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世”与中国国家安全的思考 中国国家安全的发展

内容摘要：加入WTO是中国在更深层次上融入全球化进程的战略性举措，不仅体现了中国积极参与国际事务的能力，也体现了积极应对国际政治新秩序的决心。但在以国家实力为核心的国际政治角逐中,随着“入世”后生存环境的新变化，中国的国家利益及国家安全将受到严峻的挑战。“入世”不仅是经济体制的接轨，也是政治体制的适应过程，防止新一轮的“和平演变”将成为维护中国政治安全首要面对的重大挑战。“入世”也是经济权益的重新整合和资源的再分配过程，转型的中国经济如何应对世界的强势冲击，将成为制约中国未来国家安全重中之重的问题。“入世”同时也加速了东西方文化之间的交融，保持民族文化的生命力，预防“文化的迷失”将直接关系到民族的独立与生存。当“入世”将中国的问题暴露无遗的时候，也正是我们清醒认识自我的最好时机，提高自身的“抗病”能力，才是真正维护国家安全不得不作出的历史选择。建设民主政治是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所追求的终极目标，也是维护中国政治安全的根本保障。经济是力国之本，实现经济的健康发展，走可持续发展之路，是维护中国经济安全的固本之策。文化上民族的象征，重塑中国传统文化的生命力，以包容与自新实现文化的现代化，是真正维护中国文化安全的历史选择。“入世”必将带来国家安全观念的转变，也就是在研究世界贸易组织的基本规则和运行机制及重新认识以联合国为基本框架的国际政治和经济组织的作用的基础上，以自力更生为根本，通过积极参与和执行多边协商机制，加强对话与协作，以积极的姿态实现维护中国国家安全的需要。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是自1972年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以来，中国在更深层次上融入全球化进程的战略性举措。中国“入世”之所以导致全球瞩目，一方面是因为WTO为中国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更广阔的空间，人们拭目以待作为新兴经济力量的中国将如何利用WTO机制实现未来的可持续发展，为世界经济的稳定和增长作出更大的贡献；另一方面，作为现代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结晶的WTO，从组织体系和运行规则等各个方面将对社会主义中国现行的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提出巨大的挑战，世人对中国将如何在适应WTO机制的前提下，维护国家主权和国内政治的稳定，并进一步推动民主政治的发展也报有浓厚的兴趣。

　　从本质上说，WTO不仅是一个国际性的经济组织，也是一个国际性的政治组织，其根本目的是以WTO的运行机制和基本原则来规范成员政府的行为，减少政府的干预，并为自由贸易的发展提供有效的动力。同时，WTO也是一种推动全球化发展的有效途径，“……全球化反映了一种广泛的认识：在经济力量和技术力量的推动下，世界正被塑造成一个共同分享的社会空间；在全球一个地区的发展能够对另一个地方的个人和社群的生活机会产生深远影响。”[①]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深入，也使得WTO的基本原则和运行机制得以稳固和提升，并成为一种普适性的规范性体系。如作为WTO基本原则的“非歧视”和“国民待遇”对所有成员国或地区都有普遍的约束力，这种约束力是建立在成员的一致同意的基础之上的，这正如《WTO协定》第9条第1款所规定的那样：“WTO应继续实行GATT1947所遵循的经协商一致作出决定的做法。”[②]与这种规范性体系相伴生而来的是一种新的国际政治秩序的生成，“换句话说，全球化有力地揭示了国家政治的限度”，[③]“是对传统的国际关系，对国家主权及其他权利，对以国界标示人群活动区别的规则的一种深入持久的挑战。”[④]

　　加入WTO，不仅体现了中国政府积极参与国际事务，承担相应的权利和义务的能力，同时也体现了中国积极应对国际政治新秩序的决心。但不可否认的是，不论是在历史上还是在现实中，国际政治都是以国家实力为基本后盾的，这正如摩根索指出的，“国际社会的基础是两种因素：一是其多样性，二是其要素即各个国家之间的对抗性”。[⑤]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全球化的浪潮曾经给中国创造了发展的良机，可以说中国目前得以保持经济的高速增长，除了我们内部积极推进体制改革所创造的勃勃生机之外，坚定不移地走开放之路，充分利用全球化为我们提供的技术资源、资金资源和产品市场也是不可忽视的因素。“入世”将为中国经济的腾飞提供新的动力，加快中国参与全球化进程的步伐，但WTO就象一把双刃剑一样，在为我们提供机遇和福祉的同时，也向我们提出了挑战。这种挑战不仅针对于中国传统政府管理体制的变革，也针对于中国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的维护。如果说自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中国的国家安全问题在全球化的语境中已经成为一个重要话题的话，那么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将会对中国的国家安全提出更加严峻的挑战。

　　一、“山雨欲来风满楼”：中国“入世”后国家安全的态势分析

　　国家安全总是与国家利益的实现联系在一起的。“国家利益是一种

　　按照摩根索的观点，“国际政治的本质与国内政治的本质是完全相同的。这两种政治都是争夺权力的斗争，它们的不同仅仅在于这种斗争在国内范围和在国际范围赖以进行的条件不同。”[⑦]加入WTO，虽然中国的生存环境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但实现国家利益的根本目标并没有发生本质的变化。相反，WTO所设立的新机制和新规则，在为实现国家利益提供更多可能性的同时，也为实现国家利益设置了更多的障碍。民族国家是参与国际政治和经济生活的主体，维护必要的国家安全是在“入世”后中国如何在借鉴国外先进经验的基础上独立自主地进行经济建设和民主政治建设所必须要认真对待的历史性课题。

　　1、“入世”不仅是经济体制的接轨，也是政治体制的适应过程，防止新一轮的“和平演变”将成为维护中国政治安全首要面对的重大挑战

　　世界贸易组织是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产物，同时也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集大成者。作为世界上最大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国，适应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加入WTO，积极投身于全球化的进程中，以实现本国的国家利益是正当的和无可厚非的。中国的“入世”之路之所以要走15年，除了本国的经济体制一时难以适应有关WTO的原则和框架之外，更重要的可能还是要从政治体制的方面来寻找原因。

