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社会教育家马宗荣成人教育思想述论|民国教育家有哪些

民国社会教育家马宗荣成人教育思想述论

【中图分类号】G4009；
G7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 号】10018794（2017）01000506 【收稿日期】20160823 【基金项目】贵州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马宗荣社 会教育思想研究”，编号为14GZYB66；
贵州省教育厅高校人 文社科研究规划项目“近代贵州社会教育家马宗荣思想研 究”，编号为14GH059 一、晚清迄民国的成人教育浪潮我国近代成人教育，肇始于清末简易识字运动。至民国， 我国成人教育实践开始勃兴，并逐步形成了以通俗教育、平 民教育、民众教育、国民教育等运动等为中心的成人教育浪 潮。这些教育浪潮虽然受国内政局变动等影响，呈现出阶段 性发展特征，但是相关教育思想却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 得以深化。

（一）晚清的成人简易识字运动 清末，清廷政治腐败、国势衰微、内忧外患交迫，清政 府被迫进行筹备立宪，而立宪又不得不设法提高民智，于是 简易识字运动兴起。

光绪34年（1908年），清政府颁布简易识字计划，预计 推广10年后，民众识字者须达总人口的1/20。为此，清政府 下令在各地开始设立简易识字学塾，学塾经费或为官费，或 为富绅捐款；
学塾生入学资格初为年长失学及贫寒子弟无力 就学者，后改为专以年长失学者；
毕业年限初为3年以下1年 以上，后改为1年至2年；
课程有国文、国民道德、算术、习 字、体操等，每天授课2小时或3小时；
教材使用《简易识字 课本》、《国民必读课本》和《简易珠算课本》；
教师由小 学堂教员兼任；
塾生概不收取学费，书籍、文具亦由学塾免费发给。[1] 宣统元年，除简易识字学塾外，各地又设立了一批简易 学堂。学生修业年限为3年、2年或1年不等；
学生分白天和 晚上上课，每天3小时；
课本除《简易识字课本》外，还兼 用《国民必读课本》及《简易算术》等。据宣统3年的学部 调查，此类学堂最多的是四川，共16 314所，学生255 478 人；
最少的如江西、安徽，也各有200所以上。[2] 清季，除以上公立学塾、学堂外，私立识字学堂，尤其 是农、工、商等识字学堂设立的亦很多。如：四川江津张某 所设农业夜课、新芳陆某所设耕余补习班等，为农民而设；

重庆某木柴厂所设四字讲社、诸城某纺织公司附设工艺半日 学堂等，为工人而设；
金陵刘某在惜善堂内所设商业补习夜 馆、津郡宣讲所附设半日营业学堂等，为商人而设；
江西豫 章正蒙女学附设半日妇女学堂，则为妇女而设。此外还有为 警察、士兵、僧侣、犯人等单设的识字学堂。[3]可见，晚 清时期识字运动成为从事成人教育的一股新潮。

（二）民国时期的成人教育运动 民国时期是我国成人教育极速发展期。此时，在教育界 及政府的推动下，各类成人教育思想和主张不断提出，并付诸于实践，使成人教育运动呈现出此起彼伏的状态。

1通俗教育①运动 民国肇始，教育制度、方针得以更新。教育界以“欲国 之强，非民智、民德、民力三者兼重不可”，而要使三者同 时普及，在国民多为文盲的现实状况下，非“施设通俗教育” 不可。[4]教育部长蔡元培认为：“通俗识字教育应从文字 简化入手”得到教育界响应。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 在北京召集临时教育会议时综合各家之言，议决：“教育宜 普及，文字宜通用于一般人，不得专为少数俊才计。”同年 10月，教育部公布《读音统一会章程》，令各省遵照组织。

此时，对于民众识字教材亦开始研究。1915年，北京试办的 注音字母传习所和京师学务局会同警察厅开始设立成人半 日学校或简易识字学校，对失学贫民之年长者强制入学，各 省亦派师范生到京练习，该类学校非常重视字母传习。随后， 此做法依次推行到各地，希望能在10年内普及，以扫除全国 文盲。[5] 民初，中央与地方均设有通俗教育会，作为成人教育研 究、设计与督导中心；
从事成人教育的组织机构主要有简易 识字学校、补习学校、通俗演讲所、通俗图书馆、巡回演讲 团、巡回文库、阅报所、博物馆等。据《国民政府教育部行政纪要》载，民国7年全国共有通俗教育会233处，简易识字 学校3 067处，补习学校82处，通俗演讲所1 881处，通俗图 书馆286处，巡回演讲团940处，巡回文库259处，阅报所1 825 处，博物馆13处。但是，以通俗教育运动为主体的成人教育 兴起后，因军阀混战、社会失序、民生困苦，不久即陷入停 滞。

