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传播的人文精神:

内容摘要】人文精神贯穿于电视传播的内容和形式中。纵观近年的电视节目，可以看到人文精神在电视传播中表现出以下特点：

它不仅是西方输入的思想，而且在中国的民族传统中早已有之；它是开放的、发展的，伴随时代的变化而注入新的内容；它不仅弘扬真善美，而且批判假恶丑；它与技术的互相融通更好地满足了人性的需求。

【关键词】电视传播；人文精神；民族性；时代性；批判性；技术性

人文精神是当前学术领域探讨的重要话题，各个学科都十分关注它。不仅社会科学领域开展热烈讨论，自然科学也与它紧密联系；不仅历史研究对它寻根溯源，而且地理学中也有它的踪影，乃至在经济、法制、体育、生态等领域也得到普遍认同。人们今天如此推崇人文精神，是中国社会转型期市场经济和高科技两大洪流猛烈冲击的必然结果。一方面，市场经济的迅猛发展在推动社会巨大变革的同时，也造成了社会新的不平衡和新的问题，需要以人文精神来调节和疏导，从而维持社会肌体的健康和稳定；另一方面，日新月异的高科技以神奇的力量改变着人们的工作和生活，却容易导致技术霸权，物欲至上，忽视人的力量，造成精神失落，这也需要人文精神与之整合，给予提升。因此，提倡人文精神是社会的需要，也是媒介的责任。

电视，作为大众传播领域影响最大的传播媒介，作为当前最引人注目的文化载体，有责任、有能力积极倡导人文精神，以推动文化建设的不断深入，促进进步的价值观的建立，从而为国家的强大和发展做出贡献。

人文精神存在于中外古今，人们对它的内涵有种种不同的理解，但有一点是基本的共同点，那就是：关怀人类，弘扬人性。其表现分为两个方面：其一，是对人的关注，特别是对人的生存状态和需求的关注。其二，是对人的尊重，是对人性和人的价值的充分肯定和张扬，即马克思所说的“大写的人”。后者是一种更高境界的人文精神。

人文精神随着地域、时代、媒介的不同而有不同特点，从当前电视传播的内容和形式来看，它的人文精神表现出以下特点：民族性、时代性、批判性、技术性。

民族性

提起人文精神，人们往往想到欧洲文艺复兴中高扬的人性，以孟德斯鸠、伏尔泰、卢梭为代表的人道主义，费尔巴哈的人本学辩证法，马克思的人本主义哲学，乃至当代西方现代哲学的人道主义……这些思想，都来自于西方。然而，当我们蓦然回首，重新审视一下自己脚下这片土地时，我们会发现，中华民族的人文精神早已有之，它源远流长、千年流淌。早在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思想自由，人文精神十分活跃。以后在长期的封建统治中，形成了以儒家为支柱的传统文化。儒家以人为中心，其“核心价值理念是‘内圣外王’和‘天人合一’……由‘内圣’到‘外王’表达了传统儒家处理人类活动的两大领域——道德修持与政治实践，人的两种基本素质——德性与才智之间的关系和价值准则”。⑴由这一点出发，它在政治上强调德治、民本互为表里，讲和合，重统一，注重群体利益、社会责任；在人际关系上，提倡仁性和礼治，注重人际和谐，人伦之道；在人格意识上，注意理想道德的培养和理想人格的实现，强调价值内在、生命自持，高扬气节、情操，重义轻利，讲究诚信……传统文化的这些人文因素，一直延续到今天的生活中。

电视作为反映现实生活的大众传播媒介，必然把生活中的各种现象和渗透其中的文化反映进去，其中自然也包括传统的人文精神，这种人文精神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民本思想

儒家思想是一种“心”的文化，提倡德治，体现出对人的尊重和对人性的依赖，“从其基本的努力对象来说，我们不妨方便地称之为民本主义”。⑵它认为民与国家不可分离，“特着重确定以人民为政治的惟一对象”。⑶“在儒家看来，‘神’、‘国’、‘人君’都是为民而存在，都是以对于民的价值的表现为各自价值的表现。”⑷我们所知道的“民为邦本”、“民，神之主也”、“民之所欲，天必从之”等提法，都体现了这样一种民本思想。尽管其根本目的是维护统治者的长远利益，但关心人民、尊重人民总是于国于民都有利之事，应该给予肯定。