　　自1978年中国全面推行“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以来，特别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来，中国的经济体制开始了全面的转轨，尽管步履维艰，但已经初步确立了符合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经济运行机制。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启动以来，虽然几经反复，但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向实现真正的民主政治迈出了可喜的步伐。然而，这种政治体制改革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所渴望看到的“民主政治”体制依然存在着难以逾越的鸿沟。特别是在20实际80年代末期、90年代初期，前苏东地区的社会主义政权在西方“和平演变”的攻势下土崩瓦解之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更是将“和平演变”视为对社会主义国家“不战而胜”的法宝。作为最后一块社会主义阵营的中国，更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21世纪梦想要实现“一体化”的最大目标。尤其是在“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得到进一步的发挥，国力有了明显的提升，西方资本主义阵营更是将社会主义中国看作最大的竞争对手，这也正如布热津斯基所描述的那样：“……中国无疑也是一个主要的地缘战略棋手。……中国的各种选择已经开始影响亚洲的地缘政治力量分布，而它的经济发展势头必将使它有更强的物质实力和更大雄心。”[⑧]伴随着所谓“中国威胁论”的出台，西方资本主义阵营及其仆从国利用各种机会和场合，以各种借口来压制中国，诸如人权问题，申奥问题等，甚至包括在中国“入世”谈判的过程中，将意识形态及政治体制方面的差异与谈判进程联系在一起，从而为中国的“入世”进程设置重重障碍。

　　全球化进程发端于经济的全球化过程，随后扩及到政治全球化与文化全球化。但全球化并不必然导致一体化，全球化只是人类社会现代化发展所必然经历的历史过程，它在尊重人类社会多样性的前提下，通过现代技术和手段改变了以往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方式，拉近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促进了人类不同文明之间的相互融合和共同繁荣。全球化本身并不带有任何功能，它绝不是一种政治力量消灭另一种政治力量的手段和途径。但现实世界往往是残酷的，以西方国家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固守意识形态的偏见，致使全球化逐渐脱离了它应有的轨道，成为实现某种政治目的的手段。全球化的政治化，已成为全球化畸形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

　　脱胎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政治体制，渐进于工业化中期的政治改革步伐，本身就为中国政治体制的稳定带来了诸多不确定的因素，再加上国内民主政治的不完善，这些都为“入世”后中国的政治安全带来了巨大的风险。“现代性孕育着稳定，而现代化过程却滋生着动乱。”[⑨]中国加入WTO为市场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动力机制，由此也催生了范围更加广泛的利益分化和利益整合，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借资本和商品的交换而附加的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又起着重要的推波助澜的作用，特别是以资本主义国家意志为主导的WTO“自由、平等、公正”原则的贯彻，不仅是对中国政府管理体制，也是对中国基本政治制度提出的严峻挑战。将不仅使中国政治的运行模式，更重要的也将使中国政治制度的合法性基础面临强有力的冲击。

　　2、“入世”是经济权益的重新整合和资源的再分配过程，转型的中国经济如何应对世界经济的强势冲击，将成为制约中国未来国家安全重中之重的问题

　　世界贸易组织首先是一个经济组织，它是为提供一种国际经济交往新秩序而产生的，在这种新秩序的建设过程中势必要涉及到不同国家之间经济权益的重新分配和整合，而对各种生产要素配置能力的强弱又成为决定性的因素。这种能力的强弱不仅来自于先进的生产技术，也来自于富有活力的经济体制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适应现代经济发展规律的经济组织，这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在生产本身中发生的各种活动和各种能力的交换，直接属于生产，并且从本质上组成生产。”[⑩]

　　从性质上看，中国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是一种“内生”性的经济体制改革，发展以“外贸导向型”为主的经济发展模式成为转型时期的重要推动力量，并成为经济增长的源泉。经过20多年的发展，这一经济模式可谓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根据相关统计，中国的出口额从1978年的100亿美元增长到现在的2660亿美元，[11]至2001年末，国家外汇储备达到2122亿美元，[12]这为推动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但必须指出的是，过分依赖“外向型”经济，一旦世界经济陷入萧条局面，又会对国家的经济安全造成重大的风险，东南亚和拉美等发展中国家的前车之鉴已为我们拉响了警报。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潜力说到底还是取决于国内经济发展的活力，如果没有国内生产的充足、国民需求的旺盛、投资的多元化和科学技术的更新换代，要维持经济发展的动力将是难以想象的。而现实情况是，中国国内生产不仅充足而且过剩；需求不旺，要依靠巨额的财政赤字来提升需求的水平；投资还显单一；生产技术落后，依赖性强。尤为突出的是，自计划经济体制而来的城乡“二元”结构，一方面造成社会格局的城—乡分裂，另一方面造成经济生活中的“二元化”断层，“三农”问题的积重难返，不仅折射出中国整个经济结构的严重缺陷，也映射出中国经济体制的脆弱性。

　　中国“入世”的一个重要意义在于在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不足的情况下，有助于从外部创立新的动力机制，充分利用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契机，加速经济结构的调整和尽快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尽管在WTO《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议定书》中为中国规定了3-5年的调整和适应期，但中国经济本身所存在的诸多问题绝不可能在短短的3-5年中就得以解决，随着进入中国经济生活门槛的降低，世界经济对中国带来的强势冲击将不可避免。这种冲击绝不仅仅是对单一的经济组织而言的，而是行业性的或是连锁性的。面对着中国巨大的市场和消费潜能，“入世”为众多的跨国巨头提供了一方乐土，它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在中国可以实现巨额利润和超值的投资回报。“入世”不仅为国人带来了诸多美好的憧憬，也为那些在全球化进程中指点江山的国际性经济组织提供了续写神话的可能，在可预见的未来，它们的影响力将遍及中国的黄河两岸和大江南北。如果说，单兵作战的跨国企业可以通过政府的保护来阻挡的话，那么以群体或集团登陆的国际性经济组织可能为众多的国内企业带来灭顶之灾。对于众多的国际知名企业来说，在完成了资本积累之后，全球化意味着更多的利益共享，在它们的商业链条上带动的将是更多的相关产业，这也就是所谓的“跨国公司的群居关系”。[13]对于尚未完全适应市场经济运行规则的中国企业来说，仅仅拥有信心是不够的，更重要的则是自身实力的较量。无庸讳言，就自身的实力来说，中国企业与那些国际性的跨国公司相比，不论是管理水平，还是生产效能，往往都处于劣势，这固然有中国企业自我发展方面的因素，但与中国企业长期处于政府羽翼的保护下所产生的依赖心理和惰性也有很大的关系。“入世”为中国企业的发展提供了更为广阔的成长空间，但同样也孕育着痛苦与风险，应对世界经济的强势挑战，不仅关系到中国民族工业的兴与衰，也关系到中国经济发展的信心和民族振兴的希望。

