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际差别与个性制约]

［内容提要］代际差别是微观国际政治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就个性与心理特点而言，代沟代表着政治上的共生代。历史经历对于人的个性和心理的形成至关重要。代内群体特点首先就是指这些人阅历上的共性，指他们政治上或业务上的成功与受挫的类同，以及世界观、价值观和政策观上的相似。代沟也是社会精英制度演进中的重要里程碑，是整个政治制度与国际背景变化中的重要里程碑。考察一代人与一代人之间的连续性与非连续性，解读异同出现的方式及其根源，不仅对分析精英的思想十分必要，而且对了解它们赖以存在的制度和文化背景很有助益。［主题词］代沟，制度和文化背景，外交转型。代际差别，是研究政治领导人和外交家的个性及国际政治的一个重要方面。如果说，制度与角色是观察不同社会不同发达程度国家的人的个性能否和如何发挥的一个角度，那么，代际差别则是分析同一问题的又一扇有意思的窗口。众所周知，由于历史方面的原因，新中国外交最早的一批外交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由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批高级将领担任的，他们在军队的资深履历和在战场上的辉煌战绩，成为其无人比肩的“学历”。而改革开放以来派遣的多数大使，则是从外交学院、国际关系学院、外国语大学等培养高级外交官和翻译官的院校毕业的。不用说，这两代外交家从语言能力到风格气质都有明显的差别。国外情况亦是如此，虽然具体的构成内容不一样。80年代后期，一位丹麦外交官这样形容他的国家在外交决策方面的变化：“在50年代和60年代，经济持续发展，当时人们普通认为世界前途在于经济学，遂有一批经济学家跻身政界。新一代的大使来自经济学界”；“现在经济方面已经政治化了。我们知道经济不能象抹足了润滑油的机器那样顺畅运转。现在许多国际经济问题不是由外交大臣，而是由首相来决定了。这在外交家中间造成了极大的不安。”[1]曾任英国外交部秘书长的尤德勋爵说得更直白：“从前曾有过一个时期，那时外交政策就是外交政策??它处理王室的婚礼，边界及战争等问题。现在的外交政策管的是卡车的吨位问题。”[2]这些例子都证明，外交也有它的“年轮”，这种“年轮”直接受制于人的代际差别。代际差别制约着人的个性，在一定程度上，它也使外交和国际关系受到“代沟”的影响。人与人不同，不仅同龄人之间存在差别，不同年龄的人之间更有个性与观念的区分，这种区分有时会形成人们通常讲的“代沟”。

让我们以外交官为例。尽管现在的外交官与过去有本质的相同点，也有许多重要的区别。看出上去，过去和现在各国所派大使都是国家元首的正式代表，他们体现着对外交往时本国的重大利益。然而，仔细观察就不难发现，现在的人与过去是有许多差别的。他们的差别首先取决于大背景的差别。中世纪欧洲的大使（也叫“圣使”）基本上是一个传话人，他只是背诵君主要求他说的话，完整准确却又不能使用母语，“这种背诵所使用的语言当然是拉丁语，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17世纪”。外交生活的全部构成，似乎就是典礼仪式、宫廷盛会、庆祝剪彩和各种招待会等豪奢活动。称号、座次、位次、特权及排场等等，几乎是大使生活的全部内容。大使更多的是代表一种礼仪，一种象征。使节享受他主人所应享受的尊荣，象教皇格雷戈里七世所要求的那样，“见教皇使节之面如见教皇之面，闻教皇使节之声如闻教皇之声”。但是从法律上讲，大使没有自己的人格：他不能控诉别人，也不能被控诉；他随身带有主人的豁免权证书，任何人对他施行伤害，即等于直接伤害了他的君主。在允许他自行决定的少数事项中，包括传达元首间的问候，以及选择对东道国哪些人行贿及行贿多少。“大使”的尊衔不是轻易封赠的。据说这个名词在恺撒关于高卢战争的记载中曾使用过，之后就消失了。14世纪时意大利和一些欧洲王国开始出现“大使”和大使馆。至1860年止，英国一共只派出三位大使，即驻巴黎、圣彼得堡和君士坦丁堡的三位；法国派出的大使稍多一些；而美国则直至1893年还未曾派出一位大使，而是使用“公使”头衔给那些为数不多的驻外代表。[3]可以说，最早的外交家从事的，是一种奢华的、小规模的、没有个性的事务。不过，在上述大环境下面，仍有摩根索、基辛格等人所喜爱的时期和人物，那是18－19世纪列强争锋的欧洲和“势力均衡”的创造者们，他们多半不是上面所说的“大使”和职业外交家，而是真正的政治家和国务活动家。众所周知，面对神圣罗马帝国的崩溃和教皇权势的式微，欧洲的少数大国和杰出政治家开展了争夺势力范围和实现权力均衡的多年多轮角逐。例如，法国的路易十四，德国的威廉一世，俄罗斯的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奥地国首相梅特涅，尤其是后来的拿破仑三世和“铁血宰相”俾斯麦等一批人物，设计和推行了现代权力政治外交，不仅缔造了强势的欧洲，也创造了各具特色的外交理念。在“基辛格的故事”里面，最关键的有两点：第一，外交成

