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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人文发展范式:范式

来源:个人计划 时间:2019-11-28 07:48:09 点击:

教育人文发展范式

教育人文发展范式 一、我国教育人类学学科发展问题 20世纪80年代以来,教育人类学研究在我国获得长足发 展。为使外来的原型理论与本土的教育事实相调适,国内学 者在视域融合的基础上,观照中国教育问题与实际,尝试从 研究内容与研究主题的本土取向上,构建本土的学科体系和 理论,具体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一是从我国多民族、多元 文化的社会文化背景和教育现实出发,从跨文化视角,对不 同族群、弱势群体教育问题的关注,强调关注教育的多元文 化背景。主张从人类学视角探究汉族文化与教育的关系,提 倡多元文化教育。主张对社会转型时期学校文化生态有关理 论与实践问题做深入研究,强调以田野工作方式考察并思考 教育,关注教育的民族气质与文化性格,试图以此实现教育 理论研究与实践研究的有机结合。二是研究机构与学术团体 的创立。教育人类学的本土化,其研究的顺利进行,以及学 科建设和发展,须通过并着重依赖学校和从事相关工作的研 究人员。一些大学成立了相关研究机构,为学科发展培养了 一定的师资与研究人员,奠定了组织基础,壮大了学术科研 队伍,也不同程度地促进了学科发展。三是教材建设和相关 学术刊物的创办,为研究者话语体系的构建、观点发表等提 供了交流平台,推动了学者在该领域的上下求索。相关学术 刊物以信息量相对集中的学术专栏对相关成果的集中发表, 在一定程度上深化与拓展了研究主题。以学术会议为媒介开展“引进来”和“走出去”的学术交流与合作,增进了国际 与国内研究的交流与对话。作为一门交叉性边缘学科,教育 人类学在教育科学知识分类中仍属年轻学科,我国教育人类 学学科发展尚存在诸多问题。

(二)学科意义上的专业共同体缺失就我国教育人类学 的发展历程看,研究者已引入了西方教育人类学的基本内涵、 研究范畴和理论构架,为学科本土发展奠定了较为坚实的基 础。但同时存在研究缺乏价值共识,难以形成学科共同体的 问题。当下,国内一些师范大学和民族院校虽已建立相关教 学科研机构,开设相关课程,将教育人类学作为培养教育研 究者的必修课,主张从考古学、文化学、人类学、社会学等 角度关注教育,以求拓宽学术视野,但课程设置不系统。许 多教育人类学专业博士、硕士研究生的学术兴趣多是从教育 学和民族学研究中培养起来的,他们缺乏扎实的专业基础, 因此,难以形成较为完整的人才培养模式。研究者专业归属 感缺失,研究主体力量薄弱都体现出学科共同体的有待形成, 人才培养体系的有待完善和学科凝聚力有待强化的发展诉 求。

(三)研究主题模糊,研究范畴狭窄研究主题模糊,主 要表现在与民族教育学研究内容的明确区分上。“舶来”的 教育人类学,无论其萌芽还是发展,都和少数民族教育研究 密切相关。尽管两者“在研究对象上,都侧重于探讨人、文 化和教育三者的关系,尤其是对跨文化教育问题,是两类学科共同的兴趣点。在研究方法上,都注重田野调查法,并进 行大量的民族志撰写工作。”[4]研究主题和研究方法的 类似,导致人们很难将教育人类学和少数民族教育研究进行 明确区分,尽管教育人类学与少数民族教育研究的区别客观 存在。前者主要从人类学视角,用人类学方法考察教育,后 者主要从教育领域切入来思考民族问题。此外,二者的研究 范围也存差异。少数民族教育研究局限于某一民族,或教育 与某一时空关系下经济生产方式和文化机制的关系揭示。但 教育人类学研究,主张突破国家和民族等人类社会的基本框 架,强调思考人、自然与文化的整体关系,追问教育在人性 形成和文化变迁中的价值及实现路径。关注少数族群教育, 是我国教育人类学迅速兴起与发展的要因,也是学科研究范 畴囿于此的原因所在。当下的教育人类学,未充分将社会转 型期中的教育问题纳入研究范畴,而社会转型带来的系列教 育问题,如城乡教育的二元分化,流动人口及留守儿童的教 育问题,同一的教育体制与社会文化多元性的关系,现代化 进程中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发展等,都要求关注教育的地域性、 阶层性与族群性。问题显示,当下的教育人类学,仍处于常 规科学的认识过程中。