2平民教育运动 1917年8月，北京政府对德宣战后，法国招募华工20余 万人赴欧洲做工助战。这些华工大都目不识丁，难以满足工 作要求，故许多中国留欧知识分子发起“华工青年会”，对 旅欧华工进行教育和指导。此时，晏阳初应“华工青年会” 之约，在法国白朗负责对5 000多名华工进行知识培训时， 鉴于华工因不识字，导致不能写信、看信、看报等现实问题， 开始办理华工教育，并自编识字课本，每天在华工们的工余 推行识字教育，效果显著。民国9年（1920年），晏氏归国 后，在上海建立平民教育促进会和平民学校，各地也相继开 始效仿。另外，“五四运动”中及其后，许多学生会宣讲团 也曾深入乡村从事宣传，在宣传中发现成年文盲众多，认识 到“提高民智，教育为先”。在各宣讲团的努力下各级学校 大都附设平民学校或义务学校，招收本校校工和附近不识字 的成年民众入学接受教育。此类学校多由各校师生义务任教，并捐款购买书籍文具赠送学生，由此，平民教育得到发展。

[6] 此时的平民教育运动深受杜威所提倡的“求教育机会均 等”的教育思想影响。陶行知作为其代表与晏阳初等人合作， 于1923年成立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总会，其宗旨是“除文盲， 作新民”。在该会的努力下，我国平民教育运动得到更大发 展。但是，民国15年以前的平民教育促进会工作大都在城市， 自15年起，开始注意到乡村，并选择河北省的定县作为乡村 教育研究和平民教育实验的场所。该会以文化教育救愚、以 生计教育救贫、以卫生教育救弱及以公民教育救私的“四种 教育内容”来医治民众的“愚”、“贫”、“弱”、“私” 四大通病。仅在文化教育方面，编成了三种千字课（市民千 字课、农民千字课、平民千字课）和三种千字课自修课本（农 民的、市民的、平民的）、两种高级文艺课本（市民和农民）， 还制定了3 420字的平民通用字表、1 320字的平民基本字表 以及平民常用词表、新民必用词表等。该会还在定县大力推 行“学校式”、“社会式”与“家庭式”三种教育，使家庭 趋于社会化和教育化。他们还推行导生传习制，部分解决了 平民教育师资与经费等困难。[7] 此时的平民教育运动，虽然在理论与方法上均有创新， 成效亦颇显著，但是因照搬西方形式和标准，以及平民教育 领导人多人与基督教有关系，在国民大革命兴起后，受国内反基督教运动等因素的影响，而逐步萎缩。

3民众教育运动 1927年后，伴随着国内民众运动的扩展，民众教育运动 兴起。1928年，为加强民众训练和控制，南京国民政府开始 推行“厉行识字运动”。1929年，国民政府教育部公布《民 众学校办法大纲》和《识字运动宣传计划大纲》，规定以民 众学校为实施识字教育的主要机构，令各省市举行大规模识 字运动宣传，藉以唤起民众对于识字、读书的认识。1930年， 第二次全国教育会议通过《实施成年补习教育初步计划》， 仍以促進识字教育为主。同期，各地旧有的通俗教育馆与各 地民众教育机构改名或合并改组为民众教育馆，成为实施民 众教育的综合机构（至1939年国民政府才订颁《民众教育馆 规程》）。各地的各类成人补习学校也日渐发展，但多以私 立为主（1941年政府才订颁《补习学校规程》）。图书馆、 体育场也在各地开始建设（1929年政府才订颁《图书馆与体 育场规程》），科学馆也间有设立者（1941年才订颁《科学 馆规程》）。不过，识字教育的推行，迄1935年度并未获得 预期的成果。[8]因之，国民政府教育部又于1936年订颁《实 施失学民众补习教育办法大纲》，计划用强制办法在6年内 肃清全国文盲，但是不到2年，全面抗战爆发，该计划受阻。除上述政府层面外，私人团体从事成人教育和普及教育 的研究与试验者亦颇盛。除前述平教会在定县实验区仍继续 进行外，陶行知在南京和平门外创办的晓庄师范、上海近郊 大场区创办的山海工学团生活教育实验，梁漱溟由邹平、菏 泽两县推行到鲁西14县的乡村建设实验，中华职业教育社在 昆山徐公桥的乡村改进实验等，[9]亦具重要意义。以上几 种研究、试验，虽然范围、目标和方法各有其别，但是它们 均谋教育与社会的合一、教育与生活合一，并极力打破校舍、 师资、设备、课本种种限制，拿穷的办法来普及教育，这在 我国成人教育普及上有很大的贡献与影响。

