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民粹主义下泛蓝各政党核心价值的迷失

台湾在上世纪80年代末的政治民主化终结了过去的威权体制，台湾人民有了比过去更为广泛的民主权利，他们的自主意识得到张扬，纷纷有一种“出头天”的感觉。台湾的民主化是台湾人民在政治发展道路上迈出的重要一步，具有积极意义。另一方面，我们也注意到，台湾的政党政治并没有像西方国家那样按照一种常态的政党竞争来实现政党轮替，而是越来越受到民粹主义的影响。事实上，民粹主义日益成为台湾政党政治的重要生态，成为影响各种政治力量的主导性力量。台湾的民主政治也仿佛陷入了“本土文革”之中，笼罩着民粹主义的阴影。

　　一、民粹主义成为台湾政党政治的幽灵

　　民粹主义（populism）又称人民党主义、民众主义，它是“一种政治心态而非某种哲学或意识形态”[1]。民粹主义产生于19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期间，主要有两种形式，一种出现于俄罗斯帝国，另一种诞生在美国，二者均关注农民。俄罗斯的“民粹主义”（narodniki）发源于知识界，他们提出“到民间去”，并且试图在一个分崩离析的社会中和其他阶层一道解决他们所面临的难题。美国的人民党主义源自美国西部及南部各州农民在经济上的不满，宣称“我们要使共和政府重回’平民’（thelaieople）之手”，并曾一度威胁到美国的两党制。

　　学术界对于民粹主义的理解多种多样，但困难的是给它下一个明确的定义。概括地讲，民粹主义就是直接诉诸人民情感，煽动敌对情绪，借以排斥异己，对主流价值或既有权力结构进行挑战的思想和行为。它主要包括五个特质：（1）底层人民对精英统治、主流价值或既有权力结构的不满，这是民粹主义产生的直接动因；（2）政治领袖通常是克里斯玛型（charisma）权威，具有很强的政治动员能力；（3）直接诉诸人民情感，即走入底层人群，利用他们的不满换取道义支持；（4）自我标榜代表“人民”的利益，用“人民”来区隔敌我，煽动敌对情绪，制造对立，排斥异己。“民粹运动者惯于把敌人’妖魔化’（demonized），一方面这可以强化自身的正当性，另一方面可以增加自己的内部凝聚力”[2]；（5）倾向于直接民主，以体现人民主权精神，潜藏着多数暴政的危险。民粹主义实质上就是“草根民主”，就是底层人民对社会价值、权力结构的一种政治诉求。民粹主义本身是中性的，它可以与各种意识形态相结合，并为其服务。民粹主义一旦与族群、民族问题相结合，就会造成族群撕裂和民族对立。

　　台湾的民粹主义曾经是对蒋介石专制统治的反动，包含了民主的内核，但是到了李登辉和陈水扁时代，这种民粹主义已经“被政客半路骑劫，成了操弄民众情绪的工具”，变成了“一种基于精心预谋的诉诸民众利益或偏见的政治策略”[3]。李登辉上台后推行“本土化”，不断利用民众的历史悲情，制造省籍对立，对“中华民国”的正统价值进行破坏，鼓吹“台独”。以“民粹”起家的民进党更是将民粹主义发展到极致，“二·二八手牵手护台湾”，“全民公投”，“公投制宪”等运动，将人民的道德直觉激化为一种宗教狂热。不仅如此，陈水扁还用一种语言暴力煽动敌对情绪，打击异己，将民粹主义变成了“福佬沙文主义”。从“外省人”、“中国人”，到“爱台”、“卖台”、“中共同路人”、“台奸”，再到“政变”和“军事政变”，“所有的政策都失去了理性讨论的空间，只有主观的认定，只有帽子与标签”[4]。陈水扁以“爱不爱台”来区分敌我，同时又垄断了“爱台”的解释权，谁不支持他谁就是“不爱台湾”，谁不支持“公投”谁就是“中国人”。对“国家”的忠诚代替了民主的价值，要想取得民主的权利，必须先通过主政者的“政治法庭”，“主政者透过’政治法庭’，任意抛出几句’形容词’，就操纵了一切黑白是非”[5]。这些迹象表明，民粹主义已经成为一种重要的政治生态，成为摆布台湾政党政治的幽灵，任何政治势力都不能无视它的存在。

　　二、台湾民粹主义的产生源于公民社会的缺失

　　台湾民粹主义的产生有各方面原因。它最初是对国民党威权统治的一种反叛。国民党接管台湾后，长期在台湾实行高压政策，打压台湾的本土派，并制造了“二·二八”惨案和“美丽岛事件”，所有这些构成了台湾人对“中华民国”这个“外来政权”痛苦的历史记忆，也为以后台湾本土势力的强烈反弹埋下了祸根。另外，台湾的民粹主义还与东方的文化传统有着一定的关联，传统的儒家文化注重“人情与面子”，血缘、家族因素对于政党政治的影响较大，因而也为民粹主义的产生创造了一定条件。黄光国先生甚至认为，台湾民粹主义是东方文化传统与西方民主政治相结合产生的一种怪胎[6]。

