响。影响较大者为以下 三方面。

(一)推动了民国中后期西部高校的发展 1931年前，西部高校稀少，国内教育界人士也很少讨 论西部高教。但国联教育考察团提交报告书后，教育界人士 的相关讨论增多，并形成两派。一派赞成考察团的意见，认 为应均衡发展中国高校。一派认为没有必要对中国高校布局 作调整，而应让各地根据自身的物质和文化条件自行发展。[19]而对这两派意见，国民政府采纳了前者，即按国联考察 团的批评，均衡发展中国高校。抗战期间曾任教育部长的陈 立夫就于1972年回忆说：针对战前国联考察团批评中国大学 分布不合理问题，战时教育部发展高校“注意合理分布的原 则”，并“将大学的文理法三学院合成为综合大学，在后方 分区设置；
将农、工、医、商、教育等专门学院由大学分开 就各地区需要分别设置”。[20]65战后出任教育部长的朱家 骅也说，国联考察团曾批评中国大学地理分布“杂乱无章”， 故战后教育部对高教资源分布“作相当合理的配备，以奠定 整个国家未来教育发展的基础”。[21] 具体来讲，1932年后，国民政府采取了两类措施发展 西部高校。其一，为促进大学分布均衡出台政策。1936年， 国民政府颁行《中华民国宪法草案》规定：“国立大学及国 立专科学校之设立，应注重地区之需要，以维持各地区人民 享受高等教育之机会均等，而促进全国文化之平衡发展。” [22]2871938年，《战时各级教育实施纲要》规定：“对于 各级学校教育，力求目标明显，并谋各地平均发展”。[23]14 同年，教育部拟定《专科以上学校分布原则》，规定：国立 大学将“就全国地域予以适宜之分布”，师范学院以分区独 设为原则，农、工、商、医等独立学院就各省需要分区设置。

[24]711－712其二，在西部地区新设高校。或将迁入西部的 部分东中部高校改组，留在西部办学；
或在西部地区新设国 立高校，或将西部省立高校改为国立高校，批准成立省立和私立高校(参见表1[25]588－794)。而通过创设，近现代中 国大学分布失衡问题纾缓。1947年，西部高校增至50所。

[25]578－587高校的分工也较明晰。如贵州省有综合、医学 及师范三类高校，甘肃省有综合、师范、医学、工学四类高 校。

(二)促进了战时大学课程的改革 如何解决民国时期大学课程不重视基础课程和过于 西方化的问题，国联教育考察团的提议与国内政教界人士的 看法大抵相近。如1931年时任国立中央大学校长朱家骅在作 《中国大学教育的现状及应行注意各点》的演讲时指出：中 国大学“每每迁就学生的意见，因把习见的基本功课都轻视” 的做法有问题；
他建议改革大学课程，促使“大学毕业生具 有普通的常识，了解基本的理论”。[26]这一相近表明考察 团确实发现了当时大学课程的问题。而针对这些问题，国民 政府接受国联考察团及国内教育界的意见，从1932年开始改 革大学课程。[27]大规模的改革则在抗战时期开展。1972年 陈立夫回忆说，鉴于战前国联教育考察团批评了中国大学课 程“不切中国需要”、“内容支离分裂”等问题，他在战时 主持教育部时，主要从课程标准、科目设置和教材编写三方 面着手改革。[20]661976年曾任战时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长 的吴俊升也回忆说：针对战前国联考察团曾批评中国大学课 程过于西方化、不适合中国需要的问题，他协助陈立夫部长 整理了大学课程。[28]从战时教育部采取的措施看，国民政府大体解决了大 学课程过于洋化和不重视基础科目等问题。如1938年，教育 部确定了三点课程设置标准：第一，课程内容应有利于提高 学生的素质，须“与国家文化及建设的政策相吻合”；
第二， 课程教学应“注重基本训练，先从事学术广博基础的培养， 由博返约，不因专门的研究而有偏固之弊”；
第三，课程设 置应“注重精要科目，所设科目，力求统整与集中，使学生 对于一种学科的精要科目，有充分的修养而有融会贯通的精 神”。[20]66据此，国民政府随后出台各专业必修和选修科 目表，其中，有关中国的科目及基础科目明显增多。如法学 院政治学门开设中国通史、中国政府、中国外交史和中国政 治史等科目，理学院气象学组开设中国通史、中国地理总论 和中国区域地理等科目。基础课程方面，政治学门开设国文、 中国通史、西洋通史、论理学、哲学概论、政治学等科目， 气象学组开设国文、中国通史、高等数学、微积分学、地理 通论、气象学、地形学、测量学和制图学等科目。[29] (三)影响了公立大学统一招生考试的试行 1938至1940年间，国民政府试行公立大学统一招生考 试，是中国高等教育史上的一项创举。而这也受到国联教育 考察团的影响。如前所述，1931年考察团建议中国政府试行 全国统一招生考试。建议提出即后受到国民政府的注意。但 由于种种原因，战前这一意见未能采纳。[30]抗战爆发后，陈立夫深感战时“交通困难”，认为战前国联教育考察团提 出全国统一招生考试的建议在此时有必要推行。故1938至 1940年间，教育部试行公立大学统一招生考试[20]67(见表 2[25]531－537)。

