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的【现代性视角下中国青少年成长中的父亲参与及角色转型】

现代性视角下中国青少年成长中的父亲参与及角色转型

一、问题的缘起 家庭，是社会生活的基本单位，是最为基础、最为重要 的社会子系统之一；
父亲，则是现代核心家庭三角之中的重 要一角，在家庭生活中扮演必不可少的角色。然而在现代性 的家庭视角之下，为了实现家庭子系统分工的合理性与利益 最大化，父亲与母亲在家庭之中出现了更为“专业”的分工 （T. Parsons， 1955）：男性成为“赚面包的人” （breadwinner），而女性则承担起照顾家庭的责任 （housewife）。在教养孩子方面，男性与女性的分工亦尤 为明显：国外调查发现，只有7.5%的父亲认为父母在孩子教 育方面承担同等的责任，而75%的父亲不认为自己应该承担 每天照顾孩子的任务（Kotelchuck， 1975）；
同时，父亲 平均每周只花1小时单独陪伴孩子，而母亲每周单独陪伴孩子的时间为40小时（Russel， 1983）。

1. 现实意义 随着学界对父亲在子代教养中作用的逐步认识，经典的 父亲角色（father role）研究试图证明，父亲在孩子成长 教育中有着与母亲同等重要的地位，试图破除父亲养育子代 自然第二性（the secondary drive theory）的假设（Lamb， Pleck， Charnov， & Levine， 1985）；
并且相关经典研 究表明，父亲参与（father involvement）会对孩子发展产 生重要影响（summarized by Michael E. Lamb， 1975）：
在孩子的自我认知和道德发展（Kohlberg， 1966；

M. Hoffman， 1970）、儿子及女儿性别意识的形成（Freud， 1905， 1909，1924）、儿子男性气质的养成（Mussen， 1961）、 子代的成就动机（McClelland， 1961；

Rosen， 1962）以 及精神发展上（Biller， 1974），父亲参与会起到显著性 的影响。

中国家庭中的父亲，也往往将孩子教育的责任交由母亲 承担。国内一项有关父亲参与孩子抚养时间的调查发现，中 国父亲对儿童教育的投入十分不足，尤其与母亲投入相比更 为薄弱，9%的父亲称每天陪伴孩子的时间为零，有22%的父 亲称每天最多只有1个小时的时间能陪伴自己的孩子；
更为具体的数据显示，57.6%的父亲回答每周为孩子准备早餐的 次数为0，只有14.1%的父亲回答每周能为孩子准备5次或5次 以上的早餐（东北师范大学儿童发展与教育中心，2005）。

同时，传统的中国父亲往往扮演疏离、严格、不善表露的角 色形象（Wei-Jun Jean Yeung， 2013），所谓“严父慈母”， 中国父亲更多地表现出对子女严格要求而更少地表现出对 子女的关心，这也让他们与子代的关系往往较为疏远淡薄。

同时，随着现代性进一步发展，社会对父亲在教育中的 参与有了新的要求。在现代女性普遍进入劳动力市场、男女 身份日益平等、市场经济发展以及全球化浪潮之下，“新父 亲”的形象亟待建立，新型亲子关系也随着现代化转型而开 始走向转变（Wei-Jun Jean Yeung， 2013）。中国也正在 经历这个现代性大转型的时刻，社会的巨大变迁影响到家庭 生活领域，中国传统的“严父”形象以及较为疏离的亲子关 系，在现代化过程中也面临着转型。

正如新加坡一系列调查报告表明的，许多亚洲父亲对他 们应该承担怎样的父亲角色十分迷茫，而且并没有做好充足 的准备（Wei-Jun Jean Yeung， 2013）。由于当今压缩的 现代性（‘compressed modernity’， Chang Kyung-Sup， 2010）带来的经济现代性与意识现代性同步困难，亚洲父亲 普遍性的工作与家庭的平衡问题仍没有得到重视；
同时相比于西方父亲，由于重视教育资本和子女成就，亚洲父亲会投 入更多的经济教育成本，但却忽视自身对子女教育的亲身参 与和孩子精神健康发展（Yeung， Sandburg， Davis-Kean， & Hofferth， 2001）。中国父亲的境况也许也如同大多数 亚洲父亲一样，在青少年成长中的参与和与子代关系的转型 过程中面临着一定的困难。