　　经济竞争说到底是生产力的竞争，而除了科学技术的因素之外，经济制度与经济运行模式之间的竞争也成为事关经济竞争成败的重要因素。经济制度是有关资源配置的制度性规定，而经济运行模式则是直接关系到资源配置的方式和手段。建立在市场经济基础上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和经济运行模式虽然存在着难以弥补的先天性缺陷，但作为资源配置的有效手段，已日趋成熟，其示范效应不可小觑。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采取的是一种“渐进式”的转型模式，这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但也决定了中国经济制度和经济运行模式不可能一步到位，还难以完全割断与传统计划经济模式的联系，而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经济制度和经济模式势必会对整个转型过程产生长期的影响，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中国现有经济运行模式的混乱和无序，降低其配置社会资源的能力。加入WTO，意味着中国经济制度和经济运行模式与国际通行规则的全面接轨，而建立在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和经济运行模式之上的世界贸易组织原则必然对中国现有的经济制度和经济运行模式施加巨大的压力，从现实出发，两者之间尚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而“适者生存”这一亘古不变的定律也意味着中国将为此付出代价和承受苦难。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一个国家的衰落往往始于经济制度和经济运行模式的衰落，而经济转型本身就孕含着诸多的不确定因素，这些不确定因素进而又削弱了中国经济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伴随着中国全面融入全球化进程时刻的到来，中国经济将真正面对暴风骤雨的洗礼。

　　3、“入世”加速了东西方文化之间的交融，保持民族文化的生命力，预防“文化的迷失”将直接关系到民族的独立与生存尽管对“文化”这一概念有着多种多样的解释和理解，但对文化所具有的民族性却得到了广泛的认同；虽然文化的表现形式千差万别，但是文化本身所承载的民族认同感和民族归属感却是唯一的。一个民族的消亡，并不仅仅是人口的灭绝和控制地域的丧失，更重要的是文化的凋零。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全球化是一个消除差别性的历史进程，依靠其强大的包容性和同化作用，全球化正在以占主导地位的西方强势文化形态荡涤着世界的每一个角落，不仅使民族文化的维系处于悬崖的边缘，也为民族文化的发扬光大铺垫了布满荆棘的道路，“文化全球化正在改变民族文化得以生产以及再生产的环境和手段，但是，文化全球化对民族文化的性质和功效产生的具体影响——对民族文化的要旨、价值和内容的影响——至今很难得到解释。”[14]

　　中国的传统文化是厚重的，但或许正是由于文化根基的根深蒂固，才导致了中国文化在现代化方面的迟缓，“现代化意味着新文明的确立，它以工业生产力为基础，对传统文明形成冲击。”[15]近代中国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往往处于弱者的地位，对西方文化形态多是采取仿效的姿态，从而扼制了自身文化的发展，再加上一段时期内对传统文化的畸形改造，又进一步削弱了中国文化的生命力。改革开放以来的20多年时间里，伴随着全球化浪潮的涌动，诸多域外的文化符号正在以前所未有的强劲势头侵蚀着中国文化赖以传继的基石。

　　文化的渗透力往往是与经济力量的扩展相伴始终的。中国“入世”，就如同打开了一座尘封许久的闸门一样，除了国外经济力量的强势进入之外，众多西方的文化形态将以产业化的形式涌入这块土地。当中国的文化形态还缺乏产业化运作的实际经验，还在寻觅现代化途径的时候，先进的管理理念及发达的运作模式固然成为一种可资借鉴和利用的资源，但随之而来的价值观念、人文伦理又将中国的传统文化推到了边缘化的境地。边缘化意味着民族认同感和归属感的丧失，而由此而来的最大危机莫过于对民族文化认同感的消失甚至否定。文化是一种看不见的财富，它是民族创造力和生命力的源泉，对外来文化一味地迎合与仿效将在消除本民族文化独特性的同时，导致民族文化的荒漠化，并进而侵蚀民族的创造力，最终造成民族生命力的枯竭。

　　文化的力量是巨大的，或许我们可以抵制经济的剥夺和政治的侵略，但强势文化通过潜移默化的形式对人的意识的控制却难以抵抗，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文化帝国主义”才比“经济帝国主义”和“政治帝国主义”更可怕。在我们的传统文化面对好莱坞、麦当劳及阿迪达斯等众多西方强势文化符号败下阵来的时候，在我们尽情享受西方世界带来的精神和物质满足的时候，中国的传统文化正站在一个不明方向的十字路口上哀号。“入世”后，中国的文化已经没有任何壁垒可以依赖，当更多的好莱坞、麦当劳和阿迪达斯们通过传媒、商品和网络遍布我们周围的时候，它们除了吸引中国人更多的注意力，赚取更多的利润之外，也将生存和发展的难题留给了中国的文化甚至我们的民族。

　　二、“公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入世”与中国国家安全的对策分析

　　我们有理由相信，全球化将大大推动人类社会和平与发展的进程；我们也同样有理由相信，“入世”可以缩短中国最终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但距离的拉近同时也意味着竞争的白热化，其激烈程度也许并不亚于充满刀光血影和战火硝烟的战争。如果说一场重大战争的胜负可以影响一个国家一个或几个时代的话，那么今天我们所置身于其中的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的成败将决定一个国家一个甚至几个世纪的发展历程。“入世”是国家实力之间的博弈，也是中国国家利益的重新整合过程，通过参与全球化进程来最大地实现国家利益是维系中国现代化过程和平与稳定发展的必然选择。“安全是和平与稳定的同义语。”[16]全球化进程中国家安全所面对的挑战是严酷的，中国国家安全的维护绝不可能由竞争对手的同情和恩赐来实现，而更多的却是要依赖于中国对自身问题的解决，当“入世”将中国的问题暴露无遗的时候，也正是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清醒认识自我的机会，对自身肌体和行为模式的不断完善，提高自身的“抗病”能力，或许是痛苦和充满挫折的，但这才是真正维护国家安全不得不作出的历史抉择。

