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道路世紀梦：社会民主主义在中国的历史回顾:

在公元新千年之交，「第三條道路」的話題，打破了人們對意識形態的厭倦，在歐美各國政、學兩界流轉激蕩，正領一時風騷。但是，這種話題對中國人來說並不新鮮。中國人對「第三條道路」或「第三種文明」的類似追求，已有一個世紀的歷史，並且在20世紀開初、中葉和末葉掀起了三次高潮。正像在西方一樣，「第三條道路」的指稱在中國也多有歧義，但在本質上似可界定為社會民主主義。中國人追求社會民主主義而有不直呼其名，皆緣於錯綜複雜的歷史際遇。在新千年之交，中國和西方的一些有識之士不約而同地將「第三條道路」作為最佳的選擇，並力圖促成世人的共識，實在耐人尋味。本文正是基於這一背景，對社會民主主義在中國的歷程所作的回顧與辨析。

一、新文化運動與「第三種文明」

　　十九世紀中葉，中國被西方世界拖進了現代化和全球化的歷史進程。因為現代化只有西方的成功模式，中國的現代化自然地採取了移植西方文明、也就是「西化」的形式。然而，由於這種被動的現代化對統治階層所造成的現實與潛在的威脅，也由於先進的西方同時也是侵略中國的西方，中國的現代化歷程便一直呈現半心半意的追求、一波三折的軌?。到本世紀初的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中國現代化的中心課題終於從物質層面、體制層面推進到了文化層面。但也正是在這一時期，中國人本著「取法乎上」的善良願望和不無狂妄的趕超心態，尋求既不同於中國傳統文明、也不同於西方主流文明的「第三種文明」，而且越走越偏。

　　應該說，五四時期先進的中國人曾一度癡迷地追求西方主流文明。他們明白無誤地將民國初年軍閥武人對民主政治的成功顛覆歸因於半心半意的現代化，認定如果沒有徹底顛覆以儒家等級尊卑觀念為核心、而不給個人的獨立和自由留下合理空間的中國傳統國家意識形態、如果沒有建立與西方一樣的那種以自由平等觀念為核心的現代倫理，民主政治便沒有賴以依存的文化支撐。這也是為甚麼以陳獨秀、蔡元培、胡適、魯迅、李大釗等人為代表的五四啟蒙思想家一度不約而同地傾其全力投身啟蒙運動，試圖移植現代西方的自由民主價值和科學理性來取代傳統中國的儒家等級專制理念和迷信盲從心理。1

　　問題在於，從陳獨秀1915年9月創辦《青年》雜誌算起，五四啟蒙思想家們對西方主流文明一心一意的追求，時間不過四年。1919年下半年，中國的社會思潮發生激變，社會主義思潮便洶湧澎湃、成為五四新文化運動的主旋律。對於這種思潮突變，國內官方史學強調俄國十月革命的影響。筆者則認為，對於中國五四時期西化思潮向社會主義思潮的急劇轉變，巴黎和會的影響至少有與俄國十月革命等同重要的作用，如果其作用不是更大的話。與西方以個人解放為核心的啟蒙運動不同，民族解放才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主題，個人解放在這場運動中只不過是試圖實現民族獨立富強的手段而已。當時那些啟蒙戰士都是不折不扣的愛國主義者。協約國對同盟國的勝利、特別是美國總統威爾遜提出的十四點和平方案，曾經給五四啟蒙戰士們帶來「公理戰勝強權」的狂喜和熱望。2但是，巴黎和會居然蠻橫地否決作為戰勝國之一的中國關於將戰敗國德國所佔領的山東膠州灣及其他權益歸還中國的最低要求，決定將膠州灣及德國在山東的其他權益移交日本。戰勝國居然成為被人分贓的對象，西方列強這種欺人太甚的蠻橫之舉對於愛國激情極度高漲的五四啟蒙戰士們來說不啻當頭一棒，促使他們迅猛向反西方的立場轉變。

　　當然，現在人們並不難爭辯，巴黎和會那種種縱橫捭闔的叛賣行徑、同流合污的分贓交易和恃強淩弱的強盜邏輯，來自強權政治和當時西方「現實主義」政客們對「民族利益」的狹隘見解，而與現代西方先進的自由平等觀念、科學理性、民主制度毫不相干。然而，處於極度亢奮之中的五四知識界無暇心平氣和地細加思量，將西方列強的自私自利、強權政治及殖民主義政策，同中國應向西方學習的自由平等觀念、科學理性及民主制度區別開來。由突發性事件造成的公共情緒迅速支配了公共輿論。西方列強所強加給中國人的民族屈辱使激憤之中的五四知識界對西方主流文明造成了強烈的幻滅感，而且在這種幻滅感驅使下形成強大的反西方思潮。3按毛澤東的說法：「帝國主義的侵略打破了中國人學西方的迷夢」，「先生」對「學生」的侵略導致「西方資產階級的文明，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資產階級共和國的方案，在中國人的心目中，一齊破了產。」4

　　本來，無論是在道德還是在經濟層面，資本主義從未在中國正名。之所以如此，既因為自從中國人開始使用資本主義這一概念，它便同剝削、貪婪和欺詐等醜陋的字眼、而不是同效率、競爭和財富等動聽或至少不太刺耳的字眼連在一起；也因為當中國人開始向西方學習的時候，資本主義在西方便受到風起雲湧的社會主義思潮與社會主義運動的猛烈衝擊。在西方，社會主義在19世紀40年代已在政治和思想文化方面形成相當強大的力量。中國人在19世紀80年代

　　巴黎和會所引發的五四愛國運動是五四時期社會思潮變遷的分水嶺。那一事件使中國知識界整體上變得激進起來。他們中的一些人乾脆將資本主義文明和殖民主義侵略行為等同起來、並進而將西方資本主義文明視為必須以社會主義取而代之的過時文明。用五四時期的風雲人物之一、《解放與改造》雜誌主編張東蓀的話來說：「這次大戰把第二種文明的破罅一齊暴露了；就是國家主義與資本主義已到了末日，不可再維持下去。……我們雖然仍區留在第一種文明與第二種文明之交，但是不應該再提倡第二種文明的知識和道德，而應該專從第三種文明去下培養功夫。」而在張東蓀那裏，「第三種文明是社會主義與世界主義的文明」。6當時最有影響的《新青年》雜誌1919年12月發表宣言稱：「我們相信世界上的軍閥主義和金力主義（即資本主義──引者），已經造了無窮罪惡，現在是應該拋棄的了。」7社會主義迅速取代了民主和科學的中心位置，其中更激進的一群則徹底拋棄了「向西方學習」的道路，轉而「以俄為師」。

