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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纯粹的新闻专业主义】论新闻专业主义

来源:承包合同 时间:2019-11-20 08:27:54 点击:

并不纯粹的新闻专业主义

并不纯粹的新闻专业主义 学界往往认为,张季鸾是“文人论政”的代表,其办报的主要目的是报 恩救国。但另一方面,留学海外的经历,使张季鸾受到西方新闻专业主义思想的 影响,并开始对新闻专业主义本土化进行初步探索。

传统文人张季鸾 张季鸾总是身着一袭长衫,脚踩一双布鞋,之所以称其为传统文人, 主要源于他幼年时的儒学教育及其贯穿一生的报国思想。张季鸾自小师从关学大 儒刘古愚,又熟读顾炎武、王夫之的著述,使得他与中国其他文人志士一样,心 系百姓,渴望以笔救国。

19世纪末20世纪初,那时的文人志士身处水深火热的中国。大多数知 识分子都会通过考取功名来为国效力,而未走上仕途的知识分子同样渴望报国救 民。由此,办报成为知识分子实践传统“士大夫”理想的新途径,报刊成为其启民 智、树民意、促民心的公器,张季鸾就是这些办报文人之一。由此可见,张季鸾 从事新闻行业的初衷并非纯粹热爱新闻,更多的是希望借助报刊来唤醒民众意识。

就这一点而言,张季鸾对于新闻专业主义的探索目的与西方新闻专业主义诞生的 初衷有很大不同。

西方新闻专业主义起源于19世纪30年代的“便士报”时期,形成于19 世纪90年代的独立报业时期。当时被强大经济势力操控的新闻行业,为力求独立 自主、为民服务,便提出新闻专业主义,旨在促进新闻事业的发展。较之西方新 闻专业主义初衷之纯粹,中国早先的新闻专业主义萌芽于国家内忧外患与“文人 论政”盛行的大背景之下,是中西方文化的混合产物,其主要目的不仅是倡导客 观报道,更重要的是以文报国。

不仅是文人,更是职业报人 张季鸾的身份除传统文人外,更重要的是其首创的“职业报人”身份。

纵观中国新闻发展史,文人论政一直占据主要地位,王韬、梁启超等都是文人论 政的实践者,他们把报刊作为抒发自己政治见解的阵地,甚至是政治活动的工具。

他们既是办报者,又是政治家,既论政又参政。①张季鸾不同,其任《大公报》 主编时,曾要求新闻从业人员不得从事政治职务,两者只能取其一;
张季鸾自身 也严格坚守这一准则,毕生除了早期为孙中山担任过为期两个月的秘书之外,再无其他政治任职。

早在1926年《大公报》复刊初期,张季鸾便明确提出“四不”方针,即 “不党、不卖、不私、不盲”。不党即不依附于任何政党组织,“纯以公民之地位 发表意见”②;
不卖即“不以言论作交易”,不接受任何组织机构的资金支持;
不 私即“除愿忠于报纸固有之职务外,并无私图”;
不盲即不盲从、不盲信、不盲动、 不盲争。这“四不”方针始终贯穿于张季鸾的新闻事业之中。

尽管张季鸾的骨子里仍留有文人的家国情怀,但其并未将政治与新闻 二者混为一谈。早先王韬、梁启超等文人办报时,受其文人、政治家的双重身份 影响,总是习惯于将个人的政治思想摆在首位,因而这种新闻报道从本质上说并 不客观。但张季鸾从投身新闻事业之初,就清楚意识到新闻独立性的重要,将自 身定义为“职业报人”的他,自然更重视新闻报道的客观性,由此提出了“新闻本 位”思想,这是中国文人在探究西方新闻专业主义本土化过程中的一大突破。

报纸是报国之器,更是公民喉舌 与中国的传统人文环境不同,西方新闻早先受强大经济财团的控制, 多用于商业宣传和政治斗争,鲜少有权利表达民众的观点。后期西方新闻行业才 逐渐摆脱傀儡身份,并开始致力于揭露真相、服务民众。早先西方国家在中国办 报,所传达的进步意识使得一部分知识分子觉醒,因而中国人办报的初衷主要是 以笔救国。在张季鸾办报时期,政治环境的不稳定使得这种报国情感更甚。因此, 不论是早期在《夏声》上提出的救国思想,还是抗日战争时期倡导的“国家中心 论”新闻思想,张季鸾的目的都是期望国民觉醒、国家富强。