　　1、民主政治是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所追求的终极目标，也是维护中国政治安全的根本保障。

　　民主政治是人类政治生活中一个古老的命题，当现代社会将它从梦想变为现实要求的时候，它将不仅意味着一种价值理念的树立，更多的则意味着对政治生活的重新演进，必将涉及到政治体制和政治运行机制的各个方面。WTO体系所体现的实实在在的民主诉求，将对“入世”后的中国政治生活产生意义深远的影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为中国建设民主政治提供了物质上的可能，但真正从体制的层面上进一步贯彻和完善民主制度才是应对政治安全挑战的关键。但对于自古就缺乏“民主”观念的中国来说，民主政治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就降临在中国广袤的大地上，这必将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其复杂和艰难程度将不亚于中国革命的过程，从现实出发，通过渐进式的改革和完善，才是中国民主政治最终实现的必由之路。

　　（1）城乡“二元”结构的“一元化”统一，将为民主政治的发展培育广泛的社会基础。中国特有的城乡“二元”结构是历史的产物，它曾一度被人为地用作政治统治与经济建设的工具，当它的历史使命结束之后，又成为市场经济条件下一道沉重的壁垒阻隔在中国实现政治现代化的道路上。城乡“二元”结构的消除是一个历史的过程，但通过中国政府积极地推动将极大地缩短这一过程。小城镇建设以及与此相关联的城市化进程是实现城乡“二元”结构“一元化”统一的有益实践，在加快市场机制形成的同时，也培育着对政治生活的民主参与。城市化运动不仅要在广大的农村地区塑造现代城市生活的外部形态，更重要的是要确立现代城市生活的价值理念，即为现代市民社会在中国的最终形成奠定充实的心理基础。

　　实现中国社会的“一元化”统一，城市化固然提供了一种可能的现实选择，但仅仅依靠政府的推动毕竟效果是有限的，关键还在于农民自身民主意识的培养和复苏。从制度和体制上贯彻基层民主自治制度的实施，维护农村村民自治的正常秩序，为农民提供宽松的参与环境，调动和保护农民参与政治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或许比大规模的城市化更能实现民主政治建设的目标。

　　（2）政府管理体制的民主改革，为实现政权的民主治理提供了现实可能性。从一定意义上来说，“入世”对中国政府管理体制所提出的挑战要远远大于经济体制，在WTO的整个法律框架内，甚至每一项条文都规定或隐含着对政府管理体制的约束和监督。洛克认为：“Saluopuliupremalex[人民的福利是最高的法律]，的确是公正的和根本的原则，谁真诚地加以遵守谁就不会犯严重的错误”。[17]政府管理的最终目标是要实现社会的长治久安，这一目标的实现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公众的利益满足程度和价值认同感。政府的管理过程也是一个政治权威和利益的社会分配过程，而实现分配的手段不外乎集权和民主两种模式，最终采取何种分配方式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经济发展的基本状况。中国现有的政府管理体制脱胎于计划经济体制，曾经通过高度的集权有效地实现了社会利益的整合，并在很长时期内维护了社会的稳定与发展。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发展，政府管理体制的运转越来越难以适应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甚至在很大程度上成为社会和经济良性运转的障碍。虽然经过多次改革和调整，却并未能真正理顺政府管理与社会自我管理之间的关系，甚至某些方面的矛盾达到了激化的程度。“入世”为解决中国国内现存的问题创造了机遇，特别是在改革的内部动力不足的条件下，从外部为加快转型时期的改革步伐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WTO作为一种超国家的政府监督机制，将催化民主政府的产生，但在实现政府民主行政过程中的决定力量还是取决于政府本身。“一切真正受群众拥护的政府，其决定性机制是自由、公正和公开选举。”[18]自由、公正和公开是对民主政府提出的基本要求，不仅体现在形式上，更重要的是行为上的实践与贯彻。作为民主政治的积极实践者，民主政府首先是一种建立在民众治理理念上的公共组织形式，相信民众与依靠民众是中国革命取得伟大胜利的宝贵经验，充分信任民众参与政府管理的能力同样也是建设民主政府的根基；民主政府同时也是一个高度透明的政府，完备的政府信息公开机制不仅是世界贸易组织对政府管理过程提出的要求，也是社会公众参与政府管理和对政府管理活动进行有效监督的保证；民主政府还是一个规范化的政府，民主作为现代社会的行为规范是通过法律体系的不断完善来加以确立的，政府机关是国家法律和法规的执行者，同时也是社会规范的履行者，其本身行为的规范性会对整个社会规范的形成起到积极的示范作用；民主政府更应该是一个人性化的政府，“以人为本”是WTO“非歧视”和“国民待遇”原则所内含的价值追求，在充分考虑社会个体自我价值实现的基础上进行对社会公共事务的民主管理和决策，通过政府信誉机制的构建向社会提供优质的公共产品和服务，以“公平的正义”来实现“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将不仅关系到转型期中国社会的稳定和国家的安全，更是中国政府切实履行对WTO所作郑重承诺的能力的体现。

　　（3）深化政治体制改革，推行民主和透明的政治运行机制，是实现民主政治的根本途径。阿尔蒙德认为“国内活动和国际活动是高度互相依存的”，[19]国际政治活动经常成为展示国内政治生活的舞台，在这里会体现一个国家的兴衰与荣辱。国际政治活动强调政治力量的主导作用，而任何一种主导力量的产生大都缘于其运行体制活力的积蓄与释放，任何一种政治体制都是人为设计的结果，也必然是与作用于其中的社会和经济条件相适应的。全球化加剧了国内社会和经济的动荡，它与推动转型的内发性经济力量一起，不仅启动了政治体制改革的车轮，而且还将政治体制改革的进程推上了一条向纵深发展的快车道，向着难以阻挡的历史方向前进。

