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河内文庙看儒家文化的发展创新|河内文庙

从河内文庙看儒家文化的发展创新

早在汉唐时代，孔子的思想就越出国界传播到了东亚、 东南亚地区，特别是朝鲜、日本、越南等国家，对于促进这 些国家当时的经济、政治、文化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甚 至成为这些国家社会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进而形成了 全球三大国际性文化圈之一的儒家文化圈。

在儒家文化圈中，儒学对越南文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东汉末年，广西人士燮游学洛阳，研究《左传》《尚书》等 典籍，后来任交趾太守40余年。据《越南四字经》：“三国 吴时，士王为牧，教以诗书，熏陶美俗。”这说明了早在三 国时期，越南人就受到了儒学教育。10世纪，越南独立以后， 各王朝的典章制度大都取法于中国，政府选拔人才也采取科 举制度，以诗、赋、经义等为考试内容。13—14世纪之交，越南人以汉字为素材，运用形声、会意、假借等造字方式， 创制了越南民族文字，称为“字喃”。此后，中国儒家典籍 大量传入越南。宋元时期，越南刊刻过不少儒家经典和汉译 佛经，出现了不少明经的儒家学者。15世纪初，明成祖曾下 诏，以礼敦致越南各方面人才到中国来，其中包括明经博学 的儒学者。时至今日，越南仍然是一个对儒家文化传承和尊 崇的典型代表。

一、河内文庙的历史渊源 前越南劳动党主席胡志明说过“越中文化同出一源”， 在越南文化中，中华文化传统韵味至今浓厚。

李朝（1009—1225年）是一个中央集权制国家，当时社 会需要健全封建制度，维护国家统一及社会稳定，而儒学的 “大一统”思想及治国安邦之策正贴合这种现实需要。公元 1070年，当时的越南李氏王朝圣宗皇帝为祭祀孔子建立文庙， 自此，儒学在越南开始儒教化，孔子则开始偶像化。

经过李末农民的反抗斗争后，以儒家等级尊卑思想整顿 社会秩序显得尤为必要。陈朝（1225—1400年）统治者在前 朝基础上进一步推进儒学教育，完善科举选官制度。立国学 院，讲习四书五经；
制定七年大比的规定，选取儒生中科者入仕。

后黎朝前期是越南封建中央集权制兴盛时期，尤其是黎 圣宗在位期间（1460—1478年），更是采取一系列重要措施 宣传、贯彻儒家学说。他即位后，全面实行以儒学为中心的 政治、法律及文化教育政策，从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到规 范民风民俗均实施贯彻儒家思想，修订礼乐，改革风俗。他 参照隋唐律例，颁布了《洪德法典》。同时，制定了《二十 四训条》，倡导忠孝节义，对于父子、夫妻、婆媳、男女、 师徒、乡党、军民等各方面关系用儒家伦理作了具体规定， 以此确定家庭、乡里以至于整个社会的尊卑等级关系，并敕 谕天下百姓日常讲读，一律奉行，违者治罪。由此，儒学特 别是宋明理学在越南的传播发展进入一个鼎盛时期，成为占 据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历代统治阶级的推崇，大力推动了 文庙的修建，并给予了文庙特殊的地位和作用。河内文庙奎 文阁以前常常是组织评价各学子儒士文章的地方，在大拜殿 后面原来是黎朝时代的太学，也就是当时的国家大学。《嵘 大越史记全书》中有这样的记载：“秋八月，建文庙，塑孔 子、周公并四配像，画七十二贤弟子于墙，四时供祭，皇太 子就学于此。” 二、河内文庙所体现出的儒家文化把孔子思想正式传入越南的是三位中国学者。西汉末东 汉初的任延，光武帝时任九真太守（今越南北部），任职期 间兴办教育，大力推行儒学，是传播孔子学说的先驱。与任 延同期的锡光也是孔子思想在越南早期的传播者。三国时期 的士燮，任交趾太守的四十多年中，坚持用儒家思想治理社 会，移风易俗，对孔子思想在越南的传播做出重要贡献。越 南《四字经》说：“三国吴时，士王为牧，教以诗书，熏陶 美俗。”就是指这些事情。