中国电视自90年代开始，话语权从政府下放到人民，平民意识大大加强，老百姓的生存状态和权益受到重视，“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是最有代表性的提法。一些富有强烈责任感的电视创作者以深切的同情关心民生疾苦，反映百姓呼声。他们用摄像机记录了百姓们面临的种种困难和问题：贫困问题、住房问题、疾病问题、失学问题、下岗问题……这些，体现了普通百姓生存的艰难，生活的沉重。同时，创作者们以喜悦的目光捕捉到普通人身上闪跃着的人性光辉和生命活力：艰难中的努力，困顿中的乐观，对理想的追求，对道德的维护，显示了平淡中的伟大，琐碎中的崇高，为屏幕增添了明媚的阳光。更为重要的是，电视传播理念从传者中心转向受者中心，受众本位思想得以确立。从电视的栏目定位、节目选题、角度选择、采访方式、表现

2.仁德思想

仁德思想是儒家道德理性的具体落实。“仁”是儒家人格形象的核心，“天下归仁”是其群体人格理想的最高境界。“‘仁德’最基本的思想是爱人，即孟子概括的‘仁者爱人’。它主要体现为处理人际关系中的那种深厚和睦的情感意识。”⑸这种仁德思想运用于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之间，形成和谐的人际关系；同时，又使个人置于群体关系之中，绝对尊从群体，个人的独立和价值被放到次要的地位。

当今的电视传播注意揭示人物的感情因素，努力表现各种各样的爱：天伦之乐、夫妻之爱、手足之情、朋友之谊。我们忘不了纪录片《半个世纪的爱》中那对相濡以沫、相依为命的老年夫妇；我们忘不了《新闻调查·第二次生命》中为了医治女儿的尿毒症而毅然摘掉自己右肾的母亲；我们忘不了《中国人·姥姥》中被称为“姥姥”的林洁如何为孤儿们的成长而奔波、操心的历程；我们忘不了《生活空间·爱的奉献》中那个38年如一日地照顾有病老伴的老头……这种爱，扩展到社会上，就会形成和谐的人际关系，营造出温煦和洽的氛围：纪录片《十字街头》中那些维护交通秩序的老年纠察队员好像是自己家里慈祥和蔼的老爷爷；纪录片《德兴坊》中那朴实亲密的邻里情谊，令人感到无比温暖……这些表现，充满了人情味。当然，爱还有更高的层次，那就是对祖国的爱，对事业的爱，对集体的爱。《东方时空》中，不管是业绩突出的知名人士，还是默默无闻的普通百姓，都表现出这种爱。而当家国之爱与亲人之爱发生冲突的，总是以个人服从集体，小我服从大我，显示了传统人格中的群体意识。

3.崇高人格

崇高是一个美学概念，也是一个道德概念。如果说，仁德思想注重的是道德伦理，那么，崇高人格则体现着庄严伟大的道德理想和坚韧激越的情感风貌，亦即古人所说的“大”美。这是一种内在美，体现了主动有为的责任意识和进取精神，闪跃着动人的生命光彩。它表现为建功立业的雄心壮志，危难时刻的浩然正气，面对强力的独立不移，自由不羁的奔放气势……在这里，人的价值得到充分肯定，人的个体生命得到充分的张扬。我国历史上，高扬崇高人格的人一直受人尊敬。傲世独立、洁身自好的屈原，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诸葛亮，英勇杀敌的岳飞、杨家将，浩然正气的文天祥……，这些具有崇高人格的人物一直活在人们心中。

电视传播一直重视崇高人格的宣传，注意树立见贤思齐的正面典型。像《东方之子》、《中国人》所展示的各路精英，为达到成功无不付出了巨大代价，表现出建功立业的巨大气魄，充分发挥了人的本质力量；而勇斗歹徒的徐洪刚和一些抗洪英雄见义勇为、不怕牺牲的精神弘扬了中华民族的浩然正气；作家史铁生双腿残废，却把困境当作催人向上的条件，于是，用文学创作来摆脱困境，终于在文学创作中取得丰硕成果，使生命价值得以提升；另外一种人坚持自己的人生追求和兴趣爱好，不因金钱或地位而改变志向，保持了洁身自好的高尚品格。总之，电视上播出的这些人物与中华民族的传统精神是一脉相承的，体现出了十分崇高的精神境界。

