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_略论吕思勉钱穆通史编纂思想的异同

略论吕思勉钱穆通史编纂思想的异同

吕思勉写了《白话本国史》和《吕著中国史》等通史著作， 钱穆写了《国史大纲》等通史著作，本文从他们的著述目的、 历史观、理论指导、写作内容和写作体例作一初步比较。

摘 要：
吕思勉；
钱穆；
通史编纂思想 吕思勉与钱穆是著名的历史学家、教育学家，他们博通 古今、著述宏富，在20世纪中国史坛具有重要地位和影响。

吕思勉、钱穆均有关于中国史的通史著作行世。吕思勉的成 名作——1923年出版的《白话本国史》，是第一部白话中国 通史；
另有《吕著中国通史》，上册出版于1934年，下册出 版于1945年，写成于抗日战争时期的“孤岛”上海。钱穆的 通史著作主要是《国史大纲》，成于1939年，是一部极富思 想见解的通史著作。比较两位史学大家的通史巨著，我们可 以看出他们通史编纂思想的不同特色。

一、写作目的 20世纪三十年代的中国，“强邻逞暴，国土日蹙”。钱 穆认为，在当时的对日抗战中，要想重建国家，必先复兴文 化，要唤起民众，必先认识历史。新通史的最主要任务是将 国史真态明白的告诉国人，使国人了解祖先对于国家民族的 贡献，激发民众热爱祖国，保护本国历史的热情和诚意。钱 穆曾言：“鉴古知今，端赖历史。……今日所急需者，厥为一种简要而有系统之通史，与国人以一种对以往大体明晰之 认识，为进而治本国政治社会文化学术种种学问树其基础。

尤当为解决当前种种问题提供以活泼新鲜之刺激。”这里的 当前问题是指国土日丧，人们对抗战失去信心。因此钱穆是 怀着极强的民族荣誉感而写，“本不愿急切成书，特以国难 枨触，不自抑制耳。”《国史大纲》对当时鼓舞人心，振奋 士气起了很大作用。

吕思勉与钱穆著述通史目的的不同与当时的国势有很 大的关系，这显示了史学家们关注时事，彰显史学价值，实 现经世致用的目的。

二、历史观 吕思勉主张以社会经济的发展为主线索编纂通史。《吕 著中国通史》按照社会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学术文化的次 序编排，具有社会史的特点和长处。而钱穆则是主张以政治 制度为“主脑”，他撰写通史“首曰政治制度，次曰学术思 想，又次曰社会经济”，所以在《国史大纲》中，不免忽略 了作为“最下层之基础”的社会经济方面的内容。

毫无疑问，历史学家都是在一定的历史观的指导下进行 历史研究的，不同的历史观会导致他们对社会历史做出种种 截然不同的判断。钱穆看到是“由秦汉直到最近，二千多年 ……看不出中国史在此方面（经济）有几多绝可注意之变动 与进步。”由于钱穆始终坚持学术思想为历史“最中层之干 柱”，它决定着“上层之结顶”的政治制度，远比“下层之基础”的社会经济重要，所以说钱穆的通史观主要是一种以 学术文化为中心的文化史观。由于钱穆仅从文化本身去解释 历史的发展变迁，这就回避了引起文化学术思想变迁根本的 社会经济原因的探索。所以，他的治史理念不是社会存在决 定社会意识，而是社会存在依赖于社会意识，这是他和吕思 勉历史观上的不同。

三、理论指导 梁启超理想中的“新通史”，包括两个改革目标，一是 通史内容的改革，一是通史体例的改革。吕思勉通史编撰的 指导思想是以梁氏“新史学”为方向的。将梁启超草拟的通 史目录和吕思勉两部通史目录做一比较，我们会发现，梁启 超的“新史学”通史计划，由吕思勉落实到了实处，“不仅 符合梁先生理想中的知识储备需求，而且目标和构想也灵犀 相通。”吕思勉不仅是对“新史学”思想的继承，还是发展 和深化，他将新式通史的编著引向社会史开拓的新方向，因 此，吕思勉是梁启超“新史学”旨趣的实践会通第一人，是 中国社会史方向的先驱者。钱穆亦是梁启超“新史学”的继 承者和开拓者，他承接了梁氏的社会进化论，提出贯通诸家 的历史研究新路向，而且还以独创性的思维，首倡以历史精 神研究历史。

四、写作内容 在通史观的内容上，吕思勉主张重常人、重常事。其《历 史研究法》一文提到“常人，常事是风化，特殊的人所做的特殊的事是山崩，不知道风化，决不能知道山崩的所以然， 如其知道了风化，则山崩只是当然的结果。”在吕思勉通史 著作中，更多的是关注的普通人，普通事。而钱穆研究历史 的目的是为了驳斥当时盛行的民族文化虚无主义，在《国史 大纲》里，处处洋溢着钱穆的文化本位论。钱穆认为，文化 就是历史的全部整体，历史的发展过程就是文化精神的展开 和演进过程。所以，在内容上，钱穆叙述了政治、经济、文 化、社会、民族、宗教等各个方面，旨在反映社会生活的全 貌，但由于历史观的不同，《国史大纲》的撰述还是以学术 制度和政治制度为主。

五、写作体例 吕思勉的《白话本国史》采用的是章节体，避免了过去 条列史实，缺乏见解的弊端。其《吕著中国通史》以专题的 形式来编排，上册为文化史，叙述了中国社会经济、政治制 度和学术文化方面的发展状况，下册是政治史，按照时间叙 述了政治历史的变革，这样便于读者系统的了解每一方面的 沿革变迁。钱穆的《国史大纲》承袭夏曾佑《中国古代史》 章节体体例，与纲目体相结合，形成了通史编纂的新体例。

纲为论断，提示大要；
目为材料，提供证据。钱著章节体下 采用纲目体的撰史体例，便于读者把握中国历史文化的本质 特征和演进大势。

总之，吕思勉、钱穆的通史编撰在写作目的、历史观、 理论指导、写作内容、写作体例等方面各有特色，各有创建，在各自编纂思想指导下，均写出了有影响的划时代历史著作。

吕思勉、钱穆两先生的通史编撰成就和思想对我们有重要启 示，值得借鉴。

参考文献：
[1]顾颉刚.当代中国史学[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 社，2002. [2]钱穆.国史大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 [3]吕思勉.吕著中国通史[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 出版社，2005. [4]王家范.吕思勉与“新史学”[J].史林，200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