　　行文至此，還有一樁歷史公案需要澄清。是否如國內多數史書所載，當五四知識份子改宗社會主義，他們便告別自由民主主義並與之決裂了？歷史似乎並不那麼簡單。那種宣稱「科學社會主義」在五四時期戰勝了「形形色色的假社會主義」的觀點，並沒有實證的歷史根據。基本的歷史事實是，在1919－1921年間，中國有幾十人轉變為布爾甚維克主義者、共產主義者或者馬克思主義者。他們帶著初生牛犢不怕虎的勇氣，不顧中國尚未具備社會主義的物質基礎和階級力量等等歷史條件的限制、也不顧正統馬克思主義關於從封建社會到資本主義社會再到社會主義社會的歷史階段論，硬是說服了他們自己：中國可以跨越資本主義的發展階段而用社會主義方法來實現工業化，因為世界正在朝社會主義的方向發展。8他們還說服了他們自己，中國有必要實行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因而他們創建了中國共產黨。

　　然而，除了屈指可數的布爾甚維克主義信徒，當時大多數熱情擁抱社會主義的知識精英並不與自由民主主義決裂，而是將社會主義視為自由民主主義的自然延伸和深化。在他們看來，社會主義是民主主義從政治領域向社會、經濟領域的延伸和深化，政治上的民主與社會經濟上的民主相輔相成、相得益彰。譚平山在《「德謨克拉西」之四面觀》一文中明確地將「德謨克拉西」分為政治的、經濟的、精神的和社會的「德謨克拉西」，並明白不誤地指出，「社會民主主義(SocialDemocracy)之要旨，乃於民主政治─『德謨克拉西』─之下，而欲實行社會主義之主義也。」9在稍後的一篇文章中，他更進一步指出，「現代的民治主義在社會上產業上政治上要求自由、要求平等，……假使今日的勞動階級，又跟著貴族和資本家一樣想佔有霸權，豈不是變成了多數專制嗎？故現代的民治主義，應當只知道要求自由，要求平等，並且應當要求人人皆自由，人人皆平等，無論哪一種階級想佔有霸權，都是極端反對的。」10正在中國講學的杜威於1919年6月做了一場非常著名的演講，也將民主政治分為政治方面的憲政和代議制、個人方面的自由權利、社會方面的人人平等和經濟方面的均富濟窮。11他將社會主義理解為把政治上的民主擴展到社會經濟方面的民主，與五四時期的中國社會主義者可謂不謀而合，而且憑藉其威望強化了這種思想傾向。用已經轉變為社會主義者的啟蒙運動領袖陳獨秀的話說：「杜威博士關於社會經濟（即生計）的民治主義的解釋，可算是各派社會主義的共同主張，我想存心公正的人都不會反對。」12

　　這樣說來，五四時期中國大多數社會主義者所信仰的是社會民主主義。從互為表裏、相互依存而不是從互為水火、相互排斥的角度來理解民主主義和社會主義，這在當時也正是西方社會民主主義的典型思路。社會民主主義在其100餘年的歷史行程中已經幾經變幻（詳見下文）。13社會民主主義在19/20世紀之交嶄露頭角的時候，其特性恰恰在於反對暴力革命、反對獨裁專政、捍衛自由民主的價值、堅持走憲政民主的議會道路來實現社會主義等思想理論。五四啟蒙精英們將社會主義理解為民主的自然擴展和深化，是相當順理成章的事情。人們習慣於將五四信文化運動稱為中國的啟蒙運動。從自由民主啟蒙到社會主義的主題變換，從思想史的角度說似乎易如反掌。這種經驗曾在人類歷史的時空中多次被重複。其原因倒如恩格斯所說：「就其理論形式來說，現代社會主義開始時表現出只是十八世紀法國偉大啟蒙學者們所提出的諸原則之往前的、表面上更為一貫的發展。」14中國現代歷史的複雜性在於，中國共產黨1921年成立之後便幾乎壟斷了社會主義這面旗幟，繼續信仰社會民主主義的自由知識份子則只好艱難地尋求別的表達方式。

二、「第三勢力」和「第三條道路」：行動中的中國社會民主主義

　　「第三勢力」和「第三條道路」從來就是模糊的概念。它們倒可以互相界定：「第三勢力」就是走「第三條道路」的人們，「第三條道路」就是「第三勢力」所走的道路。但是，本文所論列的「第三勢力」和「第三條道路」是中華民國史上的特定現象，前者指國、共兩黨之外的第三種勢力，後者指介於國、共兩黨的政綱和實踐之間的第三種主張，前人對此已有很多論述。15本文所要強調指出的是，民國時期的「第三條道路」，實質上是社會民主主義。

　　民國時期的「第三勢力」是1927年國、共分裂政局的產物，來歷複雜。最早登台的是1927年11月成立的「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俗稱「第三黨」），絕大多數成員是激進的左翼國民黨人，國民黨左派領袖鄧演達是它的主心骨，直到1931年他被蔣介石捕殺為止。但是，譚平山、章伯鈞等一批共產黨人也脫離中共而加入「第三黨」。「第三黨」視蔣介石國民黨為「反革命」而又斥共產黨為「土匪流寇」，希冀通過他們領導的「平民革命」建立「平民政權」。當時對國、共兩黨左右開弓的至少還有以胡適、羅隆基為主心骨的「人權派」（因1930年出版《人權論集》而得名）、以宋慶齡、蔡元培為核心的「中國民權保障同盟」（1932年成立，前身是1931年成立的「再生社」）。「人權派」和「中國民權保障同盟」是30年代中國十足的人權組織，前者傾全力於理論、後者則專注於行動。他們實際上也曾互相配合。特別值得一提的是，羅隆基還是拉斯基地信徒，對社會民主主義情有獨鍾。張君勵、張東蓀等人也一直將社會民主主義作為他們的信仰。民國時許多被稱為「自由主義者」的知識份子，實際上也都是社會民主主義者。16