具体做法为：管理上，教育部成立统一招生委员会， 办理“制定法规、制定试题、订定标准、取录与分发学生” 等事宜；
各考区成立招生委员会，办理“报考、考试、监考、 阅卷、造送成绩表册、榜示学生”等事宜。考试科目上，凡 报考文、法各院系，师范学院教育、公民训育、体育、国文、 英语、史地、家政等学系，以及工学院铁道管理系的学生， 须参加公民、国文、英文、本国史地、数学、外国史地等科 目的考试，以及任选物理、化学、生物一门考试。凡报考工 学院各系，理学院数学、物理、化学、天文、气象、土木等 系，师范学院数学、理化等系的学生，须参加公民、国文、 英文、本国史地、数学、物理、化学等科目的考试。凡报考 医学院、农学院各系，理化院生物、地理、地质等学系，以 及师范学院博物系的学生，须参加公民、国文、英文、本国 史地、数学、生物等科目的考试，以及任选物理、化学一门 考试。此外，报考体育专业的学生还须加试术科。[17]3－4 通过试行统一招考，国民政府初步改变了近代以来大学招生 各行其是的局面，提高了入校生的质量，“免(除了)考生徬 徨歧路兼考数校之苦”[17]3，意义可谓重大。四、结语 推动民国中后期高等教育演进的因素有许多。比如：
国内教育界人士深入探讨，各级政府出台调控政策和措施， 以及抗战建国的需要，都是重要的因素。此外，国联教育考 察团来华考察所起的作用也不可忽视。从本文的探讨看，考 察团开展的检讨，对1931年以后中国大学分布、课程设置、 招生制度产生了积极影响。其实，考察团的检讨还影响到民 国中后期高等教育管理机制、师资聘任、会考制度和训导制 度。如抗战期间国民政府成立学术审议委员会就是以考察团 提出的全国大学会议为“最初构架”的。[31]20世纪30、40 年代国民政府审定大学教师资格，也与考察团的提议有关。

[20]66总之，国联教育考察团来华所起的作用是全方位的。

当时，由于考察团产生的影响，以及与其他一些因素 的交相作用，中国高等教育的演进呈现出两点显著变化。其 一，与1931年以前中国大学实行选科制、学分制，以及大学 缺乏明确的课程标准，并表现出鲜明的美国模式相比[32]， 民国中后期中国大学吸收了欧洲各国高等教育的一些作法。

其二，与1931年以前中国大学在设校、招生、教学、管理等 方面呈现出混乱的局面相较，1931年以后中国大学的发展更 有秩序，学校分布失衡问题有所缓解，入校学生素质有所提 升，课程克服了脱离中国实际的弊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