常规科学与科学革命,是科学认识过程的两种类型。常 规科学解决的是量的渐进,范式更替才是实现科学认识质的 飞跃的要件,二者的统一构成了科学的发展形式。[5]教 育人类学若不能完成范畴拓展,则很难实现质的飞跃。(四)研究方法缺乏专业性以观察和深度访谈为主要手段的田野 工作,成为教育人类学者秉承并坚持的主要方法。但从对实 地调查法的具体运用来看,尚存在专业性欠缺(如没有人类 学学科背景和未接受过人类学专门的田野调查训练)、时间 短、功利性强、为调查而调查等问题。对此,有学者指出, 所谓教育的“田野工作”,就是把人类学的看家本领用到教 育领域。“但并非下到村寨就是做田野工作,就是人类学了。

我们讲到田野工作,讲到参与观察,你要在那个地方至少住 上一年(一个农业周期或一个牧业周期)……没有经过系统 的专业训练去做田野工作的‘人类学’是很离谱的。就是说, 从一个生物的人到一个文化的人,有很多方面的问题,人类 学家首先定位于人类学,同时也应是人文社会的一个杂家, 专家和杂家的结合,才能够有助于研究人、社会,还有文化 所在的族群。”[6]这提醒教育研究者,除有长期扎根田 野的勇气与决心外,也要有对人类学知识的系统了解与研习, 还应具备兼容并蓄的学科知识结构。从专业知识习得上,实 现研究从自在到自觉状态的转化。

二、源于范式理论的学科发展反思自库恩提出“范式” 一词至今,“范式理论”既成为引导研究者的世界观和信仰 体系,也成为代表一个特定共同体成员所共有的信念、价值、 技术等构成的整体,以及判断一门学科发展成熟与否的标准。

这里以范式理论为基础,从明确学科价值、完善专业共同体、 拓展研究范畴、创新研究方法论这四个维度,考量我国教育人类学发展路径问题。

(一)明确学科价值是学科发展的理论基础学科价值理 念,是关于价值关系和价值现象的根本观点或理论体系,是 对学科的价值认识和价值态度,又是一门学科努力追求的价 值理想,包含着价值主体实践活动的价值准则和价值原则, 是学科存在必要性的学理证明和发展的实践航标。它植根于 学科的理论发展与实践应用中,虽随时代变迁而变迁,对学 科发展的导向作用却是不变的。作为一种价值信念、一种有 效的形而上学思辨,范式是维持科学共同体从事研究的动机 与兴趣,并引导其对科学进行深入探索。范式不是明确的规 定或业已形成的学术传统,而是研究者共同遵守的信条,具 有默会性,是可以让科学共同体在无意识中恪守的规范价值。

虽价值观层面的范式不能具体指导科学研究,但可作为科学 存在合理性的证明,并作为基本的世界观、价值观及人生观, 影响科学共同体的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进而影响到具体研 究。[7]在此意义上,价值观层面的范式为研究共同体确 立发展方向,具体体现在树立学科共同体成员的学术旨趣与 诉求上。归属于某一学科共同体内部的研究者,既要具备与 共同体一致的科学信念,也要证明该范式价值观的正确性和 统摄性。学科范式的价值观功能,是使得学科无论在发展初 期还是成熟期,都能以独特魅力吸引追随者,鞭策其展开卓 有成效的研究活动,彰显学科地位的思维。从我国教育人类 学的发展看,在从“集体性无意识”阶段走向自觉意识的当下,尽管在学科场域开始了以研究主题的本土取向方式来渗 透,以作为一种知识和学科类型的制度化过程来嵌入,以在 某种程度上对正式与非正式教育“双向观察”的方式来执行 等方面有所成就。但其理论与话语体系的建构,就其现实指 导性、参照性和实践性而言,尚无太多突出的成就与表现。

而判断一门学科的存在价值,须从学术性和社会性两个维度 着手。其学术性价值的体现,首要的在于清楚回答学科存在 的理由,其次才是如何建构学科分析框架、启发模式,以及 系统关照教育整体理论;
其社会性价值的体现,则主要在于 其为教育事件和教育现实问题提供了哪些解释、解决方案、 智力启发和“知识扶持”。当下中国的教育人类学在这两方 面都表现平平。

