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治思想史论文_中国政治思想史建设的探索与实践发展思路论文（共7篇）

中国政治思想史建设的探索与实践发展思路论文（共7篇）

一、学科的自我规训与学术尊严 中国政治思想史是典型的新兴学科，在中西思想教会之际出现的新兴 学科，都需要经过规训来获得学术尊严，中国政治思想史也不例外。

规训的英文词写作Discipline，在英语当中，规训这个次具有惩罚，使 变得正确、通过训练获得控制等多种含义。可以说，规训呈现出的含义是讲某种 东西规范化，而规范的方式则分为惩罚和引导两种。规训一词最初被社会科学规 范定义，是在《规训与惩罚》一书当中。

任何一个想要进入某个学科的学者，他们都有作为独立个体的价值以 及尊严。但是党他试图进入一个学科进行领域研究时，他就不的不接受这个学科 形成的规则，从而使得自己具备进入研究的条件。具备这些条件的前提之一，就 是进行不段的训练，这种训练，不仅指学科内部与外部对学科的塑造，额有新老 代表人物对纪律的维持。一个科学的初学者，不得不接受此前形成的研究网络， 接受压力性审查。一般来讲，一个学科在自身的规训上越严格，那么他的学术尊 严也就越能够得到公认。

二、中国政治思想史自我规训的四个维度 中国政治思想史作为一个新兴学科，并不具有学科悠久历史的声望支 持。

二十世纪初，梁启超撰著的《先秦政治思想史》，标志着中国政治思 想史正式星期，中国政治思想史的学科尊严就是由于规训不够阉割，因此无法机身热门学科。这里所谓的热门学科，指能够吸引研究者全心进行深入探究。

从学科的自我规训来看，一个学科要界定自己的研究领域，就需要为 进入这个学科的学者们提供能够良好整合学科资源的规训准则。就“中国政治思 想史”而言，长期以来学科的自我规训，都没有清晳的呈献给研究者，也没有得 到其他竞争学科的尊重。对“中国政治思想史”学科来讲，直接的竞争者是“西方 政治思想史”。但是，很长时间以来，西方政治思想史占据了政治思想研究的优 势资源。此外，由于中国政治思想史是在仿照西方政治思想史的基础上所建立起 来的，因此，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规则很难从西方政治思想史的研究规则当中 走出来，这就使得中国政治思想史成为了西方政治思想史的从属学科。

而要提高中国政治思想史的门槛，加强学科研究的学术批评，增强学 科竞争力，就需要对中国政治思想史学科自我规训的四个基本维度进行界定：
第一是国别辨析，应明确是中国的政治思想史，还是在中国的政治思 想史，超越狭隘的爱国主义，能够建立起更为合适的学科准则，从而引得学术界 的认可。

第二是定位，中国政治思想史不仅需要进行国别定位，同时也需要进 行学术定位。现如今，人们在对政治思想史仅进行整理时。常常会采用古希腊意 义上的政治概念，并且使用古希腊式的研究方式来处理相关概念，从而形成政治 思想史。

第三，历史归类。中国政治思想史究竟是学术史还是观念史的问题， 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但就相对而言，观念史更注重文化体系的核心理念，因 此，丢星期较晚的中国政治思想史而言，需要脱开无法凸显特质的学术史和思想 史约束，从而对中国政治思想核心理念的披露，呈现历史学科的独特行政。

第四是理论尊严。从学科上来讲，中国政治思想史是模仿西方政治思 想史而兴起的。由于对政治思想史学科的认同是基于西方政治思想史的，因此附 带性的模仿其建立起来的中国政治思想史表达一种大同。这样的认同，不等于尊 重，而是同情的理解。中国政治思想史只有脱离了西方政治思想史的规训体系， 并建立起自身便捷明确的规训体系，才能够具备理论尊严，获得学术敬重。

作者：万如意 第2篇：“王权主义”视域下的中国政治思想史刘泽华先生在治学上一以贯之，自20世纪60年代矢志于中国政治思想 史研究以来，就一直在此领域兀兀穷年，深耕厚植，从而建立了以“王权支配社 会”为理论内核的中国政治思想史学术体系，在国内外影响甚巨。而在刘先生学 术与人格的感召下，众弟子追随先生投身此域，从而积流成河，汇聚成今日影响 日著的“王权主义学派”。眼前这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新近出版的由刘先生总主 编的《中国政治思想通史》，凡九卷，逾530余万言，集“王权主义学派”30多年 思想研究成果之大成，如此独具个性、独具特色、独具视野的学术工程，足以嘉 惠后学，启迪来思。

“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人的政治本性，在以政教合一、实用理性为 文明特点的中国古代社会，得到了特别充分的发育，从某种意义上说，政治是中 国历史社会的轴心，因而政治思想也就自然尊居于社会主导性话语和思想文化的 “主干”地位。在晚近以来中西文明冲突、融合及由此导致的中国社会转型中，这 一特点继续延续并得以强化，原因在于中国的现代化始终是政治牵引型的现代化。

