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书院特色教育在广东的文化影响】书院特色

探讨书院特色教育在广东的文化影响

而且为古代广东的人才培养及文化传播、学术繁荣等作出了 重要贡献，影响深远。

摘 要：
广东书院；
特色教育；
文化影响 中国的书院是唐代末年以后逐渐兴起的具有独特办 学形式的教育组织形式。它在百千年的发展历程中产生过积 极的影响，为国家培养了不少的名人学者，为社会输送了不 少的栋梁之材。

一 广东书院的发展简况 广东地区的书院，大约从北宋开始。当时，南迁的官绅 为了教育族中子弟，开始创办书院，聘请有名气的学者主持 或讲学，采取个别钻研、互相问答、集众讲解等方式教习儒 学经籍。如北宋神宗时南迁东莞岑田的邓符协就曾在当地创 办了力灜书院。到南宋时期，广东一带的教育达到相当的程 度，出现了一些蜚声南北的书院，如嘉定年间（1208－1224 年）广州的禺山书院便是史籍记载最早有讲学活动和规制基 本完备的广东书院。据统计，宋代珠江流域的书院占当时全 国书院的21％。而广东的书院发轫虽然比北方晚约两百余年，但是其发展趋势却高于全国其它地区，这与宋代广东经济发 展有密切关系，另外也因为书院自由的学术气氛跟广东文化 的开放性相符。

随后，广东书院的发展几经曲折，元代时由于统治者实 行了思想禁锢，书院出现官学化，其比重有所下降，数量仅 占全国6％强。明朝前期，书院的发展依然受到限制。从明 初至嘉靖年以前的150年里，广州只建过崇正和濂溪两间书 院。但到了嘉靖年间，随着学术文化的进步，广东书院又出 现兴盛局面。在嘉靖短短的45年里，广州就建了24所书院。

这时珠江流域书院的数量占全国的30％，广东跃居全国的第 三位。显然，广东书院在明代是有了发展。其主要是与广东 的商品经济发展，对外贸易繁盛密切相关。而理学的影响不 断加深和湛若水在广东大辟书院讲学等也是重要因素。这时 的广东书院逐渐增多了官办的，致使书院自由讲学的空气渐 渐淡薄，教学也走上为科举考试服务的道路。

到了清代，广东书院再次快速发展。广东书院有531所 （见“清代书院分省统计表”及“清代书院分布图”），第 一次超过江西，成为全国书院最多的省区，引领清代书院的 向前发展。①但到了清代，书院已向官学转化，官办书院占 居统治地位，私办书院极少。当时在广州的越华、粤秀、羊 城、濂溪等四大书院全是官办，及后来清代书院高峰时期创 办的学海堂和广雅书院也是如此。这个时期比起宋明书院自 由讲学、相互问学的学术风气，广东书院的学术研究气氛显得停滞不前。但由于广东书院的规章制度日趋完备，数量增 多，如在广州的就为广东士子提供了学习的基本条件，培养 了大量人才。同时书院教育也促使广东学术文化于清后期在 全国占有着一席之地。

二 书院的特色教育 随着清朝衰落，朝廷开始了多项改革，其中也包括学制 改革。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清廷下令将书院改为学堂， 此后，各地书院相继被废除。书院的历史宣告结束，广东书 院700多年的发展历程也随之终结。

纵观书院历程，它经历百千年，为历代所继承，并形成 了自己的特色，无论是教育模式方面,还是组织管理、教学 上都显现出独有的特点。

1、从教育模式上看，书院的培养目标，首先要求士子 学做人，强调道德与学问并进，而不像官学那样以科举入仕 为主要目标。书院在教育方法上，自由讲学、注重学术研讨 的特点十分明显。教学以自学、独立研究为主，师生之间注 重质疑问难。宋代之后所流行的各家语录，一般就是书院师 徒间的问答记录。书院倡导不同学派之间的学术争鸣与交流， 倡导并推行“会讲”制度。所谓“讲会”，就是类似于现代 社会的学术研讨会，是以规范或不规范形式举行的学术聚会活动。“讲会”使教学气氛活跃起来，学术研究气氛变得浓 厚起来。

