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选余秋雨精美散文阅读:散文余秋雨

精选余秋雨精美散文阅读

守岁，总像是在等待什么。等待着上天把一段年月交割交割给谁呢交 割时有什么嘱咐这一切一定都在发生，因此我们不能安睡。深夜读书的情景也与 此相类，除了两个对话者，总觉得冥冥中还有更宏大的东西在浮动，因此对话时 既专心又有点分心，时不时抬起头来看看窗外。窗外，是黑黝黝的一片。

阅读中的对话者，有些是我特地邀请来的，从书店;有些则是自己来 叩门的，叩门的声音很沉稳，原来是厚厚一包书稿，要我写序言。近年来写序言 的事情虽然已成为我一个不轻的负担，但这是朋友们把自身的精神劳作和对我的 信任的双重传递，我没有理由皱眉。事实上，这也是略带强制地让我获得了重要 的阅读机会。朋友是熟悉的，因此这种文本阅读必然与生命阅读连在一起，备感 深切。

不管哪种阅读，我都不会关闭自己、被动接受。被动不是谦逊，恰恰 相反，只有开启自我才是对对方的尊重。不过这种开启常常离题，飘飘忽忽，如 夜风游荡夜空。

因此，我写的序言从来不合标准，没有精细的评价，只有一团团意绪。

阅读那些不必由我写序言的书籍更是如此，读着读着走了神，有时自己觉得有趣， 把走了神的那部分记下来，一看，不是读书笔记，不是对话记录，有的过分严肃， 有的过分随意，只好自我安慰：这倒是一种宽泛意义上的散文格局，什么都装得 进，有点后现代的意思。

以别人的精神劳作为起点的深夜冥思，本身不见得有什么价值，却反 映了自己是如何在别人的推动下过日子的，可以摘录一些给关心我的读者看一看。

亲爱的读者们为我的书耗费了不少时间，而与此同时，我却把自己耗费在别人的 书中，这可看成是一种心理循环、情意接力、文字转圈。一切都发生在深夜，而深夜是不必像白天那样严谨的。读者如果容忍以下的编排，觉得尚可一读，那我 就理解为对深夜的原谅。

精选余秋雨精美散文：遗憾的真实 思维惯性既会产生防范麻木，也会产生防范失度。本文要讲的案件已 经过去很多年了，最近在魏肇权先生谈历年窃案的一本著作中首次披露，很有趣 味。

一九五七年六月二十七日夜，位于山东、河北交界处的一个军事禁区 里发生了重大盗窃案，盗窃者潜入苏联军事技术专家伊哈诺娃住的房间，不仅偷 去了首饰和照相机，而且还撕走了绝密笔记本上的两页正在研制的重要军事设备 资料。案件引起了北京军区和国家公安部的高度重视，立即派出了阵容强大的侦 查人员，而且规定必须每两个小时向北京最高层报告一次侦查情况。因为显而易 见，这只能是潜伏在军事禁区里面的国际间谍所为。但是，紧锣密鼓地查了几天， 没有什么进展。

焦虑的公安部长突然想到了“北方名探”鲁奉节。鲁奉节的祖上数代都 担任“捕快头目”，自己到英国学过现代刑侦技术，在不同时代侦破过大量刑事案 件，但此时正陷入一个不小的政治麻烦之中，差一点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

名探毕竟是名探，他以一个尴尬的身份来到案发地之后，花四个小时 听案情介绍，花三个小时看材料，然后又找那位失窃的苏联专家谈了谈，当天晚 上十时就召集会议宣布他的判断：这是一起普通的刑事偷盗案件，没有任何军事 谍报性质。

大惑不解的人们当然要问他那两页绝密笔记失窃的原因，他说：笔记 本还有三十页与失窃的两页同等重要的资料，为什么不把整个笔记本偷走除非是 笔记本太重，但偷走的照相机比笔记本重十倍。因此撕走那两页只是出于一种临 时性的需要。究竟是什么需要呢他在排除了其它各种可能后得出一个惊人的结 论：只能是小偷突然内急，充当了手纸。

会场上一片嗤笑。但鲁奉节的逻辑十分细密，笑声渐渐停止了。他没 有笑，只是宣布，现在时间已晚，明天早晨就能在别墅周围找到与手纸有关的痕 迹。果然，第二天一早，人们只花了半个多小时，就找到了充当手纸的那两页笔 记。而最后捕获的罪犯，也确实只是个身手不凡的小偷而已，对军事情报一窍不通，毫无兴趣。