　　「第三勢力」發展成為民國政壇舉足輕重的力量，背景是日本全面侵華造成的民族危機。面臨滅頂之災的國民黨政府，被迫將共產黨和其他黨派統統合法化，以換取他們的支持；共產黨則力圖借助「第三勢力」來挑戰國民黨的獨裁。這給「第三勢力」提供了大顯身手的大好時機。「第三勢力」由諸多小黨派和無黨派人士構成，組織上非常分散。1938年6月國民參政會的召開，給「第三勢力」提供了形成集體的聲音、甚至於結盟組党的機會。於是乎，具有「第三勢力」俱樂部性質的「統一建國同志會」於1939年11月在重慶成立，並隨後於1941年3月發展為與國、共兩黨鼎足而立的政黨──「中國民主政團同盟」。基於個人黨員已經超過團體黨員的事實，「中國民主政團同盟」又於1944年9月更名為「中國民主同盟」。這個新政黨雖然只有數千黨員，但他們大多數是各界頗有能量的頭面人物，特別是在知識界和工商界的影響力非同小可。

　　以「民盟」為代表的「第三勢力」（也稱「中間派」），當時對它的社會基礎相當樂觀。「中國民主政團同盟」在成立之初還比較謙虛，自稱是「國內在政治上一向抱民主思想各黨派一初步結合」。17「民盟」理論家施復亮則自信地宣稱：「中國是一個落後的、農業手工業佔優勢的小生產制的社會，階級分化還不十分尖銳，中間階層還佔著全中國人口的絕大多數。民族企業家、手工業者、工商業從業員、知識份子（公教人員及自由職業者）、小地主、富農、中農（自耕農和一部分佃農）等，都是今天的中間階層。簡單說，民族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都是今天中國的階層。這些中間階層，都是中間派的社會基礎。」18平心而論，且不說沒有多黨選舉等民主政治的運作，「中間派」與他們所要「代表」的社會基礎之間根本沒法建立實質性的關係，就「中間派」對民主自由的百倍熱情和對社會主義的向往而言，他們的忠實追隨者恐怕只有自由知識份子。

　　「民盟」的政綱是典型的社會民主主義政綱，與當時歐洲社會民主主義政黨的政綱大同小異。它在政治上是要建立「以人民為主人」、「實行憲政」、「厲行法治」、推行地方自治、保障各項基本人權的「民主國家」。它在經濟上高懸「平均財富、消滅貧富階級以保障人民經濟上之平等」的目標，一方面「確認人民私有財產」，另一方面又主張「全國經濟之生產與分配由國家制訂統一經濟計劃」，「以漸進方式完成土地國有」，「銀行、交通、礦業、森林、水利、動力、公共事業及獨立性之企業，概以公營為原則」；而且還特別標明「無論公營私營企業，其監督管理均應實行民主化」，「公營企業及規模較大之私營企業之員工，應有參加管理之權」。它的社會政策要求國家「推廣公共衛生事業，推行疾病、死亡、衰老、殘疾、失業、妊孕等保險政策」，「勵行勞工福利政策，對於最低工資及八小時工作時間，應分別規定之」，並且要「保障婦女在經濟上、政治上、法律上社會上之絕對平等。」19

　　這個政綱再明白不過地表明，中國「中間派」所要走的「第三條道路」也就是社會民主主義的道路。而「中間派」沒有亮出「社會民主主義」的旗幟而寧可含糊其詞，使用「第三條道路」或「中間路線」這些標簽，是由於當時特殊的政治環境和策略考慮。20當時社會主義的旗幟在中國已被中共所壟斷，以「民盟」為代表的「第三勢力」當然不願意混淆他們與中共的界限；他們當時在國際上要「兼善美、蘇」、不偏不倚，不便高舉社會主義的旗幟；更何況，他們要在國統區生存發展，也須儘量避免「赤化」的嫌疑。「民盟」的另一位理論家張東蓀倒是對「中間路線」的實質有過詳細的說明。按照他的解釋，「中間路線」就是「在所謂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之間我們想求得一個折中方案」。說得更具體些，就是「在政治方面比較多採取英美式的自由主義與民主主義，同時在經濟方面比較多採取蘇聯式的經濟計劃與社會主義。」21對於這種將民主主義於社會主義折衷調和而合熔於一爐的方案，張東蓀還著專書進行理論上的闡述。他指出「民主主義的概念基型是自由平等。這二概念可以說是一個理想的基本概念。自由與平等有互相關係遂又發生一些概念，介乎其間，即公道、人權、與理性等是已。再把這一些概念加入其中便形成一簇或一個概念群。這個概念群（是一串概念），是民主主義與社會主義在概念方面的根底。我要鄭重告訴國人的是：民主主義的概念基型是這些概念，而社會主義的概念基型亦正是這些概念。並非有兩個不同的概念基型。正因為民主主義與社會主義同依據於同一的概念群為其基型，所以兩者在本質上，就是一個東西。」22

　　「第三條道路」、即社會民主主義道路曾經有過成功的一線希望。抗日戰爭勝利前後，國際反法西斯事業的迅猛發展為中國政治民主化提供了國際環境，民主政治的勝利被認為是勢不可擋的世界潮流；國共兩黨這兩個武力集團形成了某種勢均力敵的對峙狀態，國民黨佔有相對的軍事優勢、共產黨則佔有相對的人心優勢；全國各界民眾、特別是城市居民經歷多年的戰爭苦難，渴望和平和安定；美蘇兩國出於各自的利益，也希望國共兩党能夠和平解決兩者的分歧。國共兩党領袖還真的在1945年8月坐到了談判桌上，經過一個多月的討價還價，於10月10日訂立了《國民黨政府與中共代表會談紀要》（「雙十協定」），確立了以「和平、民主、團結、統一為基礎」的和平建國基本方針，並決定召開各黨各派共同參加的政治協商會議解決分歧、制訂具體的政治方案。23這當然是了不起的成就，是以「民盟」為代表的「第三勢力」夢寐以求的成果。