但张季鸾的新闻主张又在“文章救国”的基础上有所发展,如果说早先 报人更侧重于表达自身观点,那么对张季鸾而言,“为民发声”则是其办报的主要 目的。张季鸾在1926年刚复刊的新记《大公报》中这样说到,“报业天职,应绝 对拥护国民公共之利益,随时为国民贡献正确实用之知识,以裨益国家。”③寥 寥数语,却彰显出张季鸾对于公众的一种承诺,“为民发声”俨然成为张季鸾办报 的主要理念。

国民党首都迁往重庆后,每日受到日寇飞机轰炸,为了鼓舞士气,病 重的张季鸾授意王芸生撰写《我们在割稻子》社评,他说:“在最近的十天晴朗 而敌机连连来袭时,我们的农人在万里田畴间割下了黄金稻子,抗战到今天,割 稻子是我们的第一等大事,有了粮食,就能战斗,就能战斗到敌寇彻底失败的那一天。”这一篇社评给中国人民注入了一针强心剂,可惜的是,高声呼喊坚持战 斗的张季鸾却没有等到战争胜利的那一天。

西方新闻专业主义倡导报纸应服务民众。反观张季鸾的新闻主张,其 对民众的关怀、对民情的体察、对民心的鼓舞远远超出了传统文人办报的救国之 志。张季鸾将报纸视为“中国公民之独立言论机关”④,其对于报纸的功能定位, 不仅仅局限于服务民众,更上升到了精神引导的层面。

不为谋名利,只为说真话 新记《大公报》与《申报》是民国时期影響力最大的两份报纸,可作 为《大公报》灵魂人物的张季鸾却从来一贫如洗,先生逝世时,口袋里只有十元 法币。

张季鸾办报的初衷并非赚钱盈利,更多的是对新闻报国事业的一种执 念。张季鸾毕生从事新闻事业,其发表的新闻报道及社评先后不下三千篇。张季 鸾的社评向来言语犀利、一针见血,“以锋利之笔,写忠厚之文;
以钝拙之笔, 写尖锐之文”便是最好的概括。

旧社会有一句话:“没坐过牢,不是好记者。”在那黑暗的岁月,记者 要说真话,没有不吃苦头的⑤。张季鸾也是如此,曾因为揭露蒋介石和段祺瑞的 卑劣行径两度身陷囹圄,但铮铮铁骨使其不屑于向黑暗势力低头,肩负重任毅然 向前,纵然因其豪放的姿态引来不少麻烦,但他始终如一。

张季鸾的“三骂”至今仍是新闻史上的经典,他一骂吴佩孚,二骂汪精 卫,三骂蒋介石,即便是面对当局的最高领导者,张季鸾的笔锋仍是毫不留情, 犀利的语言直戳要害。尽管如此,惜才的蒋介石不但未与张季鸾计较,反而在张 季鸾的葬礼上,为其提笔“文行同钦”,赞扬张季鸾的文采品德为人所敬仰。

客观真实应是每位新闻人追求的新闻专业主义之核心,张季鸾不论身 处何种环境,始终坚持客观中立的评论,这一点是其最贴近西方新闻专业主义的 部分。尽管中西方政治文化背景各有不同,对于新闻专业主义的践行也有差异, 但客观性是亘古不变的真理,任何地域的新闻人都应该时刻铭记。

对于身处国家黑暗时期的张季鸾而言,特殊的文化根基与政治背景使 其对于西方新闻专业主义的践行更增添了中国“士大夫”式的文人色彩。相较于西 方新闻专业主义的“纯粹”,张季鸾在吸取这一思想时自然融入了文人论政、报国为民的特殊情怀,但其众多思想跨越了简单的“文人论政”,成为了早期新闻专业 主义本土化探索的开端。

注释:
①张丽萍.新记《大公报》:从“文人论政”到“新闻专业主义”[J].内蒙 古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7 ②张季鸾.本社同人之旨趣[N].大公报,1926.9.1 ③张季鸾.本社同人之旨趣[N].大公报,1926.9.1 ④张季鸾.本报复刊十年纪念之辞[N].大公报,1936.9.1 ⑤徐铸成.报人张季鸾先生传[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9.12 [作者简介:秦颖(1996-),女,湖北省宜昌市人,土家族,中南民 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新闻学2014级在读本科生;
研究方向:新闻专业主义 本土化研究。] 来源:新闻传播 2017年10期 作者:秦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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