　　除了以上的因素之外，台湾民粹主义的产生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因素，即公民社会的缺失。在过去，社会的政治认同主要基于血缘、亲族或种族

　　三、民粹主义下泛蓝各政党核心价值的迷失

　　当前台湾的泛蓝各政党（主要是指国民党、亲民党和新党）由原来的国民党分化而来，他们代表着“中华民国”的正统价值。分裂前的国民党坚持“一个中国”，它所推行的政治民主化改革更是代表了一种“包容”、“多元”、“民主”的“中道力量”。但是随着政治生态的变化，国民党原有的核心价值正在迷失。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很多，其中，民粹主义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民粹主义本身就是政治领袖利用民众情绪对社会主流价值的一种挑战和破坏，因而，台湾民粹主义的产生本身就是对国民党核心价值的挑战，对以后的泛蓝各政党也形成一种压力。在民粹主义的这种压力下，原有的核心价值显得捉襟见肘，泛蓝各政党开始怀疑他们的核心价值，甚至产生动摇。

　　首先，在民粹主义的生态下，泛蓝各政党不敢确立“中华民国”的终极认同。在老一代台湾民众中还保留着对国民党威权统治的历史记忆，因而这成为民进党借以发动民粹的一种资源。民粹主义指责“中华民国”和国民党为“外来政权”，否认其在台湾执政的合法性基础。这样，国民党背负“原罪”，不能再像本土的民进党那样轻松上阵，在选战中处于极其不利的地位。另外，国际空间的萎缩，大陆的打压，使得“中华民国”不像一个正常的国家。所有这些决定了泛蓝各政党在选战中不敢正视国家认同的问题，不敢确立“中华民国”的终极认同。而这样做却只能使“中华民国”进一步“骸骨化”，使其作为一种价值不断消逝。如果“中华民国”死亡了，那“代表的不只是国号，国旗和领土的更迭而已。最重要的，是价值系统的更改。从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从认同为中华民族之一员，从追求族群和谐，从一个艰难学步，由威权进展到民主的中华民国价值，变成台湾共和国的台独福佬法西斯。”[12]

　　其次，在民粹主义的生态下，泛蓝各政党不敢再提“一个中国”。在过去，国民党坚持“一个中国”，认为台湾和大陆同属于一个中国。但是，由于它长期对大陆的妖魔化，再加上民粹派的操弄，“一个中国”在台湾已经没有了市场。不仅如此，在民粹主义的生态下，一切对于两岸关系的理性思考都可能被“污名化”，甚至被骂成“台奸”、“中共同路人”。在这种政治现实面前，泛蓝各政党在选战中不再提“一个中国”，而是主张“不统不独”、“台湾中立”、“维持现状”，甚至“不排除台独的选项”，企图找出“第三条道路”。但“统一或独立是一项当今台湾社会对台湾前途的终极认同，反统一终必台独，反台独终必统一，而蓝军在国家认同这项台湾政治主要矛盾的立场，竟陷入既不能选择反统一而终台独，也不能选择反台独而终统一，故只能宣称’维持现状’”[13]。

　　再次，在民粹主义的生态下，泛蓝各政党在本土化上“拿香跟拜”。“本土化”是与“全球化”相对的一个概念，原意是指后发国家为了防止西方发达国家的文化对本国文化的破坏，而对其进行抵制，并倡导本土的文化、价值和文明。然而，在台湾，“本土化”却有着不同的含义。20世纪70年代开始，蒋经国主导的国民党政权为了寻求社会内部的支持，有意识地推行“本土化”、“年轻化”的政策，吸引本地的政治、经济精英参与社会管理。80年代末，李登辉主政后利用“本土化”排挤外省籍人士。90年代，“本土化”的内涵发生了根本变化，变成了“台湾主体性”和“去中国化”。民进党等民粹派极力强调台湾的主体性和本土化，“将自己打扮成台湾利益的维护者形象，认为只有本土化才’爱台湾’，而非本土化的都是’中共同路人’”[14]，“本土化”俨然成了民粹派打击异己力量的尚方宝剑。而为了表明“血统”的纯正，泛蓝各政党也“拿香跟拜”。2004年大选失利后，国民党许多党员不从核心价值找原因，反而认为“本土化”不够，甚至主张将“中国国民党”改名为“台湾国民党”。“一个最起码的政治人，都会看得出一个明显的道理，这就是中国国民党的法宝，就在其头衔’中国’二字：’中国’正似人体的’脑’和’心’，去之将无以为人，去’中国’则国民党必完全失去存在的意义；哪怕日后再易名为’台独国民党’，其更要背负二面指骂的罪名”[15]。本土化不是泛蓝各政党的特色，也不是泛蓝各政党的优势，一味地跟在民进党的后面只会迷失自己的方向，“就算万一台独能实现，但为什么台湾人民不去选择台独本尊的民进党，而要选择台独跟班的国民党去实现台独呢？”[16]在民粹主义的压力下，泛蓝各政党找不到自己的独特定位和核心价值，而只能被民进党牵着鼻子走。