2、从组织管理上看，书院形成了几个特点:其一，机构 简单，管理人员较少。书院的主持人往往又是书院的主讲人， 一般由著名学者担任。书院的负责人一般称为山长(也有称 洞主、洞正、堂长、山主等)，书院的管理人员除山长外， 有的还设有副山长、助教、讲书等，协助山长管理书院教育 教学等事宜。且学生也可以参与书院的管理。其二，课程设 置比较灵活，富有弹性，不同的书院在课程设置上差异很大。

教学则以学生自学、师生之间的自由研讨为主。对学生的考 查，亦注重德才兼备和平时考核。学生有日记册，书院里的 季考或岁考的成绩要参照平时成绩斟酌给定。其三，颁布严 格的学规，进行规范化、制度化的管理。书院所订学规要求 师生共同遵守互相监督。其四，书院经费来源多途。书院的 主持人往往自筹办学经费，其经费来源广泛，既有名人捐款， 也有官方赐学田、赐房屋等。书院的开支主要用于教学、购 书和进行学术研究。

3、从教学上看，书院教学是实行“百家争鸣”，不拘 泥于一家之言，允许不同学派之间进行广泛的辩论。许多书 院的主讲在讲学中都欢迎别人质疑问难，进行辩论，逐渐形 成书院的“讲会制度”，使我国古代高等教育的教学气氛活 跃，学术研究气氛浓厚。而且，教学注重讲明义理，躬行实 践，多采用问难论辩式，注重启发诱导，因材施教，注意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此外，书院实行 自由择师的制度，学生往往慕名而来，师生之间以道义相守, 以诚相待。学生跟随老师的时间较长等都加深了师生之间的 感情。

三 书院对广东文化的影响 书院的自主办学、自主研究与自由争鸣的学风、注重人 文道德的培养以及尊师爱生的浓厚氛围等，为古代广东的人 才培养及文化传播、学术繁荣等作出了一定贡献，产生深远 影响。

1、书院主张自主研究学习的风气和开放、自由的学术 氛围，对于广东文化开放、求实的风格具有一定的影响。

书院祟尚讲学自由、学术自由。自朱熹邀请陆九渊到自 己主持的白鹿洞书院讲学，便首开了书院“讲会”的先河， 为不同学派同在一个书院讲学起了范例。以后广东等各地的 书院都纷纷仿效，逐渐形成书院的“讲会”制度。书院讲会 制度的盛行，不仅打破了各家书院之间的门户之见，而且打 破了师生之间在授业上的地域限制，使学生有机会接触到不 同学派的大师，聆听不同的学术见解，彼此之间进行自由交 流，形成教育机构开放办学的传统。

书院这种讲求开放、自由的学术氛围对于广东文化开放、 创新、求实的风格有一定影响。清代，随着书院的迅速发展， 广东出现了不少的名书院。如粤秀书院、越华书院与羊城书 院并称“广东三大书院”，是前清广东教育的重心所在。西湖书院、禺山书院也竞相聘请名师来讲学授课，声名远扬。