而中国政治思想史这门学科亦在响应时代兴替与文化反思的诉求下应运而生。

20世纪初梁启超筚路蓝缕，率先以西方学术范式撰著《先秦政治思想 史》，是为中国政治思想史学科之发轫。其后，萧公权所著《中国政治思想史》 对于中国政治思想的特质有其独到而规范的阐释，从而成为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 进入发展阶段的代表作。而今刘泽华先生主编的这套《中国政治思想通史》，作 为国内首部完整、系统的中国政治思想通史著作，标志着此领域研究的进一步拓 展与深化。

与先贤之作相比，刘著能以历史线索为经，政治问题为纬，以王权主 义概念作为统摄性枢纽，呈现出一幅中国政治思想宏大而又缜密的历史画卷。该 书系统展示了从先秦到近代2000多年来诸多思想家、思想流派、政治人物的政治 思想、政治思潮及思想争鸣，更凸显出历史格局中思想与社会、政治思想与其他 思想、政治思想不同板块之间相互激荡、演变的脉络和轨迹，并归纳出中国政治 思想万流朝宗的变迁大势。与习见的政治思想史著不同的是，刘著绝不止步于历 史铺陈，在范畴界定、学术架构和历史结论诸方面均自出机杼，发人深思，体现 了鲜明的本土性、原创性和学派特色，蕴涵了对中华文明整体的理论洞察和对现 实与未来的深切的实践关怀。

透过《中国政治思想通史》的叙述和阐释，可以看到，探寻“以国家 政权问题为中心，兼及各种政治现象，提出系统政治主张”的中国政治学说，如果不能深入古人的语境和问题意识，理解古人的言说方式和思维习惯，则势必造 成先入为主的误读，步入学术的旁枝歧路而不自知。

譬如，梁启超、吕思勉诸氏早已指出，中国古人的脑识中其实并没有 明确的政体概念，但近代以来，受西学东渐的影响，历史进化论和“治权在民” 的民主成为世风，而与之相对的“治权在君”的专制就不再被视为一种价值无涉的 政治制度安排，而是暗含不受限制的专权和落后原始治理形式的负面含义，从而 饱受道德和学理上的批判。由之导致中华数千年文明史被文化激进主义者描摹成 黑暗、落后、停滞的帝国；
相反，文化保守主义者则意在重建民族自信心，奋而 挖掘梳理中华文化内里的民主基因。二者虽叙述有异，却共享了以今人思维妄度 古人思想的先验背景。虽然双方各执一端，均能自圆其说，但终有“此亦一是非， 彼亦一是非”之失。研读刘著，或能恍然有悟，原来现代政治学的“专制”与中国 古人的“专制”只具有“家族相似性”，中国古人一方面既普遍主张君主必须独断， 从正面肯定“专制”；
另一方面则又反对君主“独治”而闭塞视听，从而局部否定“专 制”。此“独断”与“独治”的细致分疏，根本肯定“专制”与局部否定“专制”的一正一 反，正彰显出中国古人固然没有产生近代意义上的民主思想，但传统专制制度文 明仍然不失其弹性与活力。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混沌性思维”常令思想史研究者一筹莫展，但刘泽 华先生则着力凿破这种“混沌”，其“阴阳组合结构”就是显例。此概念的要义在 于：政治理论的逻辑既是二元的，又是一元的，一分为二而又合二为一，诸如“道 高于君与君主体道”“民本与君本”“尊君与罪君”等一系列相互倚伏、互相牵制、 相反相成的阴阳二元范式与命题。按照“阴阳组合结构”的思维模式，儒家纲常伦 理既规范和批判了王权，也同时肯定和维护了王权；
民本虽然备受强调，但终究 附庸于君本；
尊君是尊理想之君，罪君是罪现实之君，但无论尊君还是罪君皆离 不开君。

上述政治思维模式的确吻合于中国古代社会“王权支配社会”的本相。

刘泽华先生认为，“王权主义既不是指社会形态，也不限于通常所说的权力系统， 而是指社会的一种控制和运行机制。大致说来又可分为三个层次：一是以王权为 中心的权力系统；
二是以这种权力系统为骨架形成的社会结构；
三是与上述状况 相应的观念体系”。需要指出的是，这里的“王权”虽然统摄了中国古代社会维护 天子权威和家天下的本质理念，但同时又作为“一种历史的社会建构物”，势必随 着历史的发展日新又新，更新着不同的政治内容和文化意蕴。这不仅仅意指从夏 商周封建制下的“宗法等级式君主政体”到秦汉以降的郡县制的“中央集权式君主政体”的丕变，即便是同一君主政体内部也同样随着历史境况的不断改变而激发 出不同的损益。类似的，王权对社会的支配亦不仅限于政治社会，而是全方位、 多层面的渗透。因而，只有在王权主义理论的整体观照下，才能突破学科的藩篱， 描绘出古代社会真实而有机的图景。