　　以「民盟」為代表的「第三勢力」抓住這個千載難逢的歷史機遇，扮演名副其實的中間調停人角色，力圖從左右兩極將國共兩黨拉到社會民主主義的中間路線上來。其實，如果我們不把國、共兩黨當時的政綱和言論都當成欺騙宣傳和政治把戲，便應承認他們的政治經濟主張與「民盟」政綱其實相去不遠。中共的終極目標是實現共產主義，但它在當時揭櫫的是「新民主主義」，如果放棄對「領導權」的要求，平等地對待其他黨派，便與社會民主主義大同小異。國民黨自稱奉行三民主義，包括民族獨立、平均地權、節制資本和五權憲法等具體原則和主張，如果誠心誠意付之實施，與「民盟」的社會民主主義政綱更加接近。1946年1月，政治協商會議如期召開，給「第三勢力」充當歷史主角提供了理想的政治舞台。這個會議基本上按照「民盟」的意圖通過了關於和平建國、制訂憲法、建立多黨聯合政府和軍隊國家化等各項決議。一個實行民主憲政、具有社會主義傾向的新中國似乎勝利在望。

　　不幸的是，國共兩黨、特別是當家的國民黨主要領袖並不將紙上的這些協定和決議當真。他們都沒有、和不相信政治上的雙贏觀念，而是固執地認定在權力這一關鍵問題上不是你死就是我活，沒有讓步和解的餘地。而當時中國也確實存在諸多足以激發人們進行你死我活的搏鬥的社會矛盾。於是乎，國共兩黨終於各率幾百萬軍隊到你死我活的戰場上去決一高低，社會民主主義者及其他「中間派」的人士們只有徒喊奈何。那些因為各種歷史機緣而出於關鍵地位的人物在關鍵時刻所作出的選擇，可以影響幾代人的命運。

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難題和社會民主主義的展望

　　在毛澤東時代，帶上西方印記的自由民主主義思想被斥為「資產階級腐朽沒落的意識形態」而打入冷宮，社會民主主義連同其他標記的「修正主義」或「機會主義」因為來之內部，更被視為「最危險的敵人」而大加撻伐。24到了今天的改革時代，當年貼上「修正主義」或「機會主義」標簽的許多具體政策和作法都已以不同的方式正名，但對社會民主主義的全面反思仍然姍姍來遲。

　　按官方說法，當今天中國經濟改革的指導思想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理論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理論。應該說，在這些理論出台之前的幾項重大改革，如以「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取代人民公社制度、發展多種經驗和各種形式的鄉鎮企業、開放價格、對外開放、引進外資等，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倒是受明確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理論」指導下的國有經濟改革，至今仍步履維艱。國營企業改革經歷了「放權讓利」、「撥改貸/利改稅」、「承包制」、「股份制」和「抓大放小」等幾個階段，迄今仍回天乏力、無法扭轉國營企業效率低下、利潤跨坡的頹勢，不是延緩而是在加速「國有資產的流失」，而且使銀行呆帳、工人失業等問題日益嚴重。改革開放20多年來中國經濟的迅猛發展舉世矚目，「短缺經濟」的時代一去不復返了，從傳統農業向現代工商業社會的轉型已基本完成，社會整體生活水平也在向世界中等發達國家逼近。但是，由舊體制拖累和改革變形所積累下來的種種問題，特別是吏治腐敗、大規模失業和天文數字的銀行呆帳，也令世人憂心忡忡。25

　　從理論的角度說，中國改革的套路是遵從典型的市場社會主義意識形態，也就是試圖謀求政府計劃和自由企業、公（國）有制和市場秩序之間的妥協和共生，以創造超越資本主義的效率和社會公正。對於這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除個別例外，當前國際理論界並不分享中國政界和理論界的樂觀。市場社會主義的理念萌芽於20年代布哈林等人關於「通過市場關係走向社會主義」的理論的探討，在30年代經蘭格和狄更森等經濟學家的系統化而成型。26此後便分成兩支。一支是西方「市場社會主義者」們在書齋裏的想像、展望、設計和論證，特別是在西方自由民主主義的政治框架內如何向市場社會主義轉變、建立「社會所有制」的可行性研究，但至今仍舊只是紙上談兵。27

　　另一支是從50年代起在東歐、蘇聯各國相繼出台的改革理論、實踐和試驗，曾經創造出一系列令人鼓舞的模式，最終則留下一連串失敗的記錄。匈牙利經濟學家科爾奈曾經是市場社會主義理論家。他對市場社會主義改革失敗的權威解釋是，原共產主義國家的市場社會主義改革自身存在著不可克服的內在矛盾。在他看來，在基本維持原有政治體制和權力結構的歷史條件下，對市場經濟的利用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高經濟效率，卻無法建立正常的市場秩序。在這種市場社會主義框架中的黨政官員行政調節機制和市場調節機制，並沒有像人們所希望的那樣形成互補關係，使資源配置更加合理和公平，而是與此相反，走向兩種機制相互為害、市場紀律和行政紀律同時失靈的局面。由於市場經濟條件下單位利益和個人利益剛化格局的出現和各級官員職業選擇多元化的可能性，在權錢交換利益驅動下的政紀敗壞便成為司空見慣的事情；與此同時，由於原有的政治體制和權力結構依舊存在，政府或各級黨政官員在很大程度上依舊掌握著資源配置的大權，各種市場原則便往往不能貫徹到底，特別是國營經濟領域的預算軟約束痼疾無法消除。結果便是原蘇聯和東歐各國的經濟失控和社會混亂。28

