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哲理散文]关于哲理散文

张爱玲哲理散文

张爱玲哲理散文：洋人看京戏及其他 用洋人看京戏的眼光来看看中国的一切，也不失为一桩有意昧的事。

头上搭了竹竿，晾着小孩的开档裤;柜台上的玻璃缸中盛着“参须露酒”;这一家的 扩音机里唱着梅兰芳;那一家的天线电里卖着癞疥疮药;走到“太白遗风”的招牌底 下打点料酒……这都是中国。纷坛，刺眼，神秘，滑稽。多数的年轻人爱中国面 不知道他们所爱的究竟是一些什么东西。无条件的爱是可钦佩的——唯一的危险 就是：迟早理想要撞着了现实，每每使他们倒独一口凉气，把心渐渐冷了。我们 不幸生活于中国人之间，比不得华侨，可以一辈子安全地隔着适当的距离祟拜着 神圣的祖国。那么，索性看个仔细吧!用洋人看京戏的眼光来观光一番吧。有了 惊讶与眩异，才有明了，才有靠得任的爱。

为什么我三句离不了京戏呢因为我对于京戏是个感到浓厚兴趣的外 行。对于人生，谁都是个一知半解的外行吧我单拣了京戏来说，就为了这适当的 态度。

登台票过戏的内行仕女们，听见说你喜欢京戏，总是微微一笑道：“这 京戏东西，复杂得很呀。就连几件行头，那些个讲究，就够你研究一辈子。”可 不是，演员穿错了衣服，我也不懂，唱定了腔，我也不懂。我只知道坐在第一排 看武打，欣赏那青罗战袍，飘开来，露出红里子，五色裤管里露出玫瑰紫里于， 踢蹬得满台灰尘飞扬;还有那惨烈紧张的一长串的拍板声——用以代表更深夜静， 或是吃力的思索，或是猛省后的一身冷汗，没有比这更好的音响效果了。

外行的意见是可珍贵的，要不然，为什么美国的新闻记者访问名人的 时候总拣些不相干的题目来讨论呢譬如说，见了谋杀案的亥主角，问她对于世界 大局是否乐观;见了拳击冠军，问他是否赞成莎士比亚的脚本改编时装剧。当然 是为了噱头，读者们哈哈笑了，想着：“我比他懂的多。名人原来也有不如人的 地方!”一半却也是因为门外汉的议论比较新鲜戆拙，不无可取之点。然而为了避重就轻，还是先谈谈话剧里的平剧吧。《秋海棠》一剧风 靡了全上海，不能不归功于故事里京戏气氛的浓。紧跟着《秋海棠》空前的成功， 同时有五六出话剧以平剧的穿插为号召。中国的写实派新戏剧自从它的产生到如 今，始终是站在乎剧的对面的，可是第一出深人民间的话剧之所以得人心，却是 借重了平剧——这现象委实使人吃惊。

为什么京戏在中国是这样地很深蒂固与普及，虽然它的艺术价值并不 是毫无问题的 《秋海棠》里最动人的一句话是京戏的唱词，而京戏又是引用的鼓儿 词：“酒逢知己干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烂熟的口头掸，可是经落魄的秋海棠 这么一回昧，凭空添上了无限的苍凉感慨。中国人向来喜欢引经据典。美丽的， 精警的断句，两千年前的老笑话，混在日常谈吐里自由使用着。这些看不见的纤 维，组成了我们活生生的过去。传统的本身增强了力量，因为它不停地被引用到 的人，新的事物与局面上。但凡有一句适当的成语可用。中国人是不肯直截地说 话的。而仔细想起来，几乎每一种可能的情形都有一句合适的成语来相配。

替人家写篇序就是“佛头着粪”，写篇跋就是“狗尾续貂”。我国近年来 流传的隽语，百分之九十就是成语的巧妙的运用，无怪乎中国学生攻读外国文的 时候，人手一篇“俗谚集”，以为只要把那些断句合文法地连缀起来，便是好文章 了。

只有在中国，历史仍于日常生活中维持活跃的演出(历史在这里是笼 统地代表着公众的回忆)。假使我们从这个观点去检讨我们的口头掸，京戏和今 日社会的关系也就带着口头掸的性质。

最流行的几十出京戏，每一出都供给了我们一个没有时间性质的，标 准的形势——丈人嫌贫爱富，子弟不上进，家族之爱与性愛的冲突——《得意缘》、 《龙风呈样》、《四郎探母》都可以归入最后的例子，有力地证实了“女生外向” 那句话。