其后创办的学海堂和菊坡精舍更是掀起广东书院的改革风 气，使广东书院趋于讲求实学，还开创晚清广东朴学兴起的 新格局。

如广州的学海堂在发展中形成了一套独有的学术风气 与治学传统，且得到很好的传承。受此影响的学者去到其他 书院任教，这种传统便跟随着传播，影响及其他书院。更有 一些模仿学海堂的样式，开办了一批书院，其影响遍及全国 很多省份。故有后人说：“粤人知博雅，皆自此堂启之。” ② 其中同治六年(1866)在广州开设的菊坡精舍，就是仿效 学海堂。时为山长的陈澧曾曰:“澧既应聘，请如学海堂法， 课以经史文笔。学海堂一岁四课，精舍一岁三十课，可以佐 之，吾不自立法也。每课期诸生来听讲，澧既命题而讲之， 遂讲读书之法。”③。菊坡精舍教学活动井井有条，学生也 很多。陈澧在《与廖泽群书五首》中云:“菊坡精舍近日课 期听讲者多至四十余人，好经学能文章者，今年新得六七人， 甚可喜。讲授阅卷虽劳亦乐也，特以告吾弟知之。”④。陈 澧终老为菊坡精舍山长，但在他去世后，菊坡精舍就不再设 山长，而是公举学长四人，可见这也是受了学海堂不设山长 的影响。

学海堂在教学管理上开创了专课肄业生一项，就是为了 使众多的士子参与学校经史古文，达到提倡实学的目的。专课肄业生必须是考课中成绩优异的十个学生，且要有志于研 究史学，不图仕途名禄，品德端正的学生。每个学生可以自 选一本书目进行学习；
再在八个学长中选择一位，作为自己 的指导老师。专课肄业生也要应考学海堂平常的季课，就自 己的专长选题作答，不能旷缺。如果这些专课肄业生违反学 规，功课惰废，不作实学，又或有吸食鸦片等违禁行为，便 要取消其肄业资格。学海堂专课肄业生的创立，延续并发扬 了阮元提倡实学的宗旨，摒除了惟应试科举的八股文，使学 海堂的学风保持不变。而且学生选择一位导师专习一书的方 式，正像今天大学的导师研究生制，学生学术水平的提高得 到保障，学海堂成为了一个专门研究学术的地方。这种独具 一格的教育特色在中国教育史上有着重要地位。

在学海堂的带动下，教授经史古文及提倡实学的风气在 广东较为广泛地推广开来，并出现了多个专门教授古学的书 院，例如菊坡精舍、崇实书院等。广东书院由前清一直延续 下来的追求科举功名，专门教授试帖制艺的风气得到了扭转， 士子读书只为中举的风气也随之转变，多有专做学问而不愿 做官的人物。

2、书院的兴办对于广东教育的推广和普及，提高广东 整体文化素质产生过一定的积极影响。

康熙后期，广东社会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尤其广州在 乾隆时被确立为全国惟一的对外通商口岸，物质基础日渐雄 厚。经济实力大增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广东书院的大量兴建。特别是广州的粤秀、越华、羊城书院的创立，促使广东士子 获得接受高规格、高水准教育的机会。广东文化教育渐渐有 所起色，科考人数大为增加，广东出仕的人数也逐渐增多。

尤其后来学海堂培育了一批名儒学者，为广东学术文化的兴 旺奠定了基础。学海堂的专课肄业生陈澧和朱次琦成为晚清 广东学界会通汉宋的学术名家，各自成为一派宗师。其中陈 澧号东塾，人称“东塾先生”，学识广博，经史地理、音韵 算术、无不精通，著述数百册，名播海内；
朱次琦是南海九 江人，人称“九江先生”，经学史学精深，声名很高，康有 为亦拜其为师。总之，广东各界出众的学术人才多不胜数。

一大批的高素质人才为晚清广东学术的迅速发展准备了最 基本的条件。

学海堂建立后，广东书院的主讲人几乎全部是广东人， 其中大部分是南海、番禺人，这无疑与当时广州三大书院有 关，书院培育出来的优秀人才已基本能满足本地教育发展的 需要。阮元督粤，设立学海堂，对广东文化教育起到重大的 推动作用。菊坡精舍、应元书院的建立，更使广东的文化教 育更上一层楼。