　　在西方世界，社會民主主義這一社會主義的另一個分支倒是取得了很大成就。本來，當19世紀中葉國家共產主義運動在西方出現的時候，共產主義和社會民主主義這兩個概念是共通的，馬克思雖然鍾情於共產主義，但也認可共產主義和社會民主主義這兩個概念互換使用。只是在19世紀和20世紀兩個世紀之交國家共產主義運動內部發生了大決裂，包括列寧、伯恩斯坦及考茨基之間的大論爭，共產主義與社會民主主義才分道揚鑣、勢同水火。起初的分歧只在於實現社會主義的手段和方法。共產主義者要通過「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來實現社會主義；社會民主主義者則認為，實現社會主義只能利用西方社會原有的自由民主制度來走議會選舉的道路。共產主義者後來在許多不發達國家通過暴力革命取得了政權，建立起來的卻是有違馬克思初衷的「國家社會主義」(statesocialism)。社會民主主義者以1926年英國工党領袖麥克唐納出任首相為起點，也在歐美各國通過議會選舉掌握或分享政權。但是，他們在執政過程中逐步放棄了消滅私有制、全面推行公有制及計劃經濟等等在他們看來不合時宜或有害無益的理想。特別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社會民主主義在歐美凱歌行進的時期裏，社會民主主義者致力於基本上以凱恩斯主義為指導思想的加強政府干預力度、增加公共開支、刺激有效需求、實現完全就業、建設「福利國家」(welfare-state)等目標，因而不但與東方的「國家社會主義」、也同西方的市場社會主義區別開來。而自從70年代末以來，由於經濟全球化的衝擊和社會民主主義的實踐導致了意料不到的通貨膨脹和失業同時高居不下的「滯脹」(stagflation)現象，完全就業等目標也不再堅持。29

　　社會民主主義者不斷的讓步與妥協也許令人沮喪，但正是社會民主主義在西方的實踐使西方社會發生了深刻的變化，使馬克思所體驗和認識的資本主義社會變得面目全非：資本家的財富權力受到了相當程度的削弱，工薪勞動者的權力、地位和生活水平得到了實質性的提高，社會財富因為「社會所有制」（股份制和各種公共基金的普遍化）的擴大而分散了，由公費醫療、免費教育和失業津貼等多種機制構成的「福利國家」也大大地減輕了貧困階層的疾苦。整個社會的階級結構也與19世紀的資本主義社會不可同日而語：以白領工薪階層為主體的中產階級成為人口的壓倒多數、而以製造業工人為主體的產業工人階級降為人口的少數（約為百分之二十）。資本主義對社會主義運動所作出的妥協與讓步，並不比社會主義自身的妥協與讓步更少一些，以至於將當今西方社會繼續稱為資本主義社會已相當勉強，倒不如稱為社會民主主義社會更為恰當。當然，西方各國的社會民主化程度並不一致，以被稱為「斯堪的納維亞模式」的北歐各國（還應該包括澳大利亞、新西蘭和加拿大）程度最深，歐洲其他國家次之，美國程度最淺。

　　由於中國改革日益受到深層次問題的重重困擾，也由於西方掀起「第三條道路」（社會民主主義）的小小波瀾，以及社會民主主義在東歐的抬頭或回升，中國人對社會民主主義的興趣在90年代末以來也日漸升溫。中國社會的這種思潮變遷饒有興味。國人在80年代曾經對現代化如癡如狂，但剛剛跨上現代化門坎便又開始了對現代化的詛咒；國人曾長期將蘇聯視為各弱小民族的監獄，但又對蘇聯的解體和各民族的獨立深感悲憤；中國在80年代曾積極效仿東歐各國的改革經驗，但在「蘇東劇變」之後又立刻將東歐經驗視為鳩毒；中國在80年代曾經將東歐視為必須追趕的先進，在「蘇東劇變」之後又立刻將自己視為東歐必須學習的榜樣。而當今的現實是，東歐和俄國已逐步走出了劇變所帶來的混亂和危機，邁開了經濟復蘇的步伐並開始從容地從事對包括社會民主主義在內的多種發展方向的多元選擇。而中國則面臨改革深水區的種種難題，窮於應付、捉襟見肘。與此同時，西方的社會主義勢力也開始反擊新保守主義的一些倒行逆施、特別是基於市場原教旨主義的種種政策，著手對社會民主主義的「更新」來迎接各種新的挑戰。這樣，在包括東歐在內的歐美各國，社會民主主義的勢力都在強有力地回應前一時期盛極一時的新保守主義回潮。從這一角度來看，中國社會思潮的變遷多少體現著全球範圍內的思潮變遷。

　　90年代末以來的中國社會民主主義思潮有多種表現形式。最明顯的表現在於知識界對東歐社會民主主義實踐的再認識和對西方社會民主主義理論的關注相映成趣。應該說，中國人在80年代就對社會民主主義的理論和實踐表現出了濃厚的興趣，國外社會民主主義的主要理論著作都有了中譯本，並得到了廣泛的介紹。「民主社會主義本來就是科學社會主義的別名」、「民主社會主義就是社會主義加民主」、「民主社會主義是在發達國家實現社會主義的道路」等等觀點，曾在一定範圍內廣泛流行。30由於特定的語境，人們不能公開直接地提倡社會民主主義和民主社會主義，而只能通過對「瑞典模式」的讚賞和介紹等間接方式表達其願望。311989－1991年間國內外意外的重大變故突然打斷了這一思想行程，社會民主主義或民主社會主義在90年代初再度淪為大批判的對象，直到90年代末才出現新的轉機。一個重要的標誌是人們開始打破禁區、相對冷靜客觀地探討蘇聯東歐的歷史劇變。那些具有理論勇氣的人們不再滿足於將「蘇東劇變」簡單地歸結為西方的和平演變和戈爾巴喬夫等人倒向社會民主主義的「叛賣行經」，而是認真地探討導致國家社會主義在那些地區崩潰的「深層原因」：阻礙社會進步、從而失去人心的政治體制、經濟體制和文化體制。32至少是部分地基於對「蘇東劇變」的這種新認識，人們才又恢復了客觀地認識和評價社會民主主義的勇氣。一些對社會民主主義素有研究的學者，鄭重地將社會民主主義或民主社會主義當成「社會主義的分支」來借鑒。33更多的興趣則集中於歐美走紅的「第三條道路」，而且大都正確地將其視為社會民主主義的最新表現狀態。34