综上所述，父亲在孩子成长教育中有着与母亲同等重要 的地位，父亲参与会对孩子发展产生重要影响；
然而在现代 性语境之下，中国父亲孩子教育的投入十分不足，与母亲投 入的对比尤为明显；
同时在压缩的现代性现状和“新父亲” 形象的要求之中，中国青少年成长教育中父亲参与和父亲角 色的转型面临困境。因此，对于中国父亲教育参与、父亲角 色以及父子（女）关系的现状及转型的研究具有现实的急迫 性与重要性。

2. 理论意义 回顾西方有关父亲角色的研究，因为受到弗洛伊德理论 和女性和男性在家庭中内外传统分工的影响，在二战之前对 父亲教养参与的研究十分稀少，研究者往往更重视母亲在子 代教育中的作用，而将男性视为养家糊口的人，是养儿育女 的“局外人”（Freud， 1949；

Bowlby， 1951）；
直到二战后，由于大批男性在战争中牺牲，研究者们才意识到父亲 的“缺席”对子女产生的可能影响；
20世纪70年代之后，关 于父亲教育角色对子代发展作用的研究发展迅速，从非常多 的方面探讨父亲对孩子成长发展产生的重要影响（Michael E. Lamb， 1975）；
20世纪90年代至今，父亲角色研究重点批 判男性传统家庭角色分工，即对父亲是“挣面包的人”这一 传统角色的批判，并开始对父亲身份进行重新的定义（Paul R. Amato， W. E. Fthenakis， 1994），同时出现呼吁建 立现代“新父亲”形象的声音（A. Shuffelton， 2014）。

国内的研究者们也逐渐关注到父亲角色在孩子成长 之中的重要性，并进行了相关的探讨和研究。但是笔者发现， 目前大多数的国内研究主要以西方20世纪70年代的研究为 基础，仍以探讨父亲对孩子成长发展的影响为主：如父亲参 与和孩子性别意识和性别刻板印象形成之间的关系（许岩等， 2006；
梅真，2013）、对儿童延迟满足能力的影响（聂晋文、 芦咏莉，2014）、对儿童亲社会行为的影响（黎志华等，2010）、 与孩子幸福感和心理弹性的关系（杨燕、刘帅，2015）以及 父亲缺失对孩子发展的影响（杨丽珠等，2005；
赵连伟，2010）。

由此看来，国内研究普遍停留于父亲教育的影响性研究 上，重视探究“结果”，但却相对缺乏宏观社会历史变迁视 角和现代性视角，对于一个更为根本的问题：在现代性情境 之下父亲参与、父亲角色“是什么”和“为什么”的探讨还存在不足。反观国外研究，西方学者意识到了社会现代性对 父亲角色转型的影响，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出现了一系列 探讨父亲“新角色”的研究者；
中国社会正处于现代性的大 转型时期，因此对于社会变迁之中父亲参与、父亲角色的转 型的探讨更具有必要性和重要性。

在方法论上，国内对于父亲参与的研究主要以定性研究 为主，且大多通过梳理外国研究发展的方式探讨父亲教养方 式问题（王莉，2005；
刘秀丽等，2006；
李燕等，2010）。

定量研究则多集中于儿童心理学和发展心理学领域，并着重 探讨父亲在幼儿行为和心理发展中的作用（李丹等，2004；

王孟怡等，2015），然而对于处在身体、心理巨大转变与发 展时期的青少年，其成长教育之中的父亲角色和参与却存有 研究上的空白。

因此，在国外研究发展和国内研究不足的境况之下，对 于中国青少年成长过程中父亲参与、亲子关系和父亲角色转 型的研究具有理论意义上的必要性与重要性。

二、文献综述 1. 弗洛伊德精神分析视角下的父亲在分析母亲与父亲对孩子产生的影响时，弗洛伊德 （1938， ）十分强调母亲对孩子自然性的抚育作用，认为 孩子“爱”这一感情的生发，都是源自对母亲的特别、重要、 独一无二且十分自然的爱，因此母亲在孩子成长之中起到了 非常重要的作用。而父亲被视为边缘化的，在必要时成为母 亲的替代（occasional mother-substitute）的存在。但是 与此同时，弗洛伊德以“俄狄浦斯情结”表达父亲在儿子男 性气质形成中的重要作用：争夺母亲的爱、并在家庭中起支 配地位的父亲，一方面让儿子感受到“被阉割”害怕，另一 方面又成为儿子男性气质形成的模本，在双重作用之中型塑 了男孩的男性气质。弗洛伊德讨论了父亲在男童心理发展形 成和性别气质之中地位，却缺乏对女童性别概念形成的影响。