　　亨廷顿认为，政治不稳定和内乱是经济和社会的现代化与发展的结果。[20]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是以经济和社会的转型为起始的，转型导致利益分化与重组，新兴利益集团的产生成为这一过程的必然结果。同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发展又改变了以往的利益表达方式和渠道，为各种社会利益的表达创造了条件。政治体制通过既定的运行机制，从立法、司法和行政等方面来实现社会利益的调整与平衡。中国“入世”必将极大地推动经济和社会的现代化发展进程，与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政治体制在面对由市场经济的发展而诱发的利益多元化及利益表达的多样性时，已明显地表现出了不适应。在通过制度化的途径难以实现利益表达的诉求时，各种利益集团就会转向非制度的、乃至极端的途径，对政治体制造成巨大的压力，甚至引发大规模的动荡。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不仅是缓解压力的应对之策，更是清除积习，积蓄活力，实现政治稳定的自我更新过程，“稳定性涉及政治组织和程序的制度化，稳定性的程度反映了政治组织机构为那些企图参与政治的集团和个人提供政治参与的渠道的程度。”[21]

　　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是内部条件和外部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入世”及全球化进程的日益深化是推动政治体制改革向纵深发展的重要外部力量，正因为政治安全事关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才显得如此的紧迫。但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是一个复杂和烦琐的过程，绝非一日之功就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因此通过走一条“调整—适应—再调整—再适应”的循序渐进的改革之路才是富有理性的选择。建设民主政治是维护中国政治安全的根本保障，但这取决于必要的勇气和决心。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建设民主政治的正确方向，但要正确处理党与人大、党与政府及党自身的建设问题。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建设民主政治的重要途径，提升人民代表大会的法律地位、维护其独立性，充分发挥人民代表大会的立法、参政和监督功能，以塑造民主政治的中坚力量。充分发挥政治协商和多党合作制度的参政议政功能，健全政治监督机制，增加政治运行的透明度，塑造民主参与政治的宽松环境，是建设民主政治的社会根基。

　　2、实现经济的健康发展，走可持续发展之路，是维护中国经济安全的固本之策。

　　经济是立国之本，“入世”后首先面对挑战的是中国的经济安全，经济安全又是维系国家安全的根本之所在。经济竞争力的获得不仅取决于经济发展的规模，其核心是合理的经济结构以及催生经济发展动力的经济体制。20多年的“改革开放”使中国释放出了令世人瞩目的经济发展潜力，按世界银行的统计资料表明，2000年按汇率法计算的中国GDP占世界GDP总值的3.4，已经超过意大利，跃居世界第6位。[22]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庞大经济体“规模发展”的结果，并非来自于科学技术的创新力和经济生产的效率，在经济发展方面，1997年中国人均G为860美元，仅相当于中等发达国家24937.14美元的3.45％；全社会劳动生产率人均1225.5美元，为中等发达国家56220.20美元的2.18，[23]同时，综合考虑中国的自然地理背景、人类活动强度、经济发展水平、社会发展阶段等因素，中国平均状况下的发展成本是世界平均水平的1.25倍，[24]由此可见，中国经济的发展还尚难说是有效率的，经济质量还有待进一步提高。

　　经济安全的获得，实现经济的现代化是必然选择，但如果按照英克尔斯有关现代化的标准※来看，中国的经济现代化还有很长的道路要走。因此，实现经济现代化除了要具有现代化的经济规模之外，提升经济运行的质量也成为关键因素。经济运行的质量涉及到国际经济环境、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经济结构的调整、市场机制的效率、经济资源的状况、科学技术水平等各个方面的相互作用，而政府与市场在经济运行中的协调与合作又成为主导性的力量。

　　自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中国已真正融入到国际经济运行的轨道之中，并为了世界经济的健康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同时国际经济环境的冷暖变化也深刻地影响着国内经济的发展状况，随着外向型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经济增长对国际市场的依赖性明显增强，2001年中国的对外贸易依存度达44％，超过美国的20.7％和日本的20.1％，[25]尤其是“入世”后随着关税壁垒的消除和政府保护性措施的日益规范，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联系将更加紧密，这孕育着机遇，但同样隐含着风险，难免使国内经济受到世界经济波动的影响。在经济实力还没有强大到足以改变国际经济环境的时候，中国可以作出的最好选择是依靠国内巨大的市场和经济发展的潜力，通过推动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建立，来争取有利于自身发展的国际经济环境，“入世”不仅提供了有效的途径，也创造了可能性。

　　国际经济环境仅仅是影响经济安全的外部性因素，中国经济安全归根结底还要依靠内部性因素，即通过提高经济的整体实力来获得。经济发展本身具有诸多的不确定因素，再加上经济发展的利益最大化的价值诉求，容易导致整体经济运行的失衡，削弱国家的经济实力。因此，通过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有效调控，可以为经济运行确定正确的发展方向和创建良好的发展环境。财政政策和产业政策是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主要组成部分，通过制定和执行稳健的财政政策和积极的产业政策，成为维持中国经济稳定增长的重要推动力量。据统计，2001年中国GDP比2000年又增长7.3，完成95933亿元；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36898亿元，增长12.1；市场物价稳定，居民消费物价总水平上升0.7；金融运行平稳，现金净投放1036亿元；从1998年到2001年累积发行长期建设国债5100亿元，有效地带动了地方、部门、企业配套资金和银行贷款以及其他方面投资的增加，国债项目投资总规模近3万亿元；同时，积极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农业布局不断优化，工业结构调整取得新的进展，高技术产业快速发展，电子信息产品制造业的增长速度达到28。[26]特别是在东南亚金融危机的逆境中，正是因为中国政府坚持贯彻稳健的国家宏观经济政策，才使国内经济秩序得以维护，没有给中国的经济安全带来重大的损失。“入世”后面对外部经济环境带来的更多不稳定因素，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在维护中国经济安全方面将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