以上我们从正面分析了中国人文精神在电视中的表现，而这些传统思想也有它不足的一面，如民本思想具有恩赐性质，不可能真正实现；仁爱思想容易导致对个性的束缚；崇高人格又与忠君思想联为一体……只有在现代化的社会中，才能克服以上缺憾。反映时代精神，作为时代镜子的电视必然会在继承民族传统的同时，体现出强烈的时代感。

时代性

人文精神是一个开放的、发展的概念，随着时代的变化，它的内涵会得到充实、超越、提升，因而它总是具有那个时代的特点。时代性正是指一个时期最能代表时代发展方向的思想和精神。

中国自从国门打开以后，新事物、新思想不断地涌进；同时，国内巨大的变革也不断影响着我们的工作和生活。这一切，使人的思想观念发生了巨大变化。人们变得更加开放，更具现代意识。人的思想得以觉醒，人的主体精神得到进一步发挥，传统人文思想中缺乏的科学与民主精神得到了张扬，这是对传统人文精神的超越。这一切也都在电视传播中体现出来。

1.法制意识

中国人长期以来缺少法制观念。改革开放以后，随着社会的发展，随着市场经济中错综复杂的矛盾的出现，人们的法制意识得到增强，对法律问题的关切度，对法律知识的需求度不断提高，于是，出现了《今日说法》、《庭审纪实》、《法治进行时》等法制节目以及与法制相关的新闻报道。这些节目，不仅满足了观众的知晓权；而且以案说法，使观众对这类问题从法律层面解疑释惑，弘扬了法理，提高了群众的法律意识。更为重要的是，这些节目中显示出人们的法律意识已经向更广更深的领域拓展。如果说，过去人们对法律的理解较多地停留在刑事案例方面；那么，如今，人们的法律意识已经渗透到生产、流通、工作、生活、伦理、精神等方方面面。有的甚至与传统观念大相径庭，不为一般人们所理解，带有超前的性质。而在法律意识的背后，则是人的觉醒，是对自身权益的维护，体现了自尊自强的精神。《新闻调查·婚礼后的诉讼》中，农村姑娘吉开桃在无奈情况下与一农家青年举行了婚礼，婚礼后7天状告新郎以暴力强奸她，因为他们还没有办结婚证。这一异常行为是对农村传统习俗的挑战，多数人不理解，姑娘受到多重压力和种种磨难。但吉开桃为了“夺回我的尊严”，坚持不懈，一告到底，终于取胜。这个姑娘用法律捍卫了人的权益和尊严，体现出对人的价值的重视。

2.创新意识

改革开放的年代需要创新意识和开拓意识。在这个日新月异的年代，开拓进取已成为最富时代精神的价值取向，努力创新正在成为新的价值标准。电视节目中这种意识和精神在人物报道中比较明显。如《东方之子》所报道的许多人物，都以自己独特的思考和行为走在时代的前列。其中有中国学界第一个下海的中国科学院院士刘新恒，有把学术著作科普化的复旦大学教授葛剑雄，有用管弦乐演奏纳西古乐的民族音乐家宣科，有较早提出申请专利的中国科学院院士闵恩泽……他们积极适应的时代要求，在各自的工作中进行开拓创新，取得了很好效果，而在创造业绩的过程中，人的潜力得以充分发挥，人的价值进一步实现。

3.民主意识

民主意识是西方人道主义精神的核心内容，近年来在中国也开始得到重视，民主是自由发表意见的权利，要求公平、公正、公开，反对独断专行。近年来电视中所报道的选举干部、公务员分流、毕业生就业、火车票价格听证会等内容都体现了科学、民主和公正的思想。《新闻调查·大官村里选村官》报道一个边远村庄选举村长的过程，从提名到演讲到唱票都作了充分报道，从中看出村民民主意识的萌芽，意味着人的觉醒。