4国民教育运动 全面抗战时期，为启发民智，激励民气，国民政府在四 川、云南、贵州、广西、福建、陕西、甘肃、重庆等后方省 市办理战时民众补习教育，并继续推行识字教育，以除文盲 为目标。到1940年3月，国民政府教育部颁布了《国民教育 实施纲领》，将以往推行的义务教育与失学民众补习教育合 并实施。规定大后方每一乡镇设立1所中心国民学校，每保 设立1所国民学校，国民学校内均设儿童教育与失学民众补 习教育两部。民教部设成人班与妇女班，各分为初级与高级 班。初级班修业期限4—6个月；
高级班为6—12个月。凡已 逾学龄（满12岁）至45岁之失学男女民众均应强制入学，按季节选择上课时间，如早晨、下午或晚间。教学科目为国语、 常识、算术与音乐。[10]自此，民众补习教育与义务教育开 始接轨。

随着《国民教育实施纲领》的推行，国民政府开始实施 国民教育第一个五年计划（1940年8月至1945年7月），共分 为三期进行。[11]据统计，1945年后方19省市共收教成人9 219 542名，加以前各年受教成人55 988 655名，共65 208 197 名，尚有文盲136 791 803名，占全国人口总数30%强。而据 抗战期间和抗战胜利后相关团体和个人的调查[12]显示，国 民政府调查报告数据令人怀疑。

1946年1月，国民政府开始实施国民教育第二个五年计 划，期每年扫除文盲3 000万人，五年之内将12—45岁文盲 全数肃清。[13]但这一计划，因内战的扩大和整个国统区经 济趋于崩溃而落空。

二、马宗荣成人教育思想的目标 一般而言，某种教育要达成其最终目的，须藉重其具体 明确的目标。马宗荣认为：成人教育的对象是成人，其目标 是充实整个人生的教育，故应利用余暇、采多方面的教化 制；
[14]又因成人教育对象复杂，故成人教育应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成人教育是“为全国18岁以上的男女而设施 的利用多种设施及余暇一种教育”；
狭义的成人教育“是指 一般应受而未受教育的成人，以及受过不正常或不充分教育 的成人，务必使其受最低限度的基本补习教育而言”。[15] 鉴于民国时期中国成人不识字或识字不多居多数的现实，马 宗荣认为狭义的成人教育是当时成人教育工作的重点。因成 人教育是一种新教育形式，其教育目标的预定是“刻不容缓” 的工作。所以，他一方面运用英国斯宾塞（Herbent Spencer）、 司乃顿（Sneden）和庞希尔等人的知识分类理论，又借鉴国 内既有的研究与实验成果，提出我国成人教育应包括七大目 标，即语言文字、公民、生计、健康、家事、休闲娱乐、社 交。[16] （1）语言文字教育目标。初级要求是：要训练民众能 听、说国语；
能应用注音符号；
能认识和书写常用本国文字；

能看浅近书报；
能粗浅地表达自己的思想；
能常用字数。中 高级要求是：训练理解古文的能力；
能运用文字充分表达自 己的思想；
进而修习外语，拓展知识的工具。

（2）公民教育目标。了解中华民族的文化、中国社会 的现状、目前政治状况、国际政治局势、个人的政治地位等；

具有普通一般政治法律常识和观念；
有自治选举的能力和团 结互助的觉悟。

（3）生计教育目标。有一种或数种可以生产的技能；
有乐业的精神；
能运用笔算和珠算；
能简单日用记账。

（4）健康教育目标。提倡体育运动强健身心，促进其 健康；
宜对于社会全民个别灌输卫生知识与医药常识，且实 行团体训练，以养成健康上不可或缺的优良习惯；
宜注意社 会卫生及设施，如清洁运动、实施防疫、设置林间学校、设 置传染病隔离所等机构。[17] （5）家事教育目标。能了解家庭结合的因素；
有设计 布置家庭的能力；
能妥善地处理家务；
能制造家庭和乐的空 气；
能用正当的方法教育子女。

（6）休闲娱乐教育目标。有一种能善用休闲的习惯；

具有参加各种休闲娱乐活动的兴趣；
有欣赏音乐、图画等各 种艺术的能力；
能在休闲中养成一种技能。

（7）社交教育目标。马宗荣推崇黄巷实验区的社交教 育目标，主要有：言行能富有同情心，并能戒除唾骂、用武 等恶习；
能注意并评价他人之言行；
与人交往能忠、恕、信、 诚；
尊重长者及妇女；
注意礼貌；
有交良友的能力与倾向；

能就地制造和乐气氛；
能与人合作；
能改良服式，以整容貌；

能主动参加各种集会，以期多方联络；
能实行节俭的婚丧等。

上述目标的确定，是马宗荣依据中国成年人所缺乏的知 识与能力，力图通过成人教育“灌输其不足”，“以造成完 善之公民为终极目的”的思考。

三、马宗荣成人教育思想实施的形式与方法马宗荣认为， 成人教育对象文化水平既然参差不齐，只有通过多种方式与方法，才能达到教育目标。为此，他提出了“以成人教育目 标为经，施教方式的种类为纬”的教育方法論。