《红鬃烈马》无微不至地描写了男性的自私。薛乎贵致力于他的事业 十八年，泰然地将他的夫人搁在寒窑里像冰箱里的一尾鱼。有这么一天，他突然 不放心起来，星夜赶回家去。她的一生的最美好的年光已经被贫穷与一个社会叛 徒的寂寞给作践完了，然而他以为团圆的快乐足够抵偿了以前的一切。他不给她 设身处地想一想——他封了她做皇后，在代战公主的领土里做皇后!在一个年轻的，当权的妻的手里讨生活!难怪她封了皇后之后十八天就死了——她没这福分。

可是薛平贵虽对女人不甚体谅，依旧被写成一个好人。京戏的可爱就在这种浑朴 含蓄处。

《玉堂春》代表中国流行着的无数的关于有德性的妓女的故事。良善 的妓女是多数人的理想夫人。既然她仗着她的容貌来谋生，可见她一定是美的， 美之外又加上了道德。现代的中国人放弃了许多积习相沿的理想，这却是一个例 外。不久以前有一张影片《香闺风云》，为了节省广告篇幅，报上除了片名之外， 只有一行触目的介绍：“贞烈向导亥。” 《乌盆计》叙说一个被谋杀了的鬼魂被幽禁在一只用作便桶的乌盆里。

西方人绝对不能了解，怎么这种污秽可笑的，提也不能提的事竟与崇高的悲剧成 分掺杂在一起——除非编戏的与看戏的全都属于一个不懂幽默的民族。那是因为 中国人对于生理作用向抱爽直态度，没有什么不健康的忌讳，所以乌盆里的灵魂 所受的苦难，中国人对之只有恐怖，没有僧嫌与嘲讪。

“姐儿爱俏”每每过于“爱钞”，于是花钱的大爷在《乌龙院》里饱尝了 单恋的痛苦。剧作者以同情的笔触勾画了宋江——盖世英雄，但是一样地被女人 鄙夷着，纯粹因为他爱她而她不爱他。最可悲的便是他没话找话说的那一段：
生：“手拿何物” 旦：“你的帽子。” 生：“嚎，分明是一只鞋，怎么是帽儿呢” 旦：“知道你还问!” 逸出乎剧范围之外的有近于杂耍性质的《纺棉花》，流行的《新纺棉 花》只是全剧中抽出的一幕。原来的故事叙的是因奸致杀的罪案，从这陰掺的题 材里我们抽出来这轰动一时的喜剧。中国人的幽默是无情的。

《新纺棉花》之叫座固然是为了时装登台，同时也因为主角任意唱两 支南腔北调的时候，观众偶然也可以插嘴进来点戏，台上台下打成一片，愉快的， 非正式的空气近于学校里的游艺余兴。京戏的规矩重，难得这么放纵一下，便招 得举国若狂。中国人喜欢法律，也喜欢犯法。所谓犯法，倒不一定是杀人越货，而是小小的越轨举动，妙在无目的。路旁竖着“靠右走”的木牌，偏要走到左边去。

《纺棉花》的犯规就是一本这种精神，它并不是对于平剧的基本制度的反抗，只 是把人所共仰的金科玉律佻挞地轻轻推揉一下——这一类的反对其实即是承认。

中国人每每哄骗自己说他们是邪恶的——从这种假设中他们得到莫 大的快乐。路上的行人追赶电车，车上很拥挤，他看情形它是不肯停了，便恶狠 狠地叫道：“不准停!叫你别停，你敢停么”——它果然没停。他笑了。

据说全世界惟有中国人骂起人来是有条有理，合逻辑的。英国人不信 地狱之存在也还咒人“下地狱”，又如他们最毒的一个字是“血琳琳的”，骂人“血 淋琳的驴子”，除了说人傻，也没有多大意义。不过取其音调激楚，聊以出气罢 了。中国人却说：“你敢骂我你不认识你爸爸”暗示他与对方的母亲有过交情，这 便给予他精神上的满足。

《纺棉花》成功了，因为它是迎合这种吃豆腐嗜好的第一出戏。张三 盘问他的妻，谁是她的恋人。她向观众指了一指，他便向台下作揖谢道：“我出 门的时候，内人多蒙照顾。”于是观众深深感动了。

