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政制度在近代中国为什么难以确立国家法、宪法论论文(1)

宪政制度在近代中国为什么难以确立国家法、宪法论论文(1)

《见＠①园文录外编·重民说下》， 中华书局1959年 版，第24页。）可见，“学宪”的出发点有两个：一是求富强，这是最根本的；
二 是认定富强源于宪政制度，这也是很关键的。某种意义上，是求富强的迫切性造成了以宪政制度为富强之本这种“误读”，而“误读”的结果就是试图将宪政这朵西 方文明之树上开出的鲜花生硬地嫁接到近代中国的封建土壤之上。学宪是名，救 国才是实。为救国而学宪，就顾不上去钻研宪政自身的特点及其经济、政治、文 化背景，而只看到它的工具性价值，“拿来”再说。那么，“拿来”以后，究竟派上 了什么用场呢？二、宪政的实践：从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1898年的戊戌变法，可 以看作是近代中国宪政运动的第一个高潮。宪政的传播不仅仅停留在思想和文化 的层次上，而且通过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一批有识之士的努力，在光绪皇 帝的支持下，开始付诸实践。用今天的眼光来衡量，戊戌变法所取得的实际成果 是极其有限的。首先，改良派不仅不想触动封建制度的深 层内核，甚至连变法 的大旗也不敢明目张胆地举出，而是小心翼翼地披上一层“托古”的外衣，挖空心 思将一切新法都说成“古已有之”，反映出这场改良运动既缺乏社会基础，又缺乏 权利和制度基础，更像是一场由先觉者所发动的悲壮的宪政启蒙运动，走的是一 条乞求皇帝恩赐宪政的道路。其次，从变法的内容看，主要集中在兴办教育和实 业等方面（如设立京师大学堂，设立矿务铁路局、农工商局、邮政局等），严格 来讲，算不上是政治体制改革，因而“根本上未触动国家政体，旧的政治机构既 未废除，新的政治机构也未建立。”［1］（P177）而所设立的机构除京师大学堂 外， 均在变法失败后被撤消。戊戌变法的真正意义，恐怕不在于它做了些什么， 而是在于它“做”了，在几千年封闭的统治中打开了一个缺口，让西方政治制度之 风直接吹进了清王朝的政治制度之中，统治阶层在感到恐慌的同时，不得不开始 作一些自我检讨，开始意识到了不变法就是死路一条。1901～1911年的清 末政 治体制改革，可以说是由戊戌变法直接促成的。与戊戌变法相比，清末政治体制 改革是一场相对自觉自愿、相对谨慎、基础稍好一些的改良运动。清朝政府派出 大臣去西方各国考察，对西方的宪政制度有了更多的了解；
并在此基础上，力图 在封建王权与宪政制度之间作一些妥协，希望在实施宪政、增强国力的同时，仍 能维持清廷的统治。从改制的内容来看，颁布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部宪法——《钦 定宪法大纲》，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君主立宪政体责任内阁，改革官制， 筹备地方自治……等等，涉及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几乎所有重要的方面。这场改制， 并不是完全像许多人所认为的那样，是一场纯粹的“骗局”。清政府企图借改革之 名苟延残喘的确不假，但同时应当看到，借改革以图强的愿望也是真实的。问题 在于他们不了解，或者说是不愿意承认，自己的存在本身就是“图强”的最大障碍。

也正是这种内在的矛盾，造成了清末改制中“假立宪中有真改革。”［1］（P193 ） 对于这场改制的意义，不宜全盘否定。“改制”的缓慢进程终于被辛亥革命所打断， 腐朽的封建专制制度终于退出了历史舞台。然而，皇帝退位了，民主宪政却并没 有“顺其自然”地登基。实际上，“顺其自然”的不是宪政，而是专制制度以另一种方式的延续。辛亥革命本身的不彻底性，为袁世凯篡权埋下了伏笔；
而作为清廷 重臣出身、军权在握、野心勃勃的袁世凯，打倒皇帝后所能想到的第一件事，恐 怕就是自己作皇帝，这也是很“自然”的。正如清帝退位不必然带来民主一样，袁 世凯的死也不必然结束专制。段祺瑞、黎元洪、曹锟等你方唱罢我登场，上演的 不过是一出又一出封建军阀专制之闹剧，而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变成了没有着落 的理论。孙中山的退让和受排挤，不是他个人的命运，而是中国资产阶级的命运。

宪政思想在本世纪初已越来越为国人所熟知，而宪政制度却仍不过是封建军阀借 以篡权谋利的工具。尽管“城头变换大王旗”，社会的实质内容却没有变。既没有 真正的宪政，也没有预期中宪政所能带来的繁荣和富强。孙中山在晚年也愈来愈 看到革命的长期性和复杂性，于是设想分三步走：军政——训政——宪政（“还 政于民”），这与严复的“开民智”（注：“果使民智日开、民力日奋、民德日和、 则上虽不治其标，而标将自立”。〈严复集〉第一册，第14页。）和胡适的“造因 工程”（注：“你想有益于社会，最好的法子莫如把自己这块材料铸造成器。”〈胡 适文存〉第一集，第四卷，第902页。）有异曲同工之妙。

尽管在宪政问题上， 严复、胡适的看法是典型的学者角度，而孙中山更多地是政治家的眼光，但他们 在“知其不可而为之”这一方面，则是完全相同的：首先是认定了宪政是通往富强 的必经之路，然后就去拼命追求宪政。在行第二步（求宪政）时，又似乎把第一 步（求富强）放在了一边，专心执著于宪政本身，宪政成了目的。“在很大程度 上，也可以说是‘宪政——富强’这个范式带来的理论困境”。［2］（P534）在这 个范式下，宪政日渐成为一个重要的制度形式，在这个形式背后所隐藏的深层内 涵却被忽视了。三、宪政是什么中国没有“宪政”的概念。虽然古典文献中有“宪 法”之说，但近代意义上的“宪法”和“宪政”的概念，则几乎是纯粹的舶来品。亚 里士多德说：“……政体（宪法）为城邦一切政治组织的依据，其中尤其着重于 政治所由以决定的‘最高治权’的组织”［3］（P129）， 历来被认为是宪政概念 的最早渊源。宪政概念在西方的发展，经历了漫长的历史变迁，融汇了斯多葛学 派和罗马人的平等观和自然法思想、中世纪的基督教神学思想与自然法理论的杂 揉，布丹的主权理论，17世纪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和孟德斯鸠分权理论等丰富的内 容，才形成了今天我们所理解的包括法治、有限政府和分权等基本原则在内的“宪 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