（一）注重语言文字教育的形式与方法 马宗荣鉴于全国文盲人口中成人所占比例最高的现实， 主张成人教育要极为重视识字教育，要“促进国民识字的宣 传与实施，向着既定的‘识字’目标而努力”。而推行识字 教育的方法要通过讲演、标语、旗帜、书报、幻灯及电影、 留声机等形式进行。具体的教育场所应包括日常宣传和讲演 的诸如酒楼茶肆、庙宇、工厂、学校、商店、军队、家庭、 街头巷口、各种集会（乡村集市、民众团体代表会等）公共 空间进行教育。他要求各省及特别市，每年至少举办1次宣 传周；
各县市每年至少举办1次宣传日活动；
各机机关、团 体应充分利用召开各种会议时，进行1—2天的语言文字教育。

此类成人教育的人员应包括各级党部及政府机构、团体的职 员，以及小学高年级以上的学生中文化水平较高人员。主要 的教学材料应包括宣言、告民众书、宣传大纲、识字要义、 识字方法等。

（二）充分利用、改进既有的民众学校，使之成为成人 教育的主阵地 1929年后，按照政府要求各地兴办了许多民众学校。该 类学校多“以初等的语（言）文（字）教育为主，公民生计 教育为辅”。[18]由于各地办学条件不同，各地民众学校组 织形式不同。有的是单独设立的，有的附设于其他学校；
有的地方是民众学校与小学合办。鉴于各地民众学校办学时间 短、开设课程少、教学用具简陋的现实，马宗荣认为各地应 采用许公鉴提出的设备要求：即要有黑板1块、教桌1张、时 钟1个、图记1颗、摇铃1个、毛算盘1个、石板40块等，以及 必需的教学挂图和教具，才能不影响教学。

在解决民众学校师资问题上，马宗荣认为师资来源、任 职、待遇和教师进修等都需高度重视。他估计全国成年人文 盲有202 435 277人，若每100人需教师1人，全国民众学校 师资需13万人以上，再加上相关管理人员至少应有14万以上 的从业人员。如此庞大的需求如何解决？他提出：既应完善 已有的国立社会教育学院及国立师范学院社会教育系（科）， 还应积极改革各级师范学校的课程设置，充实民众教育和社 会教育课程内容，同时支持地方中等以上学校及各类民众教 育师资训练所、训练班等，大量培养师资，以克服“党政、 教育、农工商各界及大学本专毕业生等兼职人员”专业技能 匮乏的问题。[19]为克服各地民众学校教学时教师“没精打 采、敷衍其事、教育效能低”等问题，主张取消兼任教师制， 采用专任教师制度。马宗荣在考察1931年25省市民众学校教 师工资报酬（详见下表）基础上，认为民众学校教师工资报 酬，与同期的中小学教师平均月薪相比极为微薄，“尚未及 个人最低限度日常生活费用”，导致“近年从事民校教师， 甚感生活之苦”，主张提高民众学校工资待遇，“使其安心 业务，民教事业才得俱日而进”。[20]此外，马宗荣还主张应给予民众学校教师更多的进修机会，不断提高教师教学能 力。除继续办理假期的各类短期训练班供民众学校教师进修 外，还应办理函授学校，组织读书会、讨论会，发行相关刊 物等，以供民众学校教师进修提高。

马宗荣还提出，各类民众学校办学须达到“勤劳、纪律、 整洁、友爱、公德、忠实6大目标”。针对“民校招生难， 留生亦不易”的办学难题，在招生中要应运用宣传、劝导、 强迫等；
要留住学生应运用：“时常举行识字运动，造成全 社会读书的空气，以引导民众学习；
多设职业课程，以解决 民众生计；
常开店主和厂主会议，劝其准予员工入学；
时常 举办通俗讲演，引起年长者入学之心；
改革教学内容，适应 学员不同需求”；
日常教学中要综合运用单级教学、单式教 学、复式教学、分组教学、连环教学、露天教学、流动教学 及各科教学方法；
不断提高学生待遇，减免学费、住宿费等。

惟此，方能提高民众的入学率、留住学生，才能最大限度地 提高民众学校的效能。

1931年25省市民众学校教师工资待遇调查表 省市薪水数省市薪水数南京市月薪15元 （该市教员均由校长兼任）热河省月薪约6元江苏省月 薪16元或津贴6元广东省月薪约20元察哈尔同上山东省月薪 20—50元北平市月薪20元安徽省月薪约10元浙江省多数仅 月津贴数元湖北省专任教员月薪45元江西省年薪约20元山 西省月薪12元青岛市月薪5元宁夏省月薪20—40元绥远省月薪12元威海卫月薪4元陕西省兼任月薪1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