我们分析平剧的内容，也许会诧异，中国并不是尚武的国家，何以武 戏占绝对多数单只根据《三国志演义》的那一串，为数就可观了。最迅疾的变化 是在战场上，因此在战争中我们最容易看得出一个人的个性与处事的态度。楚霸 王与马谡的失败都是浅显的教训，台下的看客，不拘是做官，做生意，做媳妇， 都是这么一回事罢了。

不知道人家看了《空城计分是否也像我似的只想掉眼泪。为老军们绝 对信仰着的诸葛亮是古今中外罕见的一个完人。在这里，他已经将胡子忙白了。

抛下卧龙冈的自在生涯出来干大事，为了“先帝爷”一点知己之思的回忆，便舍命 忘身地替阿斗争天下，他也背地里觉得不值得么锣鼓喧天中，略有点凄寂的况昧。

历代传下来的老戏给我们许多感情的公式。把我们实际生活里复杂的 情绪排人公式里，许多细节不能不被剔去，然而结果还是令人满意的。感情简单 化之后，比较更为坚强，确定，添上了几千年的经验的分量。个人与环境感到和 谐，是最愉快的一件事，而所谓环境，一大部分倒是群众的习惯。

京戏里的世界既不是目前的中国，也不是古中国在它的过程中的任何 一阶段。它的美，它的狭小整洁的道德系统，都是离现实很远的，然而它决不是罗曼蒂克的逃避——从菜一观点引渡到另一观点上，往往被误认为逃避。切身的 现实，因为距离太近的缘故，必得与另一个较明澈的现实联系起来方才看得清楚。

京戏里的人物，不论有什么心事，总是痛痛快快说出来，身边没有心 腹，便说给观众听，语言是不够的，于是再加上动作，服装，脸谱的色彩与图案。

连哭泣都有它的显著的节拍——一串由大而小的声音的珠子，圆整，光洁。因为 这多方面的夸张的表白，看惯了京戏觉得什么都不够热闹。台上或许只有一两个 演员，但也能造成一种拥挤的印象。

拥挤是中国戏剧与中国生活里的要素之一。中国人是在一大群人之间 呱呱堕地的，也在一大群人之间死去——有如十七八世纪的法国君王。(《绝代 艳后》玛丽安东尼便在一间广厅中生孩子，床旁只围着一架屏风，屏风外挤满了 等候好消息的大臣与贵族。)中国人在哪里也躲不了旁观者。上层阶级的女人， 若是旧式的，住虽住在深闺里，早上一起身便没有关房门的权利。冬天，锦制的 门帘挡住了风，但是门还是大开的，欢迎着国家大小的调查。青天自日关着门， 那是非常不名誉的事。即使在夜晚，门闷上了，只消将窗纸一舐，屋里的情形也 就一目了然。

婚姻与死亡更是公众的事了。闹房的甚至有藏在床底下的。病人“回 光返照”的时候，黑压压聚了一屋子人听取临终的遗言，中国的悲剧是热闹，喧 嚣，排场大的，自有它的理由;京戏里的哀愁有着明朗，火炽的色彩。

就因为缺少私生活，中国人的个性里有一点粗俗。“事无不可对人言”， 说不得的便是为非作歹。中国人老是诧异，外国人喜欢守那么些不必要的秘密。

不守秘密的结果，最幽微亲切的感觉也得向那群不可少的旁观者自卫 地解释一下。这养成了找寻借口的习惯。自己对自己也爱用借口来搪塞，因此中 国人是不大明了他自己的为人的。群居生活影响到中国人的心理。中国人之间很 少有真正怪僻的。脱略的高人嗜竹嗜酒，爱发酒疯，或是有洁癣，或是不洗澡， 讲究们虱而谈，然而这都是循规蹈矩的怪僻，不乏前例的。他们从人堆里跳出来， 又加入了另一个人堆。

到哪儿都脱不了规矩。规矩的繁重在舞台上可以说是登峰造极了。京 戏里规律化的优美的动作，洋人称之为舞蹈，其实那就是一切礼仪的真髓。礼仪 不一定有命意与作用，往往只是为行礼而行礼罢了。请安磕头现在早经废除。据 说磕头磕得好看，很要一番研究。我虽不会磕，但逢时遇节很愿意磕两个头。一般的长辈总是嚷着：“鞠躬!鞠躬!”只有一次，我到祖姨家去，竟一路顺风地接连 磕了几个头，谁也没拦我。晚近像他们这样惯于磕头的人家，业已少见。磕头见 礼这一类的小小的，不碍事的束缚，大约从前的人并不觉得它的可爱，现在将要 失传了，方才觉得可哀。但看学生们鱼贯上台领取毕业文凭，便知道中国人大都 不会鞠躬。