　　仅仅依靠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对于推动经济发展和维护经济安全并非长久之计，甚至过份依赖宏观经济政策的作用将对国家经济造成致命的损害，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的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扩大中央财政支出来拉动的，2002年中央财政赤字将达到3098亿元，逼近GDP3的国际警戒线，因此可以说，中国尚未实现健康的经济增长。由此使经济发展陷入了一种两难境地，一方面财政负担加剧，财政赤字居高不下；另一方面经济体自身缺乏发展的动力，这主要表现在国内需求疲软，供过与求，投资不旺。究其原因，经济结构不合理、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低下成为制约中国经济健康发展的根本性问题。在尚未完成的转型过程中，中国原有的经济结构得到了很大的调整，但要真正实现最终向现代化经济结构的过渡还需要很长的过程，“入世”将产生一定的催化作用，大大加速这个进程。经济结构的调整在实现工业和服务业的现代化过程中，农业将成为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的首要问题。中国的农业问题，不仅仅是传统生产方式的问题，而且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与产业结构调整速度不平衡所导致的必然结果。如果说经济转型必然导致经济结构的断裂和重组，进而危及经济基础的稳定和安全的话，那么“三农”问题的凸显已成为中国在全球化背景下实现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现代的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瓶颈”。产业结构所代表的是一个经济生活中的生态系统，其本身通过市场机制的作用具有自我调节功能，但通过产业生态链的内在机制所实现的转型毕竟是一个比较漫长的过程，并且蕴涵着脆弱与危机。产业结构也是人为设计的结果，在尊重产业发展的客观规律和社会现实的基础上，借助于有效的干预和指引，消除抑制现代化发展的薄弱环节，加速产业结构调整的进程，对于中国应对“入世”后日益增加的经济风险将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

　　市场机制是经济运行的“发动机”，其配置资源效率的高低是影响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科学技术手段是实现市场机制效率的轮子，而规则是提高市场机制效率的路径。落后的科技手段意味着市场机制的高投入与低产出，缺乏规则的竞争将加剧市场机制的扭曲，以巨大的社会成本支出抵消由效率的提高所带来的经济增长。世界贸易组织是建立在高效和规范的市场机制基础之上的合作机制，WTO框架下的经济竞争归根结底是市场机制效率之间的竞争，一个低效和缺乏规范的市场机制将很难在日益激烈的国际经济竞争中承担起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重任，因此，提高市场机制的科技含量和法制化水平是中国经济建设亟待完成的历史任务。“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当今世界谁拥有和掌握了先进的科学技术，就将在国际竞争中占得先机，这已是被历史和现实经验所证明了的真理。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的科技水平得到了极大地提高，在某些尖端领域已步入世界先进行列。但中国的整体科技水平还比较落后，特别是在工业和民用领域，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还比较少，在科技成果的市场转化率方面还比较低，中国每年产生大约2万项科技成果，然而转化率尚不足20％，远远低于发达国家60-80％的水平；在西方发达国家，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60-80％，而中国只有20-30％。[27]在工业制成品中，仿制和改制产品占有很大的比重，众多核心技术掌握在国外竞争者的手中，不仅使中国众多的生产企业为购买技术付出巨大的代价，甚至使自己的命运掌控在别人的股掌之间。对国外技术过份依赖的经济发展是没有前途的，也是危险的，在大力学习和引进国外先进科技手段的同时，通过自己的力量实现科学技术的进步才是根本。科技水平的提高除了具有高素质的人才和大量的资金投入之外，宽松和规范的创新环境也是必不可少的，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的力度，从制度和机制上激发科技创新的活力，不仅可以巩固经济发展今天所取得的成就，也可以创造明天的辉煌。

　　投资、需求和出口是维系经济增长的三大支柱，良性运行的市场机制为充分发挥它们的推动作用提供了平台。但市场机制并不是万能的，逐利性作为其天生的属性，从一开始就为这种机制的健康发展设置了自然的障碍，特别在转型期内，处于起步阶段的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尚不够完善，还缺乏必备的抵御来自内部和外部风险的能力，因此，借助政府的力量对其进行规范和保障就成为促使其健康发展的当务之急。市场机制的规范化除了要具有完善的法律体系之外，更重要的是要从机制上加强对法律和法规的执行和贯彻，真正使法律制度走下“圣坛”，让法制的精神贯穿于市场机制所触及的各个环节和各个领域。市场的存在和运转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尤其是在“入世”后中国市场与国际市场的进一步接轨会在带来繁荣的同时衍生出震荡，且并不会因为人们的美好愿望而有所避免，今天中国市场经济所涉及的范围是如此的广泛，以致于每一次或大或小的震荡都将直接关系到经济的稳定与安全。市场机制的健全与否，除了提供有效率的资源配置渠道之外，还在于有一套行之有效的市场保障机制。市场保障机制是一个涉及到市场运转各个环节的系统，除了要提供必要的进入机制和退出机制之外，其主要的职能是要完善必要的预警机制和纠错机制，从而使国内的产业和部门在受到损害时能够加以必要的保护，进而为维护国家的经济安全铸造抵抗风险的壁垒。

　　3、重塑中国传统文化的生命力，以包容与自新实现文化的现代化，是真正维护中国文化安全的历史选择

　　“文化包含人类选择的所有领域，既涉及其价值判断的部分，也涉及其科学判断的部分”。[28]虽然长期以来儒家思想在传统文化中占据着统治地位，但中国是建立在多民族和多文化基础上的多民族国家，从来都没有拒绝过对先进文化形态和价值观念的学习和吸收，因此，无论在价值判断方面还是在科学判断方面，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包容性很强的文化形态，这也正所谓“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罗素在比较中西方文明时，对中国文化中所表现出的宽容与礼节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依靠这种实力，中国最终征服了最初用武力征服中国的一切征服者。”[29]千年的历史积淀为中国文化奠定了雄厚的基础，也积蓄了厚积薄发的力量，在每一个紧要的历史关头，都是借助于传统文化所培育的民族情感和民族认同而转危为安。但厚重的文化传统难免带有一定的腐朽性，成为阻碍民族发展的羁绊，尤其在面对外来先进科技和生产方式所产生的价值冲击时，文化传统往往最先成为诘难的对象。对于一个民族来说，文化本身所承载的东西太多，对传统文化弊端的责难并不能代替对民族归属感和民族情感的认同，而只能在更大范围内激发对传统文化价值观及推动文化自新的动机。与其说“入世”对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挑战的话，毋宁说更多的是一种机遇。