　　其次，在時下仍在進行的「自由派」和「新左派」的論戰中，社會民主主義也是一個熱門話題。35有趣的是，雖然部分「新左派」廣泛利用新馬克思主義等社會主義的思想資源、以至於社會民主主義的一些詞句，但由於他們對國家社會主義一些機制的鍾愛和對市場化和全球化的情緒化敵視，他們之中多是些後現代主義者、民粹主義者和極端民族主義者，而不是社會民主主義者。倒是「自由派」的思想主張更接近社會民主主義。且不說「自由派」中間不乏社會民主主義的信徒，如秦暉、朱學勤、何清漣等，「自由派」大都主張政治體制改革和經濟體制改革雙管齊下，而且除一些「經濟自由主義者」外，都同時強調經濟效率和社會公正，熱烈擁抱自由平等、社會公正和互助合作等社會民主主義的核心價值。用秦暉的話說，他們所強調的是公民權力、個性解放、自由民主、平等競爭和程序公正等價值所構成的「自由主義與社會民主主義的共同底線。」36這種現象本來也不足為奇，因為就思想和知識譜系而論，社會民主主義與自由主義具有直接的傳承關係。

　　再次，也許更為重要的是，中國決策圈也開始關注社會民主主義。東歐的共產黨在「蘇東劇變」中相繼改宗易幟、轉變為社會民主黨，這是世人有目共睹的事實，中共曾一度引以為戒。但是，中共對社會民主黨及社會民主主義的態度在90年代末以來似乎發生了微妙的變化。據稱，江澤民的「三個代表」思想在2000年初剛剛提出，便立即遭到黨內一些人士的異議，認為提倡代表「最廣大人民」的利益而不強調中國共產黨是「無產階級先鋒隊組織」，這是向典型的社會民主主義黨綱和通常標榜為「全民黨」的社會民主黨靠攏。這種指責並非空穴來風。從「三個代表」思想可以引申，由各類企業家和各界專業人士所構成的「有產階級」，恐怕比傳統意義上的「無產階級」更有資格充當「最先進生產力」的代表。但是，中共決策圈並不為所動，反而甘冒「離經叛道」之風險、加強對各國社會民主黨的研究以借鑒其經驗。37一些智囊機構或智囊人士更直接向党進言，建議模仿社會民主黨、沿著社會民主主義的方向修改黨綱。38據說國家體改辦主任潘岳最近還提出了一個以共產主義為理想、以社會民主主義為宗旨的新的政治體制改革方案。39

結　論

　　無論是就中國而言還是就整個世界而言，對社會民主主義的選擇都要求人們重新認識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而重新認識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正是擺在整個人類面前的新任務。由於政治和意識形態上的敏感性，對資本主義下定義是很困難的事。在我們的語彙裏，資本主義素來名聲不佳，總是與貪婪、剝削和壓迫等字眼連在一起。應該說，資本主義這一概念從一開始就是19世紀的社會主義者對他們所生活的社會所作的充滿敵意的概括核描述，道德義憤遠遠超過學術良知和學理的嚴肅性。根據人類社會這兩個世紀以來的經驗，從純學理的角度說來，資本主義可以簡單地歸結為以私有財產和自由企業為基礎、將效率和利潤置於首要地位的社會制度和相應的價值觀念體系。從激勵機制、經濟活力和實現個人價值等角度說，資本主義的積極功能是顯而易見的。不過，資本主義所鼓勵的確實是自私和競爭等人性中那不太光彩的一面、而不是利他和互助等等高尚的一面。因而可以理解，資本主義從來就不可能是道德家們所青睞的對象，在社會經濟學說中最多也只能被視為「必要的惡」來認可。即便是因為宣告「歷史的終結」而被當今世人視為資本主義頭號辯護士的福山，實際上也沒有直接為資本主義辯護。他置於共產主義對立面的不是資本主義，而是「自由民主主義」(LiberalDemocracy)。而且，他也並沒有被自由民主主義的勝利衝昏頭腦。當他瞻望人類的前景時，便再也沒有回顧自由民主主義凱歌行進的歷史時所帶來的喜悅，而是對資本主義的隱患與人性的弱點流露出揮之不去的憂慮。40無獨有偶，另一位舉世聞名的資本主義辯護士布熱津斯基在著書歡呼共產主義的「大失敗」之後，又大聲疾呼人們去救治資本主義「大失控」的種種病態，諸如享樂主義、消費主義、貧富懸殊、道德墮落、精神空虛等等。顯然，歷史沒有、也不應該終結於資本主義。41

　　然而，本來信誓旦旦要取代資本主義的社會主義遇到了更大的麻煩，對社會主義的重新認識恐怕還要更加複雜。全球只有幾個國家還挂著「社會主義國家」的招牌，而且前途未蔔。不過如果我們不是依然像以往那樣狹隘地理解社會主義，有足夠的勇氣割棄那種動輒將倡言妥協的派別逐出教門的極左傳統，社會主義者便不至於那麼孤獨。國家社會主義、市場社會主義和社會民主主義都是人類試圖取代、超越或改造資本主義的嘗試，我們有充分的理由將它們都視為社會主義的分支。原共產主義國家的改革和蘇東劇變表明，那種以一黨統治、國有制和中央指令性計劃為基本特徵的國家社會主義已徹底失敗、失去人心。市場社會主義雖然稍勝一籌、但前景也不看好。以哈耶克為代表的奧地利學派曾論證，由於人類知識的局限和信息的不完全性，社會主義者關於利用新自由主義均衡理論來測算供需平衡並編制完善計劃的設想只不過是烏托邦；而且，由壟斷性的國家權力機關取代個人的自主和經濟決策並強制執行中央計劃，是一條「通向奴役之路」。42經濟學上的實證性研究並不妨礙市場社會主義思想在世界範圍內薪盡火傳，但市場社會主義的理論困境以及它在東歐的失敗記錄，確實使這一思想流派罩著濃重的陰影。