多年来，刘泽华先生的“王权支配社会”说在历史学界有着广泛认同， 当然也引发了不少争鸣、批评与误读。其中之一是将“王权支配社会”解读为“王 权绝对支配社会”，从而指斥刘先生忽视了中国古代社会的“民间自治”传统。实 际上作为一名熟谙中国史的专家，刘泽华先生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断言王权可以包 揽一切，细思其真义，所谓“支配”应当是绝对支配和相对支配的统一。所谓绝对 支配，是指在名义上和理想状态中王权处于国家体制上的最高端，因缺乏分权和 制衡而具有无限意义上的权力，因而具有绝对支配整个社会的可能性。所谓相对 支配，则是指在现实生活中，作为个体的君主不可避免地受到主客观条件的制约， 而无法把理论上无限的权力发挥到极致，故只能有限地支配社会。王权对于社会 这种支配的不确定性意味着“王权恢恢，疏而不漏，它要管什么，就可以管什么；

就某些人事而言，可以同它拉开一定距离，所谓‘不事王权’，但不能逃离它”。王 权对于土地和人身的最高占有，“有时名义上是虚的，但它随时可以转化为‘实’， ‘虚’和‘实’结合，以‘虚’统‘实’”。正因为如此，我们才能解释中国古代社会普遍发 生的悖论：一方面，民间社会的确存在着天高皇帝远的散漫自由，以及缺乏法律 与制度保障的有限的“乡村自治”；
另一方面，王权对于民间社会的横征暴敛和由 此引发的官逼民反现象亦俯拾皆是。

王权对社会的支配除了表现在土地和人身所有权之外，更深刻表现为 对于人们思想和行为的控制力。刘先生将以王权主义为旨归的政治哲学拟作王权 体系的软件。正是通过诸如“君权神授，君主是天人秩序统一的枢纽；
圣王同谓， 君主是尽伦尽制的权威；
家国同构，君主是全社会的宗法大家长；
乾纲独断，君 主是法律和秩序的化身”等程序所编织的纲常之网笼罩住古人的大脑，从而使之 视王权如日月经天，自然而然。

这种政治哲学又进一步扩展成政治文化，经由“血缘、文化、权威” 认同浸入到中国古代社会的各个层面，即通过个体的道德修身来内化王权主义价 值观；
通过三纲五常的宗法伦理来稳定王权主义下的社会秩序；
通过察举征辟和 科举制度来使得士人通习经术为王权主义所用；
通过清官思想、纳谏制度、平均 主义来作为王权主义的日常调节机制；
通过“改朝换代”“与民更始”“新王改制”来 实现以王权主义为永恒基调的政治革命与改新。在此之下，中国古典的人文主义显然难以培育出具有独立人格的平等之人；
作为传统人文主义思想载体的中国士 大夫则更是纠结于既为君主的臣仆，又为理性和道德主体的双重人格的分裂之中。

基于对中国古代社会王权主义本质的整体判定，刘先生认为，传统儒 学构建的是君权至上、父权至尊和伦常神圣的政治价值结构，因而与现代社会所 奉行的自由、民主、平等、法治等理念是根本相悖的。正如刘先生对王权主义所 抱持历史主义态度一样，他对儒学的历史定性并不意味着整体抹杀儒学的道德理 想作用以及文化的相对价值意义，只是判定儒学的批判精神陷身于王权主义阴阳 组合结构之中而无法抽象剥离。正因为如此，在远没有走出王权主义阴霾的当代 中国，启蒙仍是未竟之业，中国亟须一种法治的、人文的、具有普世价值的文化， 而不是儒学的复兴。刘先生希望，“应当在西学与国故之间有所拣择，依据当代 中国的实际状况与实际需要，创造性地建构出现代社会的价值系统与社会政治秩 序”。

很显然，刘先生的观点是针对当代文化保守主义者的言论有感而发的。

刘先生认为，文化保守主义者倾向于对若干当代概念和社会现象做儒家价值的诠 释，同时对中国传统社会的认知也过多地包含了其主观意识与信仰价值的投射， 从而使历史与传统蜕变为抽空真实内容的文化浮游物。其结果，不但有害于客观 的历史认知，对于当代中国的文化建设更是有百害而无一利。

相反，文化保守主义者则批评刘先生忽视了儒学的多样性，夸大了儒 学对王权的承认与支持，无视其对社会利益的表述与维护。尽管文化保守主义者 对于儒学有着各自不尽相同的理解，但他们在中西思想文化碰撞的时代场景下， 出于对民族文化生命的关怀与焦虑，表达了对西方话语霸权的拒斥和中国的文化 主体性的坚守。他们认为，在当代文化建设和民族复兴中，儒学在文化认同、政 治重建和身心安顿等方面应该发挥其不可替代的主体建构作用。

以笔者谬见，刘先生所代表的“王权主义学派”与文化保守主义者的论 战是源于立足点的不同。前者奠基于文化的古今之争，而文化保守主义者则强调 的是文化的中西之争。如果说古今之争代表的是时间，那么中西之争则象征着空 间。正如时空本为一体难以独存一样，古今中西之争自近代以来一直就萦绕于中 国社会前进的每一步，并注定于未来的日子里继续以不同的形式不断重新上演。

作者：李春生 第3篇：重视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政治学视角中国政治思想史自20世纪20年代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至今已有近百 年历史。目前，凡是开设“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的学校均把中国政治思想史列为 必修课，《政治学研究》、《政治思想史》等专业期刊及各综合期刊每年均有大 量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论文发表。但是，学科定位的分歧却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 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发展。