(三)拓展研究范畴是学科发展的现实路径“明确中国 教育人类学的学科主题,既是关系到正确运用教育人类学方 法,发挥学科功能的重要问题,也是关系到教育人类学学科 发展的大事。”[11]目前,我国教育人类学研究主题仍有 “以少数民族教育为其研究对象,尚未以教育人类学的理论、 观点和田野工作方法扩大关注汉族的正规教育与非正规教 育”的特点。[12]虽有学者试图突破樊篱,从人类学视角 审视我国不同区域、不同民族的教育,解读正规教育和非正 规教育的育人价值,探讨文化与教育之关系、文化的教育作 用与教育的文化功能,分析不同历史时期中国的教育问题, 但总体来看,少数民族教育研究仍是主流。当西方发达国家从现代社会向后现代社会转变,西方教育人类学者对相关问 题予以关注的同时,也是中国社会从前现代性社会向现代性 社会的转型过程。从社会转型的意义上说,当前的“社会转 型”和“社会现代化”是重合的。其最普遍、最深刻和最显 著的特征就是人的生活及社会结构、社会关系等的现代化。

这种持续、剧烈而深刻的变化,既贯穿于人们物质生活的方 方面面,也渗透于社会文化与价值观的变迁,即社会文化与 价值观从适应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变为适应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体制。[13]该转变也带来了诸多社会问题,如城 乡二元社会结构日趋分化,贫富差距加大;
城市化进程加速, 大量农民变市民后的素质提升问题;
不同区域间文化交流加 剧,社会文化同化严重等社会问题,这些问题都需要教育人 类学加以思考。教育人类学还应考虑中国特定的社会现实与 教育实践,明确自身在推动中国教育实现社会发展上的重要 价值。

(四)创新研究方法论是学科发展的内在支撑作为一门 学科发展的内在支撑,方法论对学科研究内容、问题解释标 准有着较为明确的规定,是学科之间彼此区分的重要标志。

拉格曼曾指出:“许多人认为教育本身不是一门学科。的确, 教育既没有独特的研究方法,也没有明确划定的专业知识内 容,且从来没有被视为是一种分析其他科学的工具。”[14] 但教育人类学不同,这一以人类学理论和方法为“学源”的 分支学科,较好地利用了文化相对论、多元文化教育等理论,诠释了教育中的文化中断、家―校文化疏离等问题;
也以民 族志或实地调查方法,观察实际的教育行为,以及教育事件 发生的自然环境与情境,并以深度描述等方式,为解决教育 现实问题提供了比较和参照视角。但同其他学科一样,教育 人类学在触及新的研究领域时,自然会涉及方法论与方法的 创新。由于教育人类学关注的是“活的教育”,而了解“活 的教育”的最好方法是民族志或田野调查。作为教育人类学 研究首要的方法论与方法,已然基本成熟,并将一直作为教 育人类学研究不同民族正式和非正式教育的基本方法论与 方法。但这并不意味着教育人类学研究的方法论和方法就不 需要创新,尤其是在人们普遍呼吁结束定性研究方法与定量 研究方法范式之争,主张以混合研究方法开展研究的当下, 研究领域的拓展,其他学科研究方法的发展、成熟与完善, 都要求教育人类学结合自身特点,在研究方法和方法论上有 所突破,使其成为学科发展的内在支撑,并最终将其“化” 为学科成长的内在机制与动力。教育人类学是以具体社会人 群“活的教育”为研究议题的学科,或者说,教育人类学是 以具体的教育行为、文化传递为调查对象,而以抽象的人性 转换为关怀对象的社会科学。其要求教育研究不能就教育论 教育,还应意识到教育是具有普遍联系关系的统一整体,须 关注教育自身、外部环境、教育主体以及教育客体的不同关 系特征并不断进行调整,促进其和谐共存,服务于“使个体 成人”的教育目的。[15]教育人类学观察教育的基本出发点,恰也在于洞察生命成长的真正需求,了解教育的真正问 题,从中获得构建有本土特色的教育学资源。这是教育人类 学解决学科发展问题的路径,也是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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