　　時下在歐美走俏的社會民主主義（「第三條道路」），恐怕是最有生命力的社會主義支派。這當然不是說社會民主主義沒有遇到難題。「第三條道路」正在受到左右夾擊。來自右面的攻擊將其視為社會民主主義者束手無策的表現；來自左面的攻擊則將其視為對社會主義事業的進一步叛賣。「第三條道路」確實不像傳統的社會民主主義那樣旗幟鮮明，但誠如吉登斯所說，它是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對社會民主主義的發展和更新(renewal)。43「修正主義」的惡諡在社會主義陣營其實也已不再那麼嚇人，審時度勢、實事求是地及時修正政綱以適應時代的要求，本應是社會主義事業發展的常軌。傳統的社會民主主義所遇到的挑戰相當嚴峻。隨著日益加速的全球化進程而愈演愈烈的資本外流和產業空殼化使完全就業成為高不可攀的目標；高增加公共開支來刺激經濟和保證充分就業的政策已導致高通脹和高失業率相交為患的「滯脹」而難以為繼；「福利國家」由於財政壓力、廣泛的濫用和人口老化等因素的侵蝕而春光難再；產業工人、特別是藍領工人所佔人口比例的急劇下降使傳統社會民主主義的社會基礎（選民人數）日漸消失。為了避免日暮窮途的命運，社會民主主義者唯有隨機應變、迎接挑戰。「第三條道路」的倡導者們在高揚平等、社會公正和互助合作等社會主義基本價值的同時，依據新的歷史條件和國際環境，提出以市場機制、公民社會和福利國家三強並重的方針來對付危機，似乎是令人鼓舞的因應之道，儘管社會民主主義再造輝煌還要假以時日。「第三條道路」近年來在英、美兩國格外引人注目，並不是因為那裏的社會民主主義事業更為先進，而是從70年代末開始對勞工立法和「福利國家」的新保守主義反44攻倒算在英國（撒切爾政府）和美國（裏根政府）為害最烈。

　　當今世界與以往其他世代一樣存在著多種發展的前景，對社會民主主義的全球性興趣未必能構成「歷史潮流」之類的東西。不過，根據人類現有的經歷和經驗，社會民主主義顯然是能兼顧公平和效率的一種制度安排。基於中國的改革陷入左右為難的局面、提高經濟效率和建全社會基本生存保障的兩種任務都同樣迫切、以及中國廣大幹部和民眾有限的心理承受力，具有鮮明妥協性格的社會民主主義實在不失為明智的選擇。這種歸宿也許沒有中國人最初擁抱社會主義時那樣激動人心，但卻無疑是沈穩成熟的表現。

　　當然，即使人們確立了社會民主主義的目標，各國走向這一目標的途徑可能因為出發地點的不同而迥然異趣。如果說西方沿社會民主主義方向發展的難題在於資源配置的進一步社會化（社會所有制）和加強對資本的控制；那麼中國的難題可能更多地體現於政治的民主化和資源的解放。民主化的關鍵內容當然是建立和完善名副其實的憲政。而社會民主主義方向的民主化還特別強調市民社會的成熟和完善。這一方面是指建立維護各種個人神聖權利的法律框架，使這些權力不再受到國家權力的侵犯和威脅；另一方面是指各種職業機關、社會團體和專業協會從國家那裏獨立出來、能有效地維護其成員的利益並有效地形成對國家權力的制約。當代社會民主主義的目標是力求建立強社會、強市場和強政府三強並重的社會體制。但願社會民主主義能給中國和世界帶來新的福祉，儘管「福利國家」的實現程度只能因地制宜、量力而行。

註釋

1ChowTse-tung,TheMayFourthMovement:IntellectualRevolutioninModernChina,Campidge,Ma.:HarvardUniversityPre,1960;丁守和、殷叔彝著：《從五四新文化運動到馬克思主義的傳播》（北京：三聯書店，1979年）；VeraSchwarcz,TheChineseEnlightenment:IntellectualandtheLegacyoftheMayFourthMovementof1919,Berkeley: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1986.馮崇義著：《羅素與中國》（北京：三聯書店，1994年）。

2參閱陳獨秀：，載《每周評論》第一期，1918年12月22日。

3真實或想像中的民族屈辱常使大批親西方的中國知識份子迅猛地轉向反西方的立場。類似的例子還有1946年12月美軍強姦北大女生沈崇事件、1993年北京申辦奧運會失敗事件和1999年5月北約轟炸中國駐貝爾格萊德大使館事件。

4毛澤東：，載《毛澤東選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69年），頁1359－1360。

5參閱陳漢楚：《社會主義在中國的傳播與實踐》（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1984年）。

6張東蓀：，載《解放與改造》第1卷第1號，1919年9月。

7，載《新青年》第7卷第1號，1919年12月。

8陳獨秀：，載《新青年》第8卷第1號，1920年9月；陳獨秀：，載《新青年》第8卷第4號，1920年12月；陳獨秀：，載《新青年》第9卷第3號，1921年7月；李大釗：，載《評論之評論》第1卷第2號，1921年3月；李達：，載《新青年》第9卷第1號，1921年5月。

9譚鳴謙（即譚平山）：，載《新潮》第1卷第5號，1919年3月。

10譚鳴謙：，載《新潮》第2卷第3號，1919年12月。

11杜威：，載《每周評論》，第26期，1919年6月15日。關於杜威在華演講的影響，參閱BarryKeenan,TheDeweyExperimentinChina:EducationalReformandPoliticalPowerintheEarlyRepublic,Campidge,Ma.:HarvardUniversityPre,1977.

12陳獨秀：，載《新青年》第7卷第1號，1919年12月。類似的觀點參閱；，載《教育潮》第1卷第3號；，載《新空氣》第1卷第1號。有人更直截了當地表示要「創造德莫克拉西的新社會──自由、平等，沒有一切階級、一切壓迫的和平幸福的新社案會」。，載《新社會》第1號，1919年11月。

13關於社會民主主義的歷史，參閱DonaldSaoon,OneHundredYearsofSocialism:theWestEuropeanLeftintheTwentiethCentury,London:I.B.TaurisPublishers,1996.

14恩格斯：《反杜林論》（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頁13。

15詳見朱建華、宋春主編：《中國近現代政黨史》（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林茂生、王維禮、王檜林主編：《中國現代政治思想史》，（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英文著作參閱LymanVanSlyke,EnemiesandFriends:TheUnitedFrontsinChineseHistory,Stanford:StanfordUniversityPre,1967;RogerB.Jea(ed),RoadNotTaken:TheStruggleofOositionPartiesinTwentieth-CenturyChina,Boulder:WestviewPre,1992,.339-345.