在目前的学科定位中，中国政治思想史或是从属于历史学，是中国史 （一级学科）中专门史（二级学科）下中国思想史（三级学科）的一个分支，与 中国经济思想史、中国法律思想史等并列；
或是从属于政治学，是政治学理论（二 级学科）中中外政治学说史（三级学科）下的四级学科，与西方政治思想史并列。

就历史学而言，主要任务在于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方法基本是考据的功夫；
就 政治学而言，主要任务在于发现政治发展的规律，具体到中国政治思想史来说， 就是试图从中发现中国政治思想演变的规律，因此更注重看待政治思想的视角， 即运用理论的差异。

一、政治思想演变规律研究不足 有关中国政治思想史，刘泽华曾提出“王权主义”的概念，认为整个中 国古代政治思想的发展就是王权主义发展、演变的历史。仅谈中国古代政治思想， 王权主义是核心无疑是正确的。进入近现代之后，王权主义思想面临着三方面的 冲击：一是西方的自由、民主、平等思想；
二是科学思潮，冲击着天人合一中天 与王的联系，影响着君权的神秘性；
三是马克思主义的引入，对整个社会秩序产 生了颠覆性的影响。另外，西方势力的涌入，冲击着中国的社会结构，尤其是家 族结构。在几种势力的作用下，首先，王权已经不复存在，王权主义作为一种观 点不再提倡；
其次，王权主义赖以生存的社会基础有了根本的变化，父权难再给 王权提供有力的支持。但是，对于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的演变规律，学术界至今 没有提供满意的答案。

随着历史演变，中国政治思想在总体上是向前发展的，但其中也发生 过思想倒退的现象。譬如，汉代人对王权主义的论证远不如先秦思想家深刻，“天” 的概念在先秦时期较多自然的论证，而后却逐渐神秘化。再譬如，明清时期的启 蒙思想，远比前清时期的政治思想要进步得多。而民国时期的一些思想、理念， 也是值得我们今人学习的。如何认识思想发展中的曲折，有哪些因素的影响，又 是否存在一定的规律？这不仅对于认识传统的政治思想有帮助，而且对于找出当 今的政治思想研究出路也将有所启发。二、回避现实导致学科边缘化 在政治学科体系中，中国政治思想史是必不可少的一门学科，但又是 边缘性的学科。造成这种境况的原因很多，譬如使用的概念、术语与政治学不接 轨。但更重要的问题在于回避现实。

所谓回避现实，一是对古代思想的研究缺乏对现实的观照，往往为了 研究而研究，很少涉及对于现代社会建设的意义。二是重古代轻近现代。研究者 对古代政治思想探讨较多，也最成体系，但对于近现代的政治思想探讨较少，至 于现代政治思想，尤其是新中国成立后的政治思想研究更多则是应景之作。三是 对现代社会建设中的重大问题缺乏应有的关注。譬如当前面临的价值观混乱问题、 公民的培育问题等，政治思想史研究理应提供更多的学理支持。

三、重思想轻历史 现有的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多注重政治思想逻辑内涵的研究，譬如研 究某个人物，多注重其政治思想的内容分析，而轻历史的研究，历史研究中对学 术渊源的探讨又超过了对时代背景的考察。因此，加强思想与历史的结合，一是 指注重思想的发展史，厘清理论、概念的渊源、发展和演变过程；
二是思想产生 和发展的历史背景。

政治思想与历史的结合之所以非常重要，在于历史是为政治思想进行 定位的。学术渊源的研究是为政治思想的内容进行思想定位，在思想发展的长河 中找到某个人物或理论的位置。如果不注重学术思想的流变，会导致我们对政治 思想的判断出现偏差。譬如，有关明末清初三大家的政治思想，有学者认为他们 已经具备了启蒙思想，并据此断言中国如果没有清兵入关，自身是可以发展出资 本主义思想的。但如果对思想的流变有更深的了解，就会发现三大家的一些思想 （譬如人性论），先秦思想家早有论述，而做出判断就会更谨慎些。

历史背景的研究是为政治思想的内容进行时代的定位。如果不注重历 史背景的考察，同样会导致我们对政治思想的判断出现偏差。多年以前，刘泽华 先生曾经在一次哲学博士论文答辩中问到，“仁”的具体历史内涵是什么。哲学系 的同学大为不解，其实，刘先生的意思很明显，那就是不能脱离具体的历史背景 谈“仁”。政治思想如果缺少历史背景的支撑，容易使我们对政治思想的判断高估， 夸大精神的力量。汉末清议的士大夫背后有太学这样的平台，除了三万太学生，还有门生、故吏、家族的支持。这意味着，他们并不是以单个的个体面对强大的 权威。如果认识到此，我们就不会夸大汉末士大夫的精神力量。这一点也同样适 用于对东林党的判断。

四、理论与方法滞后 再一个制约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是理论与方法的滞后问题。改革开 放以来，简单地用阶级分析、唯心唯物二分等机械的分析方法遭到了学术界的抛 弃，但对于用什么理论研究中国政治思想史并未达成共识，于是深陷于从概念到 概念、从术语到术语的分析。然而，理论是帮助我们看待问题的视角，视角的差 异会导致对同一问题的看法出现差异，从而有助于研究的深入。缺少理论使我们 的研究停滞不前。譬如，有的学者研究民本问题，争论古代的民本思想究竟与现 有的民主思想有多大差距，但却很少关注到当今民主思想的发展问题。只有对西 方的民主思想有着深刻的了解，才会对民本之争有较为公允的评价。