10世纪，越南独立以后，各王朝的典章制度大都取法于 中国，政府选拔人才也采取科举制度，以诗、赋、经义等为 考试内容。在越南本土也出现了儒学思想家如朱文安、胡季 聱、吴士连等，分别成为陈朝、胡朝和后黎朝时期重要的儒 家思想代表。

1831年，越南行政改革，全国设立了36镇，儒家思想被 官方独尊，每镇一座文庙，每县一座文祠，每村设立露天文 址，越南文庙历史上最多时达到160余座。孔子思想为核心 的儒学，正式成为越南的统治思想。正如越南著名历史学家 陶维英所说：“孔教最好的影响是在封建制度衰落、社会混 乱时，正因为有儒教才使国家统一，使人民具有国家意识和 民族精神。当国家面临外侵时，国家之所以能奋起抗击，保 卫江山，一部分是由于儒家造就了多少代有忠君爱国精神的人。” 首先，河内文庙这种文化遗产作为越南历史上的客观存 在，见证了越南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它已经成为了越南民 族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一种复合载体，反映出大量与其自 身密切相关的历史进程中的社会政治、思想、文化等各个方 面的相关信息。其次，河内文庙作为越南历史上客观存在的 文化遗产，给人类提供了重要的、有价值的科学知识和信息。

作为越南文庙代表的河内文庙，其中的建筑、碑刻、雕塑、 对联等资源，包含了大量的科学信息，在考古学、艺术学、 文化学、建筑学等各个学科领域都有不可多得的珍贵价值。

河内文庙内的建筑具有传统的中国古代建筑形式，凝聚了东 方建筑艺术的精髓，许多碑文都是中国书法的精髓，特别是 康熙皇帝题赠的“万世师表”匾额更是标签之作。河内文庙 更是儒家文化的物化象征，是蕴涵着儒家文化的的特殊载体。

在当今全球多元化的背景下，文庙已经成为儒家文化和华文 文化的一个象征和符号。

经过900多年的沧桑演变和岁月洗礼，越南文庙已不 是一般的寺庙，不是普通“精神寄托”的场所，它体现了儒 学在越南传统文化中的主流地位。孔子及其开创的儒家学派 所阐发的精神与学术思想经受了时间的考验，文庙也成为传 承文化、教化民众的殿堂。三、儒家文化对越南的影响 在历史上，与儒学和庙宇一道进入越南的，还有一整套 中国式的社会政治制度和一些重要的经济政策，它们和儒家 文化一起在越南传播和整合，加快了越南社会封建化的进程， 增强了越南封建国家的国力。

1.对政体和治国思想的影响 在越南历史上，封建统治者相继推行儒家所倡导的宗法 制度，仿照中国建立起统治制度并不断加以完善，以规范和 加强越南社会的宗法体系，巩固和强化封建中央集权统治。

公元939年，吴权打败中国南汉军自立为王，奠都古螺 城。《越南通史》记载：“吴权设官职，制朝仪，定服色， 并整顿国内政治欲为长久之业。”以后各朝代都效法建立起 一套完备的行政机构，建立起以皇帝为权力中心，等级分明、 尊卑有序的中央集权官僚体制。越南封建统治者们都意识到， 若想江山稳固长治久安，不仅要有完备的统治制度，更重要 的是要有一套伦理学说作为维护统治的理论依据和精神支 柱。儒家的三纲五常、忠孝节义观念正好适应了这种需要， 因此得到统治者的大力宣扬，广为提倡，成为治国的根本。在制定法律时，也将谋反、谋大逆、谋叛、恶逆，以及骂父 母、违教训、拒赡养、不服丧等不忠不孝的行为视为不可饶 恕的罪行，犯了这些罪行的人要被处以极刑。越南封建统治 者把封建官僚制度与伦理道德紧密结合，把道德融入治理国 家的政治思想，以巩固发展和维护封建制度。越南近代著名 的勤王运动领袖潘廷逢说：“我国千年来，地非广，兵非强， 物非盛，建国之本唯在伦常，君臣、父子而已。” 越南国父胡志明先生也饱受儒学熏陶。胡志明出身于儒 士家庭，父亲是汉文教师，再加上本人曾在中国游学，参加 过革命，儒学思想对他的潜移默化更为突出，他性格中如“谦 恭、温雅，志在救国救民而不图名利，终生学而不厌，诲人 不倦，以身作则”等，都或多或少带着儒家积极一面的烙印。