顾兰君在《侬本痴情》里和丈夫闹决裂了，要离婚，临行时伸出手来 和他握别。他疑心她不贞，理也不理她。她凄然自去。这一幕，若在西方，固然 是人情人理，动人心弦，但在中国，就不然了。西方的握手的习惯已有几百年的 历史，因之握手成了自然的表现，近于下意识作用。中国人在应酬场中也学会了 握手，但在生离死别的一刹那，动了真感情的时候，决想不到用握手作永诀的表 示。在这种情形之下，握手固属不当，也不能拜辞，也不能万福或鞠躬。现代的 中国是无礼可言的，除了在戏台上。京戏的象征派表现技术极为彻底，具有初民 的风格，奇怪的就是，平戏在中国开始风行的时候，华夏的文明早巳过了它的成 熟期。粗鄙的民间产物怎么能够得到清朝末叶儒雅风流的统治阶级的器重呢纽约 人听信美术批评家的热烈的推荐，接受了原始性的图画与农村自制的陶器。中国 人舍昆曲而就京戏，却是违反了一般评剧家的言论。文明人听文明的昆曲，恰配 身份，然而新兴的京戏里有一种孩子气的力量，合了我们内在的需要。中国人的 原始性没有被根除，想必是我们的文化过于随随便便之故。就在这一点上，我们 不难找到中国人的永久的青春的秘密。

张爱玲哲理散文：必也正名乎我 自己有一个恶俗不堪的名字，明知其俗而不打算换一个，可是我对于 人名实在是非常感到兴趣的。

为人取名字是一种轻便的，小规模的创造。旧时代的祖父，冬天两脚 搁在脚炉上，吸着水烟，为新添的孙儿取名字，叫他什么他就是什么。叫他光楣， 他就是努力光大门楣;叫他祖荫，叫他承祖，他就得常常记起祖父;叫他荷生，他 的命里就多了一点六月的池塘的颜色。除了小说里的人，很少有人是名副其实的， (往往适得其反，名字代表一种需要，一种缺乏。穷人十有九个叫金贵，阿富， 大有。)但是无论如何，名字是与一个人的外貌品性打成一片，造成整个的印象 的。因此取名是一种创造。

我喜欢替人取名字，虽然我还没有机会实行过。似乎只有做父母的和 乡下的塾师有这权利。除了他们，就数买丫头的老爷太太与舞女大班了。可惜这些人每每敷衍塞责;因为有例可援，小孩该叫毛头，二毛头、三毛头，丫头该叫 如意，舞女该叫曼娜。

天主教的神爷与耶稣教的牧师也给受洗礼的婴儿取名字(想必这是他 们的职司中最有兴趣的一部分)，但是他们永远逃不出乔治、玛丽、伊丽莎白的 圈子。我曾经收集过二三百个英国女了通用的劳名，恐怕全在这里了，纵有遗漏 也不多。习俗胡沿，不得不从那有限的民间传说与宗教史中选择名字，以至于到 处碰见同名的人，那是多么厌烦的事!有个老笑话：一个人翻遍了《圣经》，想 找一个别致些的名字。他得意扬扬告诉牧师，决定用—个从来没人用过的名字 ——撒旦(魔鬼)。

回想到我们中国人，有整个的王云五①大字典供我们搜寻两个适当的 宇来代表我们自己，有这么丰富的选择范围，而仍旧有人心甘情愿地叫秀珍，叫 子静，似乎是不可原怨的了。

适当的名字并不一定是新奇、渊雅、大方，好处全在造成一种恰配身 份的明晰的意境。我看报喜欢看分类广告与球赛，贷学金、小本贷金的名单，常 常在那里找到许多现成的好名字。譬如说“柴风英”、“茅以俭”，是否此中有人， 呼之欲出茅以俭的酸寒，自不必说，柴风英不但是一个标准的小家碧玉，仿佛还 有一个通俗的故事在她的名字里蠢动着。在不久的将来我希望我能够写篇小说， 用柴风英作主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