另一个问题是方法的落后。目前的研究方法主要是文献研究法，主要 是从正史和人物著作中寻找材料，缺少对相关文学性材料的吸收。当年陈寅恪先 生注重文学素材与史料的结合，得出了许多有影响的结论。而在中国政治思想史 的研究中，研究多关注说什么，但对怎样说很少分析。譬如对皇帝的诏书和大臣 的上书，分析重点在于内容，但对其格式以及背后的政治含义缺少分析。此外， 访谈法、定量分析方法都还有待加强。尤其是涉及近现代的一些思想家，访谈法 能够使我们发现更多的史料。

作者：季乃礼 第4篇：中国政治思想史课程建设之我见 中国政治思想史是一门以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学科， 在本科阶段所开设的该课程是政治学专业或行政管理等专业的必修课。而本科课 程建设是本科教学管理的一个中心环节，各高校都非常重视，因为是否拥有一批 高水平的课程，在相当程度上也是衡量这所学校的教学水平和教育质量高低的重 要尺度。为了提高教学质量，中国矿业大学（北京）非常重视本科课程建设，每 年都有计划、有步骤地建设一批专业及基础课程。中国政治思想史课程就是其中 之一。通过两年建设，该课程有了较大改观。下面就把自己在课程建设中的一点 浅显的心得拿出来与大家交流，还望各位专家同仁不吝赐教。一、开宗明义，介绍清楚本门课程的研究对象 作为教师，我们接手一门课程，首先要弄清楚这门课程的研究对象是 什么，然后才能按照研究对象的范畴来组织、充实教学内容，准备好教案和课件。

这是教师自己上课前的准备。面对学生，在开始讲授本门课程内容之前，必须先 介绍清楚该学科的研究对象，使学生对之后所要接触的内容属性有一个概括的认 识。具体到中国政治思想史这门课程，它作为政治学的一个独立分支学科，以中 国传统政治思想为主要研究对象。而“政治思想最主要的就是各个阶级对待国家 政权的态度和主张，即关于国家的产生、性质和作用，以及如何维持国家政权的 理论观点和政治主张。”[1]（P3）从政治学的角度讲，“中国政治思想史主要阐述 中国古代和近代历史上处理各种政治关系的思想，以及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 【2】（P2）这是中国政治思想史的核心内容。与此同时，中国政治思想史也是 历史学的分支，属于中国思想史的一部分。它“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科学的沃土 中，具有思想的联系性和整体性。中国古代和近代的政治思想家，不是孤立地讲 政治思想，而是与其哲学思想、伦理思想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形成了独具特色的 政治哲学和伦理政治。”【2】（P2）因此，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对象大体包括 政治哲学问题、社会模式的理论、治国方略和政策、伦理道德问题等。【3】（P1-4） 思想家们以哲学思想作为理论基础，以伦理思想作为行为准则，既从哲学的高度 认识自然，又以伦理准则规范人生，正如儒家经典《大学》所论述的那样，以天 人合一为哲学基础，最终达到修身、治国、平天下的目标。从而形成一个包括中 国历史上的政治哲学、政治伦理和政治思想的完整的学术系统。

二、将教材体系转化为教学体系，有选择地确定内容 选定一本好教材是上好中国政治思想史这门课必不可少的条件。目前 多数院校在教学中采用的是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即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由曹 德本主编的《中国政治思想史》。该书编排体系完整，把中国政治思想史的发展 历程（从中国古代社会到近代社会）划分为六个时期，既“避免了古代与近代二 板块机械二合一的理论缺陷，同时也实现了政治思想家、思想流派、思想发展阶 段三者在历史发展进程中的统一”。[2](P6)该教材注重学理上的分析，及时吸收 学术界最新研究成果，引用了大量的历史文献资料，此外，还提出了一些新颖且 立论坚实的学术观点，因此它适合作为本科生教学的主要教材。当然，仅仅用一 本教材，显然不能满足该课程的需要。教师在上课时也不能照本宣科，而应参考 多本相关著作及 教材确定之后，下一步工作就是任课教师如何将教材体系转化为教学体系，有选择地确定内容。教材是以学派、人物为核心，阐述中国历史上各个时 期具有重大影响的思想家的思想学说，比较完整、系统。而我们教师在教学中则 可以根据学时的多少来确定所讲的内容，不必把教材中涉及到的每个思想家都讲 到，没讲的部分可以留给学生自学。在确定教学内容时，不仅要讲各个时期重要 的思想家的政治思想，而且要对思想家的政治思想的异同进行一些比较；
不但要 讲清楚主要思想流派的特点，还要介绍各流派发展演进的变化轨迹及其规律。