胡志明多次提及儒学中的大同世界和仁爱思想，以儒家经典 描绘的大同世界为建设理想社会的蓝本，他提出过许多儒家 思想的口号，如“仁、义、智、勇、廉”“勤、俭、廉、正” 等，来作为培养和规范越南党员和公务员道德行为的标准。

2.对社会意识形态的影响 在封建社会时期，儒家思想文化对越南人民的世界观、 人生观产生了根本的影响。儒家的仁义礼乐、三纲五常早已 成为越南社会的道德规范准则，儒家文化也成为越南传统文化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越南史学家陈重金认为：“北属时代 长达一千多年……从此以后，国人濡染中国文明非常之深， 尽管后世摆脱了中国的桎梏，国人仍不得不受中国的影响。

这种影响年深日久，已成了自己的国粹，即使今天想清除它， 也不易一时涤荡干净。” 一是推动了越南封建社会教育的发展。在李朝，统治者 开始把学习纳入轨道。1070年，李太宗在京都升龙建文庙， 让皇子在此学习。1076年设国子监，选文学之士教授官吏子 弟及平民中聪明俊秀之子弟。特别是科举制的建立，对推动 教育的发展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人们对儒教和孔子抱着一 种带有宗教式的崇拜，甚至达到视其为“国粹”和“最完美” 信仰的地步。

二是影响内化了越南爱国主义精神。黎朝的开国功臣阮 廌在辅佐黎利赶走明朝军队，恢复民族独立后，写下了民族 自豪感十分强烈的《平吴大诰》。文章开头写道：“仁义之 举，要在安民，吊伐之师，莫先去暴……”把儒家的仁义作 为这篇开国文献的开篇之语，可见他受孔孟学说影响之深。

可以说，儒学思想已经内化为越南民族精神的一部分，并成 为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独立的重要精神支柱。

三是影响了越南社会生活。越南人非常重视谦恭礼让、长幼有序、尊敬师长、尊老爱幼，越语中各种从家族称谓语 演变而来的人称代词，就是儒家文化影响越南文化的充分体 现。儒家的纲常伦理学说在长期的传播、融化、吸收过程中 深深渗透到越南的社会家庭生活和风俗习惯当中，支配着人 们的思维方式和日常行为。孔子学说中的为人处事之道、君 子之道、交友之道、人生之道得到广泛传播，体现在越南人 民的日常生活中。

3.对越南现代化进程的影响 儒家文化传统在以下几个方面对越南现代化进程产生 了影响：
一是儒家集权制和行仁政思想转换为一种国家导向的 发展主义、威权主义政体，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成为促进越南 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越南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开始从 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越共七大明确提出，越南“实行 国家管理下的市场经济体制”，“形成由国家通过的法律、 计划、政策及其他措施加以管理的市场机制”，收到了较好 的成效。

二是儒家文化崇尚的勤俭节约、艰苦奋斗成为越南经济 的重要指导思想。越南自1989年以来为吸引储蓄一直坚持实行高利率政策，政府按利率比月平均通货膨胀率高出一个百 分点的方式来提高利率，使储蓄存款急剧增加，存款5年增 加了34.2倍，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宝贵的资金。同时，越南自 1988年颁布被称为“亚洲最开明的投资法”以来，实行全方 位对外开放，积极引进外国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成效显 著。

三是儒家重视教育和“有教无类，机会均等”的传统在 越南转化为人们对子女教育的高度重视和社会对人力资源 的大力开发，成为人民共同的价值取向和国家、政府的政策 目标。越南已形成包括幼儿教育、初等教育、中等教育、高 等教育、职业教育以及成人教育在内的教育体系，全民识字 率达85%，成为亚洲国家中教育比较发达的国家之一。这种 重视教育的传统将继续成为越南经济腾飞的重要因素。

四、儒家文化的创新发展 如今，中国在推进亚洲区域合作方面有着特殊的作用和 举足轻重的地位。作为儒家文化发源地的中国，我们有必要 重新审视，给儒家文化的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发扬儒家文 化的魅力，共同致力于各地儒家文化的繁荣发展。