我们现在来读这份案情材料只觉得有趣，但请设想一下，在那个时候， 鲁奉节先生在几个小时内得出这个结论是多么不容易!他面临的情况，比福尔摩 斯所面临的还要复杂。政界、军界和警界的高层早就动员起来了，他们层层听汇 报，天天作分析，每个人都已经作出过多种多样的判断，这些判断综合了国际形 势、军事动向、内部情报，都十分雄辩，而且都关及这些高官的尊严。层层叠叠 的尊严加在一起，下级实际上已经很难提出不同的意见了。于是，尚未侦破的案 情出现了两个走向：领导心中的走向和实际发生的走向。在多数情况下，前一种 走向更强大，因此我们历史上才会有那么多的冤案、假案、错案，我们今天的现 实生活中还会有那么多的申诉无门的委屈。

领导者即使并不霸道，他们的判断也代表了当时当地一种共通的社会 思维定势，而任何定势都是强大的，连侦查人员也很难不裹卷在里边。在这种情 况下，要让自己的耳朵、眼睛与周围隔绝，只是一门心思地注视切实物证，实在 很不容易。鲁奉节先生做到了，他终于抬起头来，平静地说出那两页军事资料的 唯一去处，那种滑稽的情景里有一种罕见的崇高。

所有的绝密电话全都响起来了，从军事禁区到北京高层，无数个声音 在惊讶地重复：“小偷做了手纸，小偷做了手纸，手纸、手纸、手纸……”到昨天 为止的一切滔滔分析、果敢判断，全都烟消云散。

败遗憾。遗憾得不愿向下属传达，遗憾得不愿向妻子复述。但更遗憾 的是，这是真实。在这个世界上，众口喧腾的可能是虚假;万人嗤笑的，可能是 真实。长久期盼的，可能是虚假的;猝不及防的，可能是真实。叠床架屋的，可 能是虚假;单薄瘦削的，可能是真实。由此我们也就看清了，什么是名探。

其实，世间一切平庸和杰出的界限也在这里。何谓平庸做加法，层层 叠加地人云亦云;何谓杰出做减法，力求简单地直奔真实。真实老被嗤笑，因此 杰出者的数量总是不大。人们老想躲开遗憾，因此，更大的遗憾总是紧紧跟随。

精选余秋雨精美散文：家住龙华 我家住在上海西南角龙华。这是一个古老的地名，一闭眼睛，就能引 出不少远年遐想。但在今天上海市民心目中，龙华主要成了一个殡仪馆的代名词。

记得两年前学院宿舍初搬来时，许多朋友深感地处僻远，不便之处甚多。一位最达观的教师笑着说：“毕竟有一点方便，到时候觉得自己不行了，用不着向殡仪 馆叫车，自己慢慢走去就是。”蒋星煜先生立即安慰道：“它不至于只会就地取材。” 我素来是乐天派，相信可以把这样的笑话轻松地说它几十年。最近竟 然病了，而且不轻，说笑话稍稍有点勉强。请了病假，把学院的杂事推给几位朋 友，又有点空闲读文学作品了。昨夜读的是霍达的《国殇》，纔读两页，纸页就 被泪水浸湿。他们也是中年，他们也是教授，全死了。

返观自身，我有权利说一点他们的死因。单为一项工作奋斗，再累也 累不死人。最痛楚的是生命的分裂。已经被书籍和学问铸就了一大半生命，又要 分匀出去一大半来应付无穷的烦人事。每件事都是紧迫的，无可奈何的，甚至是 堂皇庄严的。于是，只好在敲门声和电话铃不会再响起的半夜，用凉水抹一把脸， 开始翻开书籍、铺展文稿、拆阅来信。这又是一个世界，自己正与各国同行征战。

从来没有在这种征战中认输的习惯，那就捂住扒欠，用杯杯浓茶来吶喊助威。天 色微明，过几个小时又得去开会、谈话。累当然，但想想在军垦农场拼命的当年， 对自己身体忍耐力的自信又悄悄回来。闹锺响了，立即起床，全不理会病魔早已 在屋角等待。

我今天不用上班，睡足了起身，提个篮子去买菜。菜场很远，要走过 古塔和古寺。身体不好，走得慢一点，多看看古塔和古寺吧。这地方实在是有年 代了，连唐朝的皮日休过龙华时都有一种怀古感：
今寺犹存古剎名， 草桥霜滑有人行。