延续弗洛伊德强调“母亲”与“母性”的精神分析观点， 以Ainsworth为代表的心理学家们提出了“第二性驱动理论” （secondary drive theory）。这一理论认为，因为母亲满 足了孩子最基本的需要，因此孩子会自然地与母亲亲近，特 别是在孩子学习成长阶段，母亲与孩子天然的纽带决定了女 性在孩子教养过程中更为重要的地位。

弗洛伊德精神分析领域强调“自然性”，认为教养、抚 育孩子是母亲的天职，而将父亲放在了一个“局外人”的地 位，并成为现实社会的代表，虽然在孩子性别意识形成过程中代表社会力量进行干预，但在孩子成长过程中还是一个第 二位的、次要的角色。

2. 帕森斯结构功能主义视角下的父亲 20世纪50年代，帕森斯开始以结构功能主义的视角研究 现代家庭的专业化与分工。结构功能主义强调在社会发展和 社会组织分化的过程中，家庭成为了一个更为专业的机构， 家庭不再承担政治、社会融合等社会功能，而专注于后代初 级社会化以及家长人格稳定。特别的，帕森斯进一步探讨家 庭内部的分工，他认为男性与女性在家庭内部的不同分工实 际上促进了家庭的融合。男性是家庭的“一把手”，基本的 家庭支持由男性承担；
而女性则在家中管理内务，是“家庭 主妇”，即便现在出现女性外出劳动的趋势，但也承担的是 一些特殊的工作（如秘书等），且在工作上的地位低于男性 家长。

沿着帕森斯结构功能主义的视角，60年代学者们对父母 在教养孩子上分工的合理性进行探讨Bowlby（1969）和 Ainsworth（1969）认为母亲将大部分时间都“奉献”给了 孩子，这使母亲与孩子的关系十分紧密，并成为孩子成长中 最重要的人；
而父亲因为专注于外出工作养家，没有那么多 时间陪伴孩子，因此在孩子成长中没有母亲重要。结构功能主义视角将家庭视为社会的子系统，家庭承担 了子代初级社会化和家长人格稳定的重要社会功能，这肯定 了家庭在社会结构之中的重要性。但与此同时，功能主义重 视分工对社会整合的重要作用，因此强调父母内外分工的合 理性，为父亲“挣面包者”（breadwinner）和母亲“照顾 者”（caring taker）的角色分工进行合法性论证。更进一 步的，结构功能主义发展者从分工导致的父母陪伴时间不对 等，论证父亲和母亲在孩子成长过程中承担的不同角色。虽 然以分工讨论家庭，有其合理性所在，因为父子、母子的互 动模式的确不同，从而父亲和母亲在孩子成长过程中有不同 的作用。但是，这种分工的视角过分强调母亲的教养职责， 而将父亲与孩子成长割裂开来了，实质上否定了父代对子代 家庭教育的重要性。

3. 对父亲参与重要性的探讨 然而随着发展心理学和家庭社会学的发展，中外学者日 益发现父亲参与和父亲角色在孩子成长之中的重要性。面对 结构功能主义对男性、女性家庭分工的限定，及其对父亲在 孩子成长中边缘化的定位，学者们提出了不一样的看法：他 们强调父亲在家庭教育的重要作用，并探讨父亲缺失对孩子 成长的影响，认为父亲与母亲与孩子的互动模式、在孩子成长教育之中的分工不同，但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

20世纪6、70年代，学者集中于父亲对孩子个性、道德 的塑造作用。kohlberg（1963）认为，在孩子道德发展和个 性塑造方面，父亲就算不是起到了重要作用，也至少与母亲 起到了同等重要的作用，同时他将这种影响归因为父亲的权 威地位（authority figure）。其次，一系列关于“父亲缺 失”带来影响的研究也发生发展起来：父亲缺失对于男孩性 别角色与男性气质的养成（Mussen， 1961；

Hetherington， 1966），孩子的攻击性（Hetherington， 1966）和学业成 绩等各个方面都产生了重要影响，这表现出父亲参与和父亲 角色在孩子成长之中的重要地位。特别的，Morris（1974） 还对以往父母在养育天性上存在差异的“自然第二性”理论 进行了反驳，他的研究表明新生儿的出生对于父亲也有深远 的影响，父亲也会参与到与婴儿的互动、哺育的过程中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