　　“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也是最重要的一次文化自新运动，它将科学和民主的价值观念植入中国人的意识和行为之中，开启了中国的现代化之门，尽管它是被迫作出的民族“求存”之选，但它在中国近代历史中的地位怎么强调都不过份。“入世”第一次将中国文化真正展示于世界文化之林，有融合也有冲突，但融合是中西方文化交往的必然趋势，究竟是中国文化在保持独立性的同时积极借鉴西方的优秀文化成果，还是中国文化最终被强势的西方文化所同化，则完全取决于中国文化的自新功能。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入世”也为中国提供了开展新一轮“新文化运动”的契机，只不过这次更多的是主动作出的民族“求强”之选。

　　优秀的文化不是狭隘的自我禁锢，也不是傲慢的自我标榜，而是博大的胸襟和谦逊的态度。全球化的结局并不是要消除文化的多样性，而是为文化注入了新的意义，“文化的旧概念以连续性为基础，文化的现代概念则以多样性为基础；旧的价值观是传统，当代的理想则是不同文化的结合。”[30]现代化永无止境，本民族文化的发扬光大与积极吸收国外先进的文化成果这两个过程将伴随其始终。中国文化的现代化不仅是剔除积弊的过程，也是日臻完善的过程，当传统文化受到西方强势文化以各种形态的挑战的时候，是抛弃还是回归，这是每一个中国人都必须要认真考虑的问题。当传统文化以她的涓涓细流注入我们精髓的时候，当传统文化以她丰腴的乳汁哺育着我们的世世代代的时候，我们唯一可以做的就是去保护她和依靠她，对祖先、对子孙这都是义不容辞的。但是发展和维护中国的传统文化，仅有情感和决心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坚定有力的措施。“入世”为中国传统的文化形态提供了更多的与世界其他文化形态交往的机会与选择，多样性正是中国文化得以成长的土壤。文化的影响是长期的，也是潜移默化的，在域外文化消融着我们的文化根基的时候，中国的文化也同样改变着它们，或许正是在这种此消彼长的交往过程中中国文化才可以吸收到更多的养料，实现传统文化现代性的嬗变。普适性并不是中国文化现代化所追求的目标，也无意由此而引发所谓的“文明的冲突”，只是希望通过现代化的手段保有一块属于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

　　三、多边协商机制：一种新的国家安全观

　　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这需要通过国际范围内国家之间的平等对话与合作来实现，霸权主义将日益失去其话语权，而奉行孤立主义的国家也会逐渐为历史发展的脚步所遗忘，这也正如历史学家汤因比所预言的那样，“……一系列的文明或文化传统将不得不学会如何在一个政治体制下和平共处。”[31]这种政治体制将逐渐以对话与合作代替殖民与征服，尽管战乱与饥荒仍旧是人类社会隐隐的痛，尽管生命的价值还时常受到种族纷争和宗教冲突的摧残，尽管还经常有人在国际舞台上颐指气使，但在人类自身受到来自自然界巨大压力的时候，平等发展已跃升为国际交往中的核心观念。

　　自近代以来，中国屈辱和艰辛的生存史在中华民族的心灵深处刻上了难以抹平的烙印，寻求国家的繁荣昌盛，探索民族的复兴之道，维护国家的安全与统一成为几代民族志士最壮丽的奋斗轨迹。中华民族性格的内敛与不嗜张扬使中国走上了一条依靠自力更生来实现国家强盛和维护民族独立的道路，尽管这是一条布满荆棘的道路，但是在这条道路上也曾经有过辉煌与荣耀。不可否认的是，在任何时代和任何情况下，自力更生都是维系国家的安全的根基，然而在全球化浪潮风起云涌的今天，固守“自力更生”并将之视为实现国家强大与安全的金科玉律，不仅是孤独的，而且是狭隘的，毕竟闭关锁国的年代已经成为历史的一页深埋于人们的记忆之中了。

　　如果说曾经喧嚣一时的“南南合作”与“南北对话”曾经为推动国际和平与发展作出过重大的历史贡献的话，那么作为意识形态对抗的产物，伴随着多极世界的形成它们将越来越难以适应以全球化及区域一体化为基本特征的国际社会发展所提出的挑战。自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社会主义阵营的土崩瓦解，迫使一度是“南南合作”与“南北对话”积极推动者的中国逐渐转变了外交政策，“韬光养晦”成为对外政策的重要策略，为中国的发展争取了先机。但“入世”和全面融入全球化的进程使中国今后的外部环境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因而必将带来国家安全观念的转变，也就是在研究世界贸易组织的基本规则和运行机制及重新认识以联合国为基本框架的国际政治和经济组织的作用的基础上，以自力更生为根本，通过积极参与和执行多边协商机制，加强对话与协作，以积极的姿态实现维护中国国家安全的需要。

　　新的国家安全观是以多边协商机制为基础的，也即：“争端各方均可接受且与适用协定相一致的解决办法无疑是首选办法”，[32]其核心为广泛参与和平等对话，因此“多边”与“协商”就成为新国家安全观的两个支柱。

　　所谓“多边”，就是各方的共同参与。这有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方面是指参与领域的多样性，也就是说中国在“入世”后对国际事务的参与将会是全方位的，而在经济生活中的全身投入仅仅是一种表现，通过积极的经济参与来带动政治、文化等各个方面的参与，并通过各种途径实现政治立场和文化精神在国际生活中的确立和认同，从而减少因不了解和误解所导致的敌意和仇视。另一方面是指交往国家的多样性，意识形态对国际交往影响力的降低，使国际交往拥有了更加自由和广阔的空间。交往国家的多样性不仅可以多方位实现政治利益、经济利益和文化利益，而且可以在不同国家之间分摊风险，也就是所谓的“不要把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通过与交往国家建立广泛和稳固的合作关系来维系实现国家安全需要的纽带。