尚嫌残月清光少， 不见波心塔影横。

想着这么漫长的历史，心气又立即浮动起来，真想动笔。这一年我一 直在《收获》杂志上连载《文化苦旅》，想借山水古迹探寻中国文人艰辛跋涉的 脚印。这项写作被一个坚拒日久的行政任命阻断了，但龙华真需要补一篇。那么 苍老的目光通视着一座近代都市的兴衰，其中很有一些可说的话。哪怕是最浮爆 的近代上海文人，他们的精神幅度也不能不往来于古老的历史和现代的潮流之间。

对这个课题研究得特别出色的是历史学家陈旭麓教授，应该把他论中国近代知识 分子人格结构和海帕特征的文章，再找出来读一读。买菜回来，赶快走进书房，陈旭麓教授的文章怎么也找不到，电话铃 响了，接来一听，脸色大变。我又不能不相信神秘的超自然力量了。电话中分明 说的是：“陈旭麓教授的遗体告别仪式，今天下午2时在龙华殡仪馆举行!” 打电话的朋友特别叮咛：“你家在龙华，很近，一定要去。” 在我的抽屉里还有陈旭麓教授的来信：“近来偶有空闲，到长风公园 走走，自诩长风居士。” 但是，遗体告别仪式上的悼词证明，陈先生根本没有这般优闲。他刚 刚到外地参加5个学术讨论会回来，去世前几小时还在给研究生讲课，就在他长 眠之后的今天，他案头求他审阅的青年人的文稿和自己未完成的书稿，还堆积如 山。

我自认是他少有的忘年交，但在吊唁大厅里，六七百人都痛哭失声， 连以前从未听到过他名字的汽车司机们也都在这个气氛下不能自持。他是一个在 19年前死了妻子，亲手把一大群孩子带大的辛劳父亲;同时，他又是100多位研究 生的指导教师。他不断地从家庭生活费中抽出三五十元接济贫困学生，自己却承 受着许多中国知识分子都遇到过的磨难、折腾和倾轧。他对谁也不说这一切，包 括对自己的子女和学生，只是咬着牙，一天又一天，把近代史的研究推到了万人 瞩目的第一流水平。

他走了，平平静静。他的大女儿向来宾致谢，并低声向父亲最后道别：
“爸爸，今天你的行装又是我打点的，你走好，我不能搀扶你了……” 仪式结束了。我默默看看大厅里的种种挽联，擦不完的眼泪，堵不住 的哽咽。突然，就在大厅的西门里侧，我看到了我的另一位朋友献给陈旭麓先生 的挽联，他的名字叫王守稼。但是，他的名字上，竟打着一个怪异的黑框! 连忙拉人询问，一位陌生人告诉我：“这是我们上海历史学界的不幸， 接连去世两位!王守稼在给陈旭麓先生送挽联后，接受手术，没有成功。”那人见 我痴呆，加了一句：“明天下午也在这里，举行王守稼副教授的遗体告别仪式。” 我实在忍不住了。站在王守稼书写的挽联前，为他痛哭。就在刚纔， 我还在厅堂里到处找他。他，今年46岁，也是一个少见的好人。早在复旦大学读 书时，因家贫买不起车票，每星期从市西的家里出发，长途步行去学校，却又慷慨地一再把饭菜票支援更贫困的外地同学。我忘不了他坦诚、懮郁、想向一切人 倾诉又不愿意倾诉的目光。人越来越瘦，学术论文越发越多。脸色越来越难看， 文章越写越漂亮。论明清时期的经济、政治、外交乃至倭寇，精彩备至。他经常 用宁波话讲着自己的写作计划，“还有一篇，还有一篇……”像是急着要在历史上 找到身受苦难的病根。陈旭麓教授就曾对我说，王守稼是他最欣赏的中年历史学 家之一。直到去世，王守稼依然是极端繁忙，又极端贫困。他的遗嘱非常简单：
恳求同学好友帮忙，让他年幼的儿子今后能读上大学。这也许是我们这一代最典 型的遗嘱。

是的，家住殡仪馆很近，明天，再去与守稼告别。

朋友们走了，我还在。不管怎么样，先得把陈旭麓先生的几篇文章找 出来，好好读读，再把我关于龙华的那篇《文化苦旅》写完。今夜就不写了，病 着，又流了那么多泪，早点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