例如，我们讲中国政治思想史，儒家思想是很重要的内容。而儒家思 想逐步占据主流地位，从孔孟的思想，到独尊儒术、宋明理学以及之后，主流思 想演变的主线是什么？发生了哪些变化？这些就应该尽量交代清楚。儒家学说从 介绍孔子的思想开始，然而孔子思想的核心到底是什么，现在学术界的观点并不 一致。有的认为是以“仁”为核心，有的坚持以“礼”为核心，也有以“仁”和“礼”并 为核心说。而每种观点都能找到孔子的言论作依据，很难达成共识。众所周知， 孔子在世时并不得意，其学说也未受到统治者的重视。儒学开始被重视是在汉高 祖刘邦时期。叔孙通恢复礼制，强调君臣之道，使得刘邦体会到做皇帝的尊贵和 高高在上的威严，于是，儒学悄然复兴。研究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的著名专家萧 公权认为：“盖儒学势力在汉初之五十年中显已开始进展。”[4]当然，儒家思想真 正位居政治指导地位，则是到了汉武帝时期。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罢黜百家， 独尊儒术”的建议，儒学得以发展为统治阶级的指导思想。

这时的儒学和最初的儒学有何不同？汉初儒学尽管大体上继承了孔 子的学说，但已吸收阴阳五行之说。董仲舒认为天有阴阳，人也有阴阳，“君为 阳，臣为阴；
父为阳，子为阴；
夫为阳，妻为阴”。[5]阴阳之道的内在秩序为“阴 兼于阳”，阳制约阴。他由此论证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三纲”。很 多著作都强调过，董仲舒的尊君和大一统主张，是儒学得宠的原因。董仲舒天人 关系的理论实质是为了论证天君关系。他的思想虽然有以天制君的成分（如“天 谴说”），但是，正如范文澜先生在《中国通史简编》中所指出的，汉武帝“更喜 欢儒家的是三纲五伦说”。[6] 从以上论述中我们看到，董仲舒更强调的是“礼”，或者说他把孔子 “礼”的思想发展得更加精巧完备。“礼”本是孔子的思想，但是，“君君、臣臣、 父父、子子”强调的是秩序，孔子并没有神化君权，他反对犯上作乱，但又否认 绝对服从，主张“以道事君，不可则止”[7]。而董仲舒则认为，人们不能直接与天 联系，期间必须由帝王作中介。对天来说，帝王是芸芸众生的总代表，他代表人 类与天对话；
对民而言，“王者承天意以从事”[8]代表天治理人间。因此，“唯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9]，君主的权力来自天，因此，当臣子的只有服 从的义务。这样一来，君主就不是普通人了，而是沟通上天和人之间的中介，离 神不远了。汉武帝独尊儒术的原因主要就在于董仲舒的学说提高了君主的地位， 改变了先秦儒家关于君臣关系的基本理念，发展了“礼”的思想，使之更适合皇帝 专制的需要。也就是说，我们耳熟能详的“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是董仲舒发明的。

这是一个非常显著的变化，之后，“君权神授”影响了中国一千多年。汉代儒学发 展逐渐起到了宗教作用。

那么，宋明理学是不是也在沿着“礼”的思想发展呢？经过考察我们发 现，孔子“仁”和“礼”的思想是互为补充的。“仁”是“礼”的基础，“礼”是“仁”的规 范。但是，从独尊儒术到宋明理学，主流思想都在不断强化“礼”的等级观念。学 术界公认理学影响后世六七百年之久，对维护专制主义政治制度起到了重要作用。

理学在中国古代哲学史上的地位是不容置疑的。我们在研究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 时不难发现，各个时期不同流派和人物的认识有深浅精粗之分，其区别就是因为 哲理化的程度不同。理学开始涉及宇宙论，但后来转以伦理学为主。我们应该对 学生讲清楚的是，理学对后世人们的最大影响或者说理学成为主流意识的重要原 因并非是那些深奥难懂的“理”、“气”等哲理，而是儒学的大众化、通俗化。汉代 儒学强化了君为臣纲，而宋代理学不仅强化了君为臣纲，而且使父为子纲、夫为 妻纲等观念深入人心。将儒家的伦理道德观念推广到全社会每一个家庭甚至每一 个人，是理学的功劳。中国妇女地位的变化也与理学有直接关系，这里不再展开。

朱熹最重要也是在后世影响最广的著作就是《家礼》。他用理学思想重新注释“四 书”，引导读书人。他还编著《小学集注》，教育青少年遵循“三纲五常”。朱熹 以从众、从俗的原则修改孔子推崇的礼仪，使其不仅在思想领域，而且在行为领 域占据了主导地位。由此可见，理学成为主流思想也是沿着“礼”在做文章。[6] 总之，“仁”的思想不是不可以讲，但是要明确，“三纲五常”是传统政 治思想坚守的主线、倡导的主流意识，这是在讲儒家思想发展演变时需要交代清 楚的。我们在教学中，还应按照不同学术流派进行思想家的政治思想归纳、比较 研究教学，使学生所掌握的知识不再是支离破碎的；
另外，及时把教改、教研成 果或学科最新发展成果引入教学，引导学生了解政治思想学科研究动态，体现教 学内容的先进性，从而努力达到以有效知识为主体，构建支持学生终身学习的较 系统的知识基础，提高其学习能力。