民主意识还直接体现在谈话节目和对话节目中，主持人提出话题后，让嘉宾和观众各抒己见，畅所欲言，经常出现不同意见的碰撞、争论，营造出民主、活跃的气氛。

4.消费意识

中国几千年的小农经济社会形成了国人重农轻商、重生产轻流通的习惯。过去很长时间，我们的经济报道也是重生产轻生活，重领导轻群众，所以它的收看对象局限在一部分专业人士和领导干部中。

市场经济的发展使市场与广大群众的关系越来越密切。大至国家的方针政策，小至日常衣食住行，都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尤其是当今我们正在走向消费时代，人们更加关注经济现象和经济活动，于是经济报道开始寻找经济现象与人民生活的结合点。一方面，对一些国家重大的经济活动，从老百姓的角度进行宣传。如关于中国入世的谈话节目中，入世谈判首席代表龙永图从老百姓熟悉的菜市场来解释WTO，并从入世与老百姓生活的关系来说明入世的影响，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另一方面，关注生活，引导消费，围绕老百姓“衣、食、住、行、用、休闲(玩)进行多方位服务，强调反映生活、服务生活、介入生活、引导生活”。⑹于是，经济报道涉及到百姓生活的方方面面，从投资理财到起居饮食，从养身保健到旅游休闲，从人文环境到生态环境……可以说，是对人类生存的多方位观照；而且这种观照不仅是实用性的，更是引导性的，它提倡高品质、高层次、科学化的消费观念。它与消费时代同行，根据时代的发展需要，不断引进新的生活观念，使人们的消费观念得以更新，从而提高了群众的生活质量和生活品质。这也是深层次的人文关怀。“衣食者，民之本也。稼穑者，民之务也。”⑺过去只讲工作，只讲生产；不讲生活，不讲消费。如今禁锢被打破，电视传播帮助人们自由自在地享受生活的乐趣，提高生活的品位，使人的生命意识得到满足和提升。自然，这里面有一个度要把握。过分地强调消费，又将导致物欲至上，奢侈浪费。因此，消费观念的引导必须与时代同步，与大多数平民百姓的生活同步。

批判性

对于人文精神，人们往往从正面来理解，认为它是对真善美人性的赞扬，这确实是人文精神的主要表现。而本文认为，对假恶丑人性的批判和揭露也是人文精神的一个重要方面，这是由人的本性所决定的。人性是一个矛盾体，真善美与假恶丑并存。“人的本性既非善，也非恶，而是两者兼而有之。”⑻而另一方面，恶是暂时的、局部的。“在任何形式的恶中，其本质也是暂时的，因为它不能与全体相调和，任何时候它都会被事物的全体所修正。”⑼为了修正恶，就要动用批判的武器。只有在与恶的搏击中，才能显示出善的光辉。假恶丑是反人文精神的，对于假恶丑无情的揭露，正是为了更好地弘扬真善美的人文精神。这种批判精神，在当前更加需要。自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我国现代化建设成绩辉煌，国民经济飞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大大提高。但是，另一方面，现代化带来的负面影响也充分暴露：道德滑坡，价值失落，金钱至上，腐败丛生……这些问题归根结蒂是人的异化所造成。什么是异化?按照费尔巴哈的理解：“人把自己的内在本质对象化为一个外在的对象(上帝)，但是人所创造出来的这个对象却反过来压抑、支配、奴役人本身，人在异化状态中迷失了自我。”⑽简单地说，就是人被自己创造的物和环境所奴役。市场经济推动了国民经济的巨大发展，而一部分人却被他所创造的物所统治，成为物化的人，导致金钱崇拜，物欲至上，乃至腐化堕落，贪赃枉法。而社会主义的本质，就在于扬弃异化，实现人的复归。正如法兰克福学派成员弗洛姆所说：“显然，社会主义的目的是人。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去创造一种生产的形式和社会的组织。在这种形式和组织中，人能从他的生产中，从他的劳动中，从他的伙伴中，从他自身和从自然中克服异化；在这种形式和组织中，人能复归他自身，并以他自身的力量掌握世界，从而跟世界相统一。”⑾