（一）对传统儒家文化的认识 东亚和东南亚经济圈的迅速崛起，除了科技、经济等物质性因素外，还有一个因素在支撑经济秩序的正常运行，那 就是根深蒂固的儒家文化仍在东亚和东南亚现代社会发挥 着作用。儒家的整体性原则，中央集权的历史传统，使得“国 家，作为一个大集团，能够高效率地实现某个预定目标”。

以儒家礼义、忠孝为基础的规范体系和儒家伦理教育，用以 调节社会中的人际关系，有效克服了个人主义膨胀带来的社 会灾难。儒家“内圣外王”的理想，提倡“有教无类”，强 调通过学习知识成为社会有用人才。这些都为东亚、东南亚 国家和地区人才素质提高、科技进步、经济发展提供了强大 的原动力。

随着全球化的不断发展，儒学已经不仅仅是中国的儒学， 而是世界的儒学。在儒家经典《易传》中，“天行健，君子 以自强不息”表现刚健进取的精神，促使一种积极入世、刚 健有为传统的形成；
儒家传统中的道德理性，首先在于解决 人类社会内部的伦理关系；
儒家思想中的和谐中道，更是一 种道德和精神境界；
“民本意识”和注重民生的思想，则一 直是先秦以来儒家思想的传统。这些儒家文化的精华，应当 作为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体系、培育时代精神过程中发挥应有的作用。我们应当以 时代的视野诠释传统儒学的深刻内涵，赋予其新的时代精神， 使其成为科学发展的重要促进力量和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 精神资源。

（二）当下儒家文化的创新与发展历史实践证明，没有文化基石，一个民族就没有赖以维 系的精神纽带，一个国家就不可能有统一的意志和共同的行 动。新时期，我们要用动态发展的眼光看待儒家文化，挖掘 其时代内涵，使之成为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精神资源和实现 “中国梦”的重要精神力量。

1.倡导“以人为本”，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从西周初年的“敬天保民”到孟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 君为轻”，再到荀子的“君者，舟也；
庶人者，水也。水则 载舟，水则覆舟”，“民本”思想构成了中国古代政治思想 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把人民的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 落脚点，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执政党，必须竭尽所能地 为实现、维护、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让改革发展 成果惠及人民群众，不断满足和实现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经 济利益、人居利益、文化利益和政治利益需求。

2.倡导“改革创新”，激发全社会的创新活力。孔子提 倡并努力实践“发愤忘食，乐以忘忧”的精神，鄙视“饱食 终日，无所用心”的人生态度。《礼记·大学》称赞：“苟 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今天的改革创新，就是要倡导儒 家“艰难困苦、玉汝于成”的创业精神，发扬中华民族自信、 自尊、自立的精神和不屈不挠的品质，以及不断学习、不断 改革、不断进取、不断开拓的决心。调动一切积极因素，让 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动，造福人民。

3.倡导“厚德尚和”，促进和谐社会建设。儒家道德文化强调个体与群体、个体与社会之间的统一性，主张个体生 命的存在与发展必须同群体、同整个社会的存在与发展统一 起来。这就是先公后私，个人私利服从社会公利的精神。《礼 记·礼运》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正是这种“天 下为公”的价值理想，培育了人们对社会、民族的义务感、 历史感、责任感、使命感。《论语·学而》说“和为贵”， 主张人与人之间、人与家庭之间、人与国家之间、人与自然 之间，和谐共处，相互支持，共同发展。当前，就是按照“富 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 敬业、诚信、友善”的总要求，实现家庭和谐、人我和谐、 群己和谐、社会和谐。

习近平在访问印度尼西亚期间，就“建立更为紧密的中 国与东盟关系”阐述了“坚持讲信修睦、坚持合作共赢、坚 持守望相助、坚持心心相印、坚持开放包容”五个方针。这 五个方针充分体现了在新时期，我们传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 文化的要求，也是我国在当今国际社会中推进世界改革发展 和稳定的努力方向。开放、包容地对待每一种文化，消除分 歧，求同存异，从“共同利益”出发，实现双方在政治、经 济、文化等方面的共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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