三、教学方式方法方面，在教师主讲基础上，实行研讨式、参与式教 学的综合运用课程建设的一个很重要的内容，是要进行教学方式方法的改革。应该 说传统的一支粉笔、一块黑板，老师满堂灌的教学方法在当今的大学讲坛上已经 不多见了，但是仅仅满足于做做PPT，增加点图片，把课件做得花哨点，再添加 几个视频，仍然是教师从头讲到尾，学生只能被动地接受知识，这样的教学方式 还为数不少。诚然，把课件做得生动些，吸引学生的注意力是增强教学实效性的 一个方面，但是仅此是不够的，我们应遵循教育教学规律，不要将学生仅仅作为 接受教育的客体，而应该将他们作为教育的主体，尊重学生、相信学生，充分调 动其学习的积极性，使他们主动思考、自主学习。经过几年课程建设的不断探索， 我在教学中，就比较注意合理运用多种教学方法，实行研讨式、参与式教学的综 合运用。例如，我在讲先秦时期政治思想时，就将一个班分成几个小组，按照诸 子百家中最重要的儒家、法家、道家、墨家等不同的思想流派各选择一个思想流 派，然后小组成员围绕该流派的政治思想从不同的视角准备讨论稿，让学生课下 查阅相关文献研究资料、进行准备后先在小组讨论，充分交流后再推举小组代表 上台发言。之后，本组学生可以补充发言，全体学生可以根据该学生所讲授的题 目进行提问和评价，最后由老师点评、总结。当然，在学生代表上台讲授之前， 教师还可以提出几个相关的问题供学生思考，例如，孔、孟、荀子政治思想比较；

同为儒家代表，孟子主张“人性善”，荀子主张“人性恶”，如何评价？孔子“仁爱” 和墨子的“兼爱”比较等。学生带着这些问题去聆听同学的报告后，可以就这些问 题展开评价和探讨，学习效果会更好。这种学生研讨式、参与式教学的优点，一 是调动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由被动学习转为主动学习；
二是学生通过查阅资料、 整理鉴别资料，梳理学者观点等环节的训练，为他们高年级撰写论文以及进一步 读研深造初步奠定了基础；
三是通过讨论和上台讲授，即锻炼了学生的胆量及口 才，又对其逻辑思维、组织材料等能力进行检验和培养，为他们下一步进入社会 适应工作需要提升必要的综合素质。

四、改革考核方式，将期末考试与平时考核相结合 在课程考核方面，应改革考试方法，本着知识考察与能力考察相结合 的考核目的，实行开卷考试，着重考察学生理解问题、综合分析问题的能力。同 时，将学期末的考试与平时的考勤、课堂讨论、参与式教学学生发言和讲演情况 结合起来，更加全面地考核学生的学习状况。我在中国政治思想史课程考试方法 改革的探索中，曾经尝试过在学生参与教学这个环节，由学生打分进行评价。当 然，这种评价方式仍在探索之中，还需不断完善，而且分数占的比例也不宜太高， 它只是对学生平时学习考察的一个小环节。总之，课程考核不是要考倒学生，其 目的是促进学生独立思考，充分发挥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动性，鼓励创新思维，考核其学习能力。

总之，中国政治思想史课程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我们应该在教学内 容、教学方式方法、课程考核等各个环节不断改革完善，最终建设好这门课程。

作者：田霞 第5篇：中国政治思想史重点课程建设的探索与实践 课程建设是教学管理中的一个中心环节，对提高教学质量来说是一项 长远的基础工作，对一所学校来说，有没有一批高水平的课程，也是衡量这所学 校的教学水平和教育质量高低的重要尺度。为了稳定提高教学质量，必须认真抓 好课程建设。上海海洋大学高度重视课程建设，努力打造一批重点课程，把具有 优势和特色的课程建设作为加强学校综合实力和内涵建设的有效途径之一。中国 政治思想史于2009年被遴选为校重点建设课程，经过一年多的探索与实践，我们 在教育观念、教学方法、教学网站、教师队伍建设等方面取得了一些成绩。

一、中国政治思想史的学科价值 中国政治思想史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现代学科，出现于20世纪初叶， 就现有的文献来看，首倡其功的是梁启超和谢无量。1922年，梁启超在其所著《先 秦政治思想史》的“自序”中写道：“启超治中国政治思想，盖在二十年前，于所 为《新民丛报》、《国风报》等，常作断片的发表。虽大致无以甚异于今日之所 怀，然粗疏偏宕，恒所弗免。”可知在1900年之后，梁启超已经开始把中国政治 思想作为一门学问来进行研究。不过在这一时期，研究中国政治思想史的文章尚 属凤毛麟角，似乎还没有学者对中国政治思想史进行专题性研究或总体的思考。

因此，我们大体上可以认定，在20世纪初叶，中国政治思想史学科建设则属于草 创而未就。1949年建国之初，全国各大院校仍然保留了政治学系，“中国政治思 想”作为一门专业课程仍然存留在教学体系之中。1952年，全国各高等院校进行 院系调整，由于种种原因，各高校的政治学系建制被取消。于是在此后的很长一 段时间内，在大陆有关政治学的教学和研究基本终止了。直到1960年，在北京大 学、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三校恢复了政治学系，但为时不久，即都改为“国 际政治系”，主要研究方向为：民族解放运动、西欧北美政治和国际共产主义运 动。在学科建制和课程设置方面并未涉及中国政治思想史。