今天，我们对社会不良现象和腐败行为进行批判、揭露，一方面是符合民心。社会上的腐败分子和不法分子坑蒙拐骗，贪赃枉法，无恶不作，害国害民，人民群众对之深恶痛绝；而蔓延甚广的不正之风，败坏了社会风气，也影响了正常的工作秩序，令人愤慨。对这些行为进行批判、揭露，大快民心，维护了社会的安定和百姓的利益，体现了党和国家对人民群众的深切关怀。人民群众由此看到了正义战胜邪恶的巨大成绩，感到有了希望，更加积极地投入现代化建设。另一方面，通过对丑恶行为的揭示，将人性上升到普遍性、抽象性、哲理性的角度来认识，挖掘根源，警示他人，扬弃人的异化，达成人性的复归，促成马克思所提出的“人的全面自由的发展”。这样就从另一方面体现出了人文精神。

电视节目中深受欢迎的《焦点访谈》和《新闻调查》集中地体现了人文精神的批判性。这里有的是属于思想认识问题，是由落后、愚味所造成，如《焦点访谈》中对农村滥建豪华坟墓、滥建寺庙的批判；有的是属于不正之风，如对于公路乱收费、非法传销活动、剽窃他人学术成果的揭示。而最引人注目的是对老百姓深恶痛绝的腐败行为的揭露，真是无恶不作，无奇不有，令人触目惊心。而《新闻调查》播出时间比较从容，往往深入到人的内心世界，发现其腐化堕落的心灵历程，给人以深刻的启示。《新闻调查》编导长江在制作《逃亡日记》时，尝试从人性的角度关注一个逃亡者，表现出贪污公款的逃亡者心灵的孤独、紧张、痛苦：拿着一箱子钱却感到思想贫乏，连个乞丐都不如，受尽了精神折磨；时时感到有人追捕，可能死亡……作品揭示了罪犯内心的惊恐、虚弱，启示人们珍惜自己所拥有的一切，切莫走向犯罪的深渊。另一方面，罪犯作为一个人，“原来生活中已有的亲情、友情以及人性中善的一面，不可能因为犯罪一下就抹得干干净净……如果人性还没有泯灭，也可以延续人间一切美好的亲情、友情。”⑿这里表现了对罪犯一定程度的关怀和希望，那就是，悔过自新，复归人性。从中体现了人文精神的开放性。

技术性

当今时代，科学与人文的融通已经成为社会各界的自觉意识，科学与人文的互启、互用、互构、互融正在成为一种日益普遍的精神文明活动。电视作为以电子技术传播人文内容的传播工具，更是直接体现了作为科学中重要元素的技术与人文的融通：人文内容依靠电子技术传播、弘扬，技术通过传播具体的内容发挥作用。它们相依相伴，互融互进。

电子技术与其他技术一样，具有双重性。一方面，它的日新月异为电视传播提供了越来越大的方便，使电视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另一方面，如果一味迷恋技术、依赖技术而忽视了思想的开拓和对人的关怀，就会陷入法兰克福学派所竭力批判的“工具理性”，从而丢弃了人文精神。因此，如何利用电视技术从形式上更好地为受众服务，成为电视人文精神的独特话题。

电视声画同步的优势提供了直接感知现实的可能性，实现了人类跨时空交流的愿望，这是最符合人类需求的传播方式。如果在传播过程中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就能最大程度满足人类本性中的求知欲、交流感、参与感。

1.求知欲

电视是传播信息的工具，人们观看电视主要是为了获取信息，得到知识。为了使信息更丰富、更深入，电视在传播方式和传播手段上不断革新：除了消息外，出现了专题报道、新闻评论、调查报道、谈话节目等有深度的节目样式，引起了观众思考；在节目编排上，出现了栏目化、板块化等结构方式，使信息集约化，更加符合观众的收视心理；在传播手段上，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现场直播的异军突起。现场直播是最具电视特点、十分符合人的心理愿望的表现形式。它以即时收看、全方位展示的优势，给人以身临其境的感觉。特别是许多现场直播配上演播室评论、主持人采访以及运用多点、多向直播等方式，多角度、多方位、多方式地展示现场，使事物的共时性、丰富性、深入性得到最佳的展示，充分满足了观众的观赏需求。在中国入世的现场直播中，不仅有白岩松在演播室的介绍、访谈和董倩在多哈现场的传播，并且还让山东、广东、四川三地的省长同时出现在屏幕上，与主持人对话，畅谈对未来的设想。多点的转播，给予观众丰富的信息量。