　　所谓“协商”，就是平等主体之间的平等对话。多样性的国际社会必然隐含着冲突，对政治、经济和文化利益的追求，以及宗教和种族的差异都会成为诱发冲突的催化剂。尽管流血和暴力还难以在短时期内从人类的记忆中消失，但文明的进步正在将爆发大规模冲突的可能性变得微乎其微。全球化固然增加了不同国家发生冲突的概率，但全球化所实现的共同利益将会使更多的国家愿意坐到谈判桌上以对话和协商的方式来解决问题。虽然在今天看来，真正实现平等主体之间的平等对话或多或少还带有一些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的色彩，毕竟协商的底气归根结底来自于国家实力的强弱，但协商却是人类到目前为止所能找到的最好的解决冲突的方法和途径。

　　协商也是博弈和争斗的另一种表现形式，根本的利益冲突可能并不能通过协商的方式来解决，进而还可能发生更大规模的冲突，但多边协商机制为避免和降低冲突的烈度提供了现实可能性。WTO第一次在国际范围内以“法律”的形式提出了一种为各方认可的、和平的解决争端的运行机制，它是通过各方的共同参与实现制约和监督，并以一致性作为最终目标，从而为将冲突限定在最小的范围内创造了机会。从这种机制运转的情况来看，虽然一致性的达成降低了它的可操作性，但它要比联合国的争端解决机制更加有效，也更加人道，也更容易让各方接受一些。“入世”不仅意味着中国政府对相关权利和义务的承担，也是对这种冲突解决机制的认可，尽管这种机制目前的适用范围还比较狭窄，但通过对这一机制原则的贯彻和执行，不仅将为推动整个世界的和平和发展作出重大的贡献，也将会减轻中国为维系国家安全所付出的代价。

　　WTO已不在遥远，而是作为一个客观实在真真切切地矗立在我们的面前，它除了带来心跳的感觉之外，我们的国家及至我们的生活也将为此而改变。当魏源撰写《海国图志》以激励国人向西方的科技文明学习的时候，他或许不会想到今天古老的中华民族能够站得离世界如此得近。“入世”是中国自己作出的选择，它不仅是“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中国传统哲学思想在今天的延续，也是为明天实现强国梦而绘制的宏伟蓝图。自1840年以来的一百多年间，中国这个东方的大国总是在有意和无意之间被隔膜在世界发展的轨迹之外，在遍尝了屈辱和辛酸之后，借助于对全世界作出的庄严承诺从而第一次真正驶上了历史的快车道，并将民族千年的历史重担绑在了国家飞速前进的车轮上。

[①][英]戴维·赫尔德等著：《全球大变革——全球化时代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杨雪冬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1页。

[②]《马拉喀什建立世界贸易组织协定》（MarrakeshAgreementEstablishingTheWorldTradeOrganization），《世界贸易组织乌拉圭回合多边贸易谈判结果法律文本》，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8页。

[③][英]戴维·赫尔德等著：《全球大变革——全球化时代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杨雪冬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1页。

[④]王逸舟著：《当代国际政治析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页。

[⑤][美]汉斯·J·摩根索著：《国家间政治——寻求权力与和平的斗争》（徐昕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27页。

[⑥]阎学通著：《中国国家利益分析》，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0-21页。

[⑦][美]汉斯·J·摩根索著：《国家间政治——寻求权力与和平的斗争》（徐昕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47页。

[⑧][美]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著：《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59-60页。

[⑨][美]塞缪尔·P·亨廷顿著：《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刘为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28页。

[⑩]《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01页。

[11]谢国忠：《中国企业为何缺乏全球竞争力》，《南方周末》，2002年3月21日。

[12]朱镕基：《政府工作报告》，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2002年3月5日。

[13]曾建伟、张鹏：《跨国公司的群居关系》，《南方周末》，2001年11月8日。

[14][英]戴维·赫尔德等著：《全球大变革——全球化时代的政治、经济与文化》（杨雪冬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458页。

[15]钱乘旦、杨豫、陈晓律著：《世界现代化进程》，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9页。

[16]王逸舟著：《当代国际政治析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13页。

[17][英]洛克著：《政府论》（下篇），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97页。

[18][美]詹姆斯·M·伯恩斯、杰克·W·佩尔塔森、托马斯·E·克罗宁著：《民治政府》（陆震纶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4页。

[19][美]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小G·宾厄姆·鲍威尔著：《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曹沛霖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371页。

[20][美]塞缪尔·P·亨廷顿：《发展的目标》，《现代化——理论与历史经验的再探讨》（罗荣渠主编），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年版，第342页。

[21][美]塞缪尔·P·亨廷顿、乔治·I·多明格斯：《政治发展》，《政治学手册精选》（下卷），格林斯坦、波尔斯比编/储复耘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56页。

[22]《我国经济可望迈入世界前列》，《新华日报》，2002年4月10日。

[23]黄抗生：《现代化离我们有多远？》，《人民日报》（海外版），2001年4月30日。

[24]《我国发展成本与世界水平有大差距：办同样事情多花费25》，《新华日报》，2002年2月28日。

※阿·英克尔斯提出的现代化的10条标准包括：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达到3000美元以上；农业产值在国内生产总值（GDP）中占12至15；第三产业在国内生产总值占45以上；非农业人口占总就业人口70以上；适龄青年受高等教育人数占10至15；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50以上；平均每个医生服务人口在1000人以下；平均预期寿命70岁以上；人口自然增长率在1‰以下；识字人口占80以上。

[25]萧灼基：《扩大内需潜力巨大——谈扩大内需要正确处理五个关系》，《文汇报》，2002年3月11日。

[26]曾培炎：《关于2001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2002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的报告》，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2002年3月6日。

[27]《中国创业投资存在11大问题》，《中国经营报》，2001年7月6日。

[28][美]列文森：《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郑大华、任菁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05页。

[29][英]伯特兰·罗素：《中国问题》（秦悦译），上海·学林出版社1997年版，第150页。

[30][美]丹尼尔·贝尔：《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对社会预测的一项探索》（高铦、王宏周、魏章玲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97年版，第207页。

[31][英]阿诺德·汤因比：《历史研究》（刘北成、郭小凌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89页。

[32]《关于争端解决规则与程序的谅解》（SettlementofDiutes），《世界贸易组织乌拉圭回合多边贸易谈判结果法律文本》，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35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