16參閱許紀霖：，載《開放時代》(廣州)，1998年第4期。許紀霖：，載《開放時代》(廣州)，2000年第1期。許紀霖認為現代中國自由主義的主流思潮是社會民主主義。

17（1941年10月10日），載中國民主同盟中央文史資料委員會編：《中國民主同盟歷史文獻（1941－1949）》（北京：文史資料出版社，1983年），頁1。

18施復亮：，載《時與文》第1卷第1期，1947年3月。施復亮原名施存統，是中共創始人之一，對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分析方法倒很熟悉。

19（1945年10月臨時全國代表大會通過），載中國民主同盟中央文史資料委員會編：《中國民主同盟歷史文獻（1941－1949）》（北京：文史資料出版社，1983年），頁66－70。從內容上看，「民盟」的這一政綱很可能參考了英國工黨1945年第44屆年會所發表的題為《讓我們面向未來》的政綱。「民盟」的一些領導人與英國社會主義者的聯繫本來就相當密切。1945年7月英國工黨在大選中以壓倒多數獲勝、上台執政，其衝擊波可想而知。

20當然，當時的國內、國際輿論也有將社會民主主義稱為「第三方面」的時尚。參見，載《大公報》（天津），1948年1月19日。

21張東蓀：，載《再生周刊》第118期，1946年6月。

22張東蓀：《民主主義與社會主義》，上海觀察出版社1948年版。轉見蔡尚志主編：《中國現代思想史資料簡編》，第5卷（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頁220－221。

23，載《解放日報》1945年10月12日。

24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運動史上將「修正主義」或「機會主義」視為主要敵人，大抵始於列寧1920年7月19日在共產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上，《列寧選集》第四卷第329頁。

25參閱何清漣：《現代化的陷阱：當代中國的經濟與社會問題》(北京：今日中國出版社，1998年)；左輔主編：《21世紀誰給你飯吃：中國下崗與再就業問題聚焦》（百花洲文藝出版社，1998年）；張建華主編：《中國面臨的緊要問題》（北京：經濟日報出版社，1998年）；張學斌等：《改革危險期》（北京：中華工商聯合出版社，1999年）；陳波：《中國反腐敗二十年》（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年）。

26O.Lange,’OntheEconomicTheoryofSocialism’,ReviewofEconomicStudies,Vol.4,No1&am2,1936-1937;H.D.Dickion,TheEconomicsofSocialism,OxfordUniversityPre,1939.

27代表性著作有W.Brus,TheMarketinaSocialistEconomy,London:RoutledgeandKeganPaul,1972;A.Nove,TheEconomicsofFeasibleSocialism,London:AllenandUnwin,1983;D.Miller,Market,State,andCommunity:TheoreticalFoundatioofMarketSocialism,Oxford:Clarendon,1989;R.Blackburn,AftertheFall:theFailureofCommunismandtheFutureofSocialism,London:Verso,1991;J.A.Yunker,SocialismRevisedandModernized:theCaseforPragmaticMarketSocialism,London:Praeger,1992;C.Pierson,SocialismAfterCommunism:TheNewMarketSocialism,Campidge:PolityPre,1995.

28J.Kornai,TheSocialistSystem:thePoliticalEconomyofCommunism,Princeton:PrincetonUniversityPre,1992.

29關於社會民主主義在西方的歷史，參閱D.Saoon,OneHundredYearsofSocialism:TheWestEuropeanLeftintheTwentiethCentury,London:I.B.TaurisPublishers,1996.社會黨國際1951年曾通過決議用「民主社會主義」(democraticsocialism)概念替代「社會民主主義」(socialdemocracy)概念，以強調他們與共產主義專制政治的區別。東歐和原蘇聯在80年代末的改革過程中也曾經打出「民主社會主義」這面旗幟，或被人冠以「民主社會主義」。但社會民主主義和民主社會主義這兩個概念實際上早就不存在實質性的差別。

30徐崇溫：《民主社會主義評析》（重慶：重慶出版社，1995年），頁2。

31代表性的著作有黃范章：《瑞典「福利國家」的理論與實踐》（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李興耕編：《當代西歐社會黨的理論與實踐》（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黃安森、張小勁編：《瑞典模式初探》（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

32最有代表性的成果參閱宮達非主編：《蘇聯劇變新探》（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98年）。

33參閱向文華對殷叔彝、黃安森的訪談，載向文華主編：《世紀末的思考》（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1998年），頁153－181。

34參閱王學東、陳林等：《九十年代西歐社會民主主義的變革》（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1999年）；王振華、劉緋、陳志端主編：《重塑英國：布萊爾主義與「第三條道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年）；陳林、林德山主編：《第三條道路：世紀之交的西方政治變革》（當代世界出版社，2000年）；楊雪冬、薛曉源主編：《「第三條道路」與新的理論》（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年）。

35參閱許紀霖、劉擎、羅崗、薛毅：，載許紀霖：《另一種啟蒙》(廣州：花城出版社，1999年)，頁276－302；李世濤編：《自由主義之爭與中國思想界的分化》（時代文藝出版社，2000年）；袁偉時：，載《二十一世紀》（香港）2000年第10號；秦暉：<自由主義、社會民主主義與當代中國「問題」〉，載《戰略與管理》（北京）2000年第5期。

37WillyWo-LapLam,’AealingtotheModernComrade’,SouthChinaMorningPost,1November2000.

38，載《香港經濟日報》，2001年2月22日。

39未經證實的全文見潘嶽：，載《開放雜誌》（香港）2001年7月號,第28-38頁。

40F.Fukuyama,TheEndofHistoryandtheLastMan,London:PenguinBooks,1992,particularly’PartVTheLastMan’.

41Z.Brzeziki,TheGrandFailure:TheBirthandDeadofCommunismintheTwentiethCentury,1989;Z.Brzeziki,OutofControl:GlobalTurmoilontheEveoftheTwentieth-firstCentury,NewYork:MacmillanPublishingCompany,1993.

42F.Hayek,TheRoadtoSerfdom,London:RoutledgeandKehanPaul,1944;F.Hayek,’TheUsesofKnowledgeinSociety’,AmericanEconomicReview,September1945.

43A.Gidde,TheThirdWay:TheRenewalofSocialDemocracy,Campidge:PolityPre,1998;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