2.交流感

如果说，最初看电视，观众只是一个被动的接受者，那么，随着时代的发展和观众收视心理的成熟，观众越来越希望通过收看电视达到交流的目的。于是，人的作用更加突出。传播者以个体的形象出现，使传播富有人际交流的特点，形成受众和信息之间的交流和互动，增加了传播的亲和力，更能体现出人文关怀。这种交流和互动，大体上有3种形式：一种是主持人以未知者形象探索未知世界，不断向观众讲述所见所闻，激起观众的兴趣、悬念、情感，增强了节目的吸引力。一种是富有个性的评论，有独特见解，鲜明生动，激起观众求知的主动性，调动了观众思考的兴趣。最富有交流感的是现场采访。报道者往往站在观众的角度对被采访者提出问题，一问一答之间，观众参与到现场采访氛围中，形成信息与受众的互动，满足了观众进行交流的愿望。

3.参与感

随着电视的发展，观众的要求越来越高。他们要亲自到屏幕上一显身手。电视谈话节目提供了这样一个场所，让大家在屏幕上各抒己见，充分交流。这种交流，与日常的交流十分相似。可以称作拟人际交流。这种传播方式更富于人性，更能体现电视传播的人文精神。这是因为，对于直接上屏幕参与谈话的观众来说，他们在屏幕上侃侃而谈，个个精神焕发、生气勃勃，他们的个性、智慧、兴趣、见识得到充分展示，满足了人的表现欲。尤其是在相互的交流和碰撞中，激发起人心灵深处的思想和情感，使人迸发出强大的生命活力。每个人因自我价值得以体现而兴高采烈，整个节目焕发出人性的光辉。而对于屏幕下的观众来说，他们看到上屏幕的不是高不可攀的大人物，而是与他们一样的普通人，就会感到亲切，于是，他们把屏幕上的观众当作自己的代表，对他们有一种认同感。屏幕上观众的发言会带动他们进行思考，他们不知不觉地卷进了屏幕上的讨论，好像自己也是其中的一员，他们的思维、情感也被调动起来，于是，屏幕前的观众也因间接参与节目而获得心理上的满足。而且，因谈话节目“完整保留现场的人际互动氛围，对谈话中语言、性格、心态、氛围进行全方位展示”，⒀形成信息场。在这种全方位的场的传播中，由于“信息的完整和势态的延伸，而让人获得诸多超越于言语之外的感知”，?⒁因而得到全方位的满足，他们的参与感也更加强烈。因此，以上几点都体现了谈话节目的人本化特征。

注释：

⑴龙佳解：《中国人文主义新论》P2,湖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

⑵同上，P106。

⑶⑷同上，P110。

⑸陈晋：《悲患与风流——中国传统人格的道德美学世界》P31，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8年。

⑹杨伟光语，转引自隋禾：《与消费时代同行——CCTV经济部主任刘连喜谈〈生活〉》，《现代传播》1998年第3期。

⑺桓宽：《盐铁论·力耕》，《实用名言大词典》P427，广西人民出版社。

⑻[日本]池田大作：《展望21世纪——汤因比与池田大作对话录》，引自智邦编：《人与人性》P180，花城出版社1994年。

⑼[印度]泰戈尔：《人生的亲证》第3章，引自智邦编：《人与人性》P178，花城出版社1994年。

⑽许俊达：《超越人本主义——青年马克思与人本主义哲学》P150，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

⑾衣俊卿、丁立群、李小娟、王晓东：《20世纪的新马克思主义》P187，中央编译出版社。

⑿陈新红：《从人性的角度关注一个逃亡者》，见中央电视台新闻评论部《第一现场》P281，南方日报出版社2000年。

⒀⒁朱羽君、殷乐：《大众话语空间：电视谈话节目——电视节目形态研究之二》，《现代传播》2001年2期P120、1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