中国政治思想史的学科归属首先是政治学，从现代社会科学的一般学科领域划分来看，中国政治思想史是“政治学理论”的基础学科之一。如果从中国 学术界的实际研究状况来看，中国政治思想史曾经在比较长的时期内归属于历史 学，隶属于中国思想史的研究领域。中国政治思想史的学科价值表现在不同的方 面。

首先，中国政治思想史具有一定的学理价值。在价值结构方面，中国 政治思想史吸纳并建构了以政治学价值理论为主体的价值理论体系。中国政治思 想史的价值理论集中在有关政治权力与利益，以及相关问题的思想、理论等方 面；
同时，这也决定了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对象不外乎是关于政治权力、政治 关系、政治行为与规则，以及政治角色等各种政治现象的思想和理论认识。在认 知逻辑方面，中国政治思想史以政治性价值判断作为其最基本的认识形式。中国 政治思想史的学科知识体系正是以政治学的价值准则为基准而建立起来的，关于 中国政治思想的历史进程的论述也是以政治价值作为参照系而达成的。这种评价 体系和由此而形成的认知逻辑具有相对的独立性，是构成中国政治思想史的学术 性与科学性的认识前提和基本保障。在知识体系方面，中国政治思想史具有明确 的历史性。中国政治思想史的学理特点与那些以当代社会及文化现象作为研究对 象的学科不同，在研究方法和认知方式上必然要采用历史学的分析方法，在价值 判断上也要参考和运用历史学的价值标准。

其次，中国政治思想史具有一定的文化价值与历史价值。中国政治思 想的理论体系和知识系统是在悠久的文化传承中形成的，作为精英的主流的理论 体系和知识系统，政治思想所内含的价值准则、政治规范、政治观念以及政治信 仰等内容不可避免地对一般意义的社会文化形成广泛的覆盖和影响。中华民族不 仅有着悠久的传统文化，而且是一个善于创造的伟大民族。在政治思想和政治智 慧上，我们的民族也曾经有过眩目而独步的创造和值得骄傲的成绩。然而，中华 民族的历史也有令人黯然伤神的消极、落后和黑暗的层面。几千年的历史及其文 化传统把这一切一古脑儿地留给了我们。如果说，人们对历史的认识是一个长期 的不断再认识的过程，那么能够形成科学、合理的历史观则是比较晚近的事，这 也是中国政治思想史学科产生的原因。

二、中国政治思想史课程建设的途径 上海海洋大学人文学院开设《中国政治思想史》已近十年了，2009 年该课程被列为学校重点建设课程。课程组在学校教务处的指导下，围绕“一流 教师队伍，一流教学内容，一流教学方法，一流教材，一流教学管理”的建设方 针和要求，开展了积极的建设工作，取得了初步成效。首先，建立结构合理、人员组成相对固定的课程师资队伍。教师是课 程教学的组织者与实施者，教师的素质决定课程教学的质量和人才培养的质量。

因此，师资队伍建设是提高教学质量的关键，也是课程建设的核心。以教学改革 为切入点，以培养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为核心，以全面提高团队整体素质为目标， 全面带动师资队伍建设。我们课程组一直狠抓教师队伍的思想政治素质，广泛开 展各项政治学习，深切领会党和国家一系列路线、方针、政策的核心实质，用马 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来武装自己，不断完善自己，围绕《中国教 育改革与发展纲要》深入讨论教育教学改革的认识和实践问题，统一了师资队伍 的思想认识，从而保证了各项教学改革措施的实施和贯彻。课程组确定有丰富教 学经验和科研成果的教师作为课程负责人，课程负责人须具有高级职称，年轻教 师须具有博士学位，初步建成一支知识结构、学历结构、职称结构、年龄结构较 为合理，政治素质、业务素质较高的课程教师梯队。目前课程组主要由5名教师 组成。职称结构副教授3人，讲师2人；
学历结构为博士5人；
年龄结构为35岁以 上2人，35岁以下3人。课程主讲教师以副教授为主体，以老带新，相互促进，具 备了良好的可持续发展机制。课程负责人硕博攻读学位的专业都是中国哲学，在 中国政治思想史方面有深厚的研究，在此领域已发表了二十多篇学术论文，主持 了五项课题，并且积累了丰富的资料。课程组还通过到重点大学作进修、与重点 大学开展教学与科研合作、参加国内国际学术会议或教学研讨会等措施进行中青 年教师的培养，这一年参加重点大学进修班有3人次、国际学术会议3次、国内学 术会议8次。通过“青年教师导师制”，形成“传、帮、带、促、导”等，促使青年 教师尽快成长起来。“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师资队伍建设是一个长期而 又艰巨的、必须常抓不懈的任务。我们必须深化教育改革，建立起符合时代要求 的高素质、高水平的师资队伍，以重点课程建设为龙头，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 性，以人为本，才能以提高教师教学水平为前提，推动教学质量的全面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