3、书院不仅培养学术人才，还刊刻了不少书籍，推动 了广东学术文化的发展。

书院本是一种收藏、点校图书的机构，即使演变为教育 机构，其藏书和修书的职能依然保留。尤其是书院注重研习 学问，如果没有一定量的藏书，教学活动是难以维持的。而宋代活字印刷术的发明，为书院藏书创造了条件。有些书院 专门设置制版印刷机构，较好的解决了书院教学的需求。如 诂经精舍、广州学海堂、广雅书院等。这些书院的刻书主要 是重刊前人或他人的著作，又或是刊刻本院师生的研究所得。

这对于古籍流传和开展学术研究都是非常有益的。

比如学海堂的刻书充分体现了书院刻书的优势，因为与 学术研究相结合，它所刻的书籍在选择上由专业学者把关取 舍，再由其师生负责进行反复的校勘。加之当时广东刻工技 艺精湛，因此所刻书籍往往都是精校精刻，质量上乘。1824 年至1829年间学海堂刊刻了经学名著《皇清经解》183种， 360册。同治年间刊刻《三通》，光绪年间刊刻《两汉记》。

其他如《四库全书》提要等，学海堂都刊刻过。这些刻书不 仅补充了学海堂藏书，满足了师生们的需要，而且其书板通 过出租给书坊印刷，从而进入市场，大大促进了广东刻书业 的发展。

同治年间，陈醴组织过菊坡精舍刊刻《通志堂经解》、 《十三经注疏》等10种专著。1868年广东书局在广州成立， 其中不少书院学者参与该项工作，在短短二三年内，刻成儒 家经学书籍达2421卷。1887年广雅书局成立，先后刻印300 余种，除戊戌变法后刻印的三几种书外，都是传统典籍及有 关著作。

那时侯，积极参与刊刻书籍活动的书院学者非常多，谭 莹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一个。谭莹(1800—1871年)为学海堂学长长达30余年，且为粤秀、越华、端溪等书院监院数十年。

他利用自己的才识及社会影响，请好友豪贾伍祟耀出巨资刊 刻书籍，三十余年里刊印了《粤雅堂丛书》、《粤十三家集》、 《楚庭耆旧遗诗》、《岭南遗书》、《舆地纪胜》等巨著典 籍。谭莹实无愧为清代广东第一流的学问家兼校勘家。⑤ 此外，广州是广东的文化教育中心，学术中心，聚集了 众多的士子文人，也带动了文化产业的兴盛，各省的书商云 集在广州的双门底（北京路北段）、西湖街（今西湖路）、 学院前（今书坊街、教育路南段）一带，建起了书坊群，使 当时有案可考的书坊多达百余间，书铺栉次鳞比，在光绪初 年达于极盛，为士子提供了大量书籍，使广东成为全国的刻 书中心之一。而广东的藏书家也源源不断地涌现出来，曾钊、 丁日昌、伍崇曜、谭莹父子、潘仕成、陈澧、李文田、孔广 陶、辛耀文、邓实、黄节、叶恭绰、徐绍启等等，均声名播 于全国。

综上所述，书院可以说是我国人民的一大创造，是对中 华文化的一大贡献。尤其在广东，书院培育了大批高质素的 人才，并促使西学的兴起。张之洞能在广州成功建设广雅书 院，推行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张，便多得益于广东的书 院所培育出来的人才及良好的学风；
而学海堂在后期也参与 推行西学，在月课中出题考课西学内容，对西学在广东的发 展也起了相当的作用；
及至近代中国的变革多由广东肇起， 也不能说不是书院发达的影响之一。总之，书院对广东社会文化的影响是多方位的，其发挥的作用是深而久远的。

① 邓洪波：《中国书院史》，中国出版集团东方出版 中心，2004年版，第408—410页。

② 光绪《广州府志》卷六十六。

③ 陈澧：《东塾集》卷二。

④ 陈澧：《东塾集》卷首。

⑤ 李绪伯：《清代广东朴学研究》，广东省地图出版 社，2001年版，第17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