　　四、泛蓝各政党面临泡沫化的危险

　　一个政党要在竞争中存活，必须要有自己的独特定位和核心价值。一旦失去了自己的理想和价值，失去了自己的定位和特色，它就会被选民所抛弃。在民粹主义政治的压力下，当前的泛蓝各政党陷入困境，它们苦于找不到自己的核心价值，找不到自己的独特定位，从而面临着泡沫化的危险。

　　不断内耗是泛蓝各政党核心价值迷失的重要表现。“政党，固然是民主机制，更是战斗体”，政党内部存在不同声音是正常的，通常的解决之道，“是在一个确立的目标下，透过民主程序，集思广益，以期早日达到目标”[17]，即“茶壶风暴”，一致对外，但是泛蓝各政党“对外十分仁慈，对内炮声隆隆”，不是团结对外，而是陷入无休止的内耗之中，如“3·20”到“3·27”的群众运动，有人抱怨是“扰乱社会秩序”，有人要求“承认失败”，有人要求“世代交替”，有人要求将“中国国民党”改名为“国民党”或“台湾国民党”，所有这些都反映了泛蓝各政党内部思想路线的混乱。选战中的国亲联盟只是为了选举利益而勉强捏合在一起的一种临时联盟，其内部充满了各种矛盾和冲突。一旦选举失利，原来掩盖的矛盾就暴露无遗了，互相的谩骂、指责浮上水面，取代了表面的一团和气。

　　核心价值的迷失影响了泛蓝各政党的整合，削弱了泛蓝各政党的战斗力。泛蓝各政党的整合首先是核心价值的整合，没有统一的核心价值来维系，任何形式的结盟也将不堪一击。连战先生也曾说“团结需要信仰，理性导致分裂”[18]，这里的“信仰”实际上就是理想，就是核心价值，而“理性”则指追求个人权位、个人利益的最大化，泛蓝各政党所缺少的恰恰就是统一的“信仰”。在泛蓝整合中，国民党内的本土派是很大阻力。这些本土派实际上是李登辉路线的残余势力，他们“最大的困境在于他们只有血统本土，却端不出一套完整且有别于绿军的政治主张，只好在改掉党名里的’中国’二字、修理宋楚瑜、反对国亲合并这类问题上作文章，把国民党乃至蓝军当前面对的挑战，一概窄化矮化为统独与省籍问题，让国民党内部几乎不可能进行一场有意义的路线辩论”，“也无法顺势成为引领国民党改革的先锋”[19]。

　　泛蓝各政党的合并是泛蓝群众的共同期望，而泛蓝各政党正在辜负这种期望。据《联合报》5月份的民意调查，七成泛蓝支持者赞成合并[20]。然而泛蓝各政党屈从于民粹主义的压力，不能找到自己的“灵魂”，不能在统一的核心价值基础上进行整合，必将使泛蓝民众失望，甚至被他们抛弃。2004年大选过后，在连宋的主导下，国亲一度协商两党合并，然而没过多久，这项提议就遭到了两党内部的强烈反对，不得不搁置。国民党内的本土派指责亲民党为“外省党”，反对合并；亲民党则要求国民党在合并之前清除李登辉路线；“接班派”更提出“世代交替”的要求……。两党合并在年底立委选举前已经无望，甚至连“政党式联盟”这种合作方案也无法通过。前民进党主席许信良认为，泛蓝阵营如果不联盟，将流失三百万张选票。不仅如此，泛蓝各政党还没有真正走出选战失利的阴影，还没有真正找到自己的核心价值，对于年底立委选举显得力不从心。而泛绿各政党则是在不断改革自己，提高自身战斗力的同时掀起了又一轮民粹运动，为年底立委选举造势。泛蓝各政党在年底立委选举中席数能否过半并不乐观。如果泛蓝各政党席数未能过半，台湾政治则可能会出现民进党“一党独大”、绿营全面执政的局面。倘如此，泛蓝各政党就难以形成对民进党有组织的制衡，“台独”路线就会畅通无阻，台海危机将进一步加剧，而泛蓝各政党的内部分歧也将进一步深化，国民党有可能再次分裂，泛蓝各政党将会重新分化、组合。

　　泛蓝各政党必须摆脱民粹主义的阴影，重塑自己的核心价值。民粹主义用得多了民众也会厌倦，它不可能永远成为民进党的“行销”手段，当台湾民众觉醒时，民粹主义也就不再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