20世纪、尤其是二战结束以来的外交与国际关系，与18、19世纪有了重大差别。现在的外交，从程序上看更加细密与多层，从涉及领域上讲更加广泛与多元；外交不象从前那样是一种纯粹个人的密室谋划，而是更加程序化和官僚化的“事务”，与此同时外交人员可能更加专业化，外交不仅是面向社会招收的一门职业，而且算得上是年轻人向往追求的一门显赫职业。尤其重要的是，外交过程既产生更大影响、也受到更大的关注，外交决策同时受到更广泛的、来自社会和国际的各个方面的制约，同时受到各个部门和各种利益集团的影响。一位外交官分析说：“二战后膨胀起来的各个部门和机构，对外交事务有不同的兴趣。为了协调这些不同兴趣而建立的各种机制迅速感到某些新的效忠路线的问题。对国家利益的客观考虑，现在很少成为大家首先关心的问题。相反，最高的赞扬得留给那些成功地把本部门本单位的观点强加于其他部门和单位的人。如果不能取得这种最高的成就，角逐之道就是用拒绝表示同意的办法，阻挠一切行动。”[4]哈佛大学著名国际关系理论家霍夫曼（S.Hoffma），则从积极角度看待这种变化，他指出：托克维尔分析过的“现时代”的重要特点??民主化，亦适用于分析国际政治的“前史”与“今天”的区别。在旧式的国际政治里，外交事务从一开始便是少数权势者的专利，“外交圈子完全是高贵身份者的排他性俱乐部”。从信息获取到决策制订，不仅非普通百姓可望可及，连非外交领域的专业人士和政治家也难有作为。“仅仅是到了20世纪，外交政策才出现了民主化。外交事务也从少数人的考虑，变成了许多人的热忱追求，这一方面是由于越来越多的国家进入了国际关系，另一方面（很可能更加重要的是）政党和利益集团与国外建立了日益广泛的联系。”在促进民主化的因素里，霍夫曼教授提到的有：政党注重和讨好社会市民，各国普选权的扩大，全球统一市场的形成，发达国家议会民主的建立，各种社会公民投票技巧的改进，以及地理障碍的减少等等。[5]曾经担任过法新社总经理的著名记者莫伊西（ClaudeMoisy），虽然不完全同意说外交已由过去的“自上而下”变成了现在的“自下而上”，但他强调，黎巴嫩和索马里的经历证明，“舆论的大幅度变化促使美国政府作出了外交政策上的重大决定。其它国家的政府对舆论的变化可能同样敏感”；信息时代的外交决策过程，精英阶层和平民阶层都能起到重要作用，“公众舆论与管理国际关系的交界面仍将象现在这样发生在上述两个层次上”。[6]一般而言，20世纪的外交家与旧式的外交家（如18世纪、19世纪的那些大人物），有着多种微妙的、程度不等的区别：前者更多受程序、角色与庞大官僚制度制约，后者多半以国务活动家身份施展个人才华而不必过多考虑“制度限制”；前者更多受到信息时代的影响，社会舆论或利益集团了解到更多情况也有更大的发言权（尤其以选票语言和院外游说方式表达出来），而后者属于君主专制时代的大权在握者，虽然亦须以“国家利益”为考虑出发点，却不必受社会声音和各种势力的羁绊；前者把国家利益当作前提，但这种利益经常是零碎利益的集合，实际的部门的利益推动甚至决定整体利益的形成（所谓“平行四边形的合力”），先有“小我利益”后有“大我利益”，后者的“国家利益”通常简单等于“民族利益”，在民族国家形成的时代、尤其在西欧民族对外扩张的年代两者是重合的，“小我利益”要么无法存在，要么不显著。对于基辛格这样的外交大师来说，不无讽刺意味的是，当代的政治民主化设计及决策的复杂程序，可能是对那种特立独行、敢有“大手笔”的奔放个性的某种抑制与扼杀，至少是约束和降低了类似他这样的“外交天才”一展身手的机会。这也许不是通常人们所说意义上的“代沟”，但我们不妨算它为一种不同世纪的“大代沟”。

讲到代际差别，不能不回到本文开始时提到的事例，即一、两代人之间由于外部因素和自身条件所形成的不同，他们可能分别体现着不同的时代外交内涵。它与历史上的“大代沟”有联系也有差异。

我们都知道，新中国建立之初，出于各方面的考虑，毛泽东提出了“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另起炉灶”和“一边倒”的外交方针。[7]周恩来总理兼外交部长据此提出了创建新中国自己的外交人员队伍的具体要求与做法，即新中国的外交官应当同人民解放军一样，立场坚定，纪律严明，忠实执行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它应当是一支“文装的解放军”，“不打武仗打文仗”。[8]在这一思想指导下，根据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调令，50年代初一批高级将领和地方政府的高级党政官员汇集京城。除前政治局委员王稼祥任首任驻苏大使外，从1950年5月到51年5月，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先后任命了14位大使作为新中国首批驻外使节。由于他们多数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高级将领，所以被称为“将军大使”。为了使这批“将军大使”尽快了解掌握外交的一些基本知识，外交部为他们举办了速成培训班，请专家讲国际法、外交文书和礼节，请某些友好国家的驻华大使介绍各国情况，请出国人员讲留学见闻，还组织他们参观苏联大使馆，学习跳舞、穿西装打领带，甚至到北京饭店学吃西餐和摆台常识。虽然不懂外文，也缺少国际活动的基本知识，这批“将军大使”以特有的姿态，坚定地执行了毛泽东、周恩来的反对帝国主义、联合弱小国家、保护新中国的国际空间和主权的基本方针，他们风格与身份反映出建立之初的中国在对外交往方面的特殊定位。意识到专业人才的缺乏，新中国开始依照国际惯例，建立自己外交官培养基地：1950年9月，在中国人民大学建立了外交系，55年9月在此基础上创建了外交学院；1959年原北京外语学校和北京俄语学院合并成为北京外国语学院。这两所学院加上国际关系学院和其他一些分布在上海西安等地的外国语大学，成为后来的中国外交官的主要培养基地；现在的外交部的多数部级领导、多数大使和高官都有正式的高校毕业文凭，属于真正的“职业外交家”。他们精通外语，熟悉国际惯例，了解外交和国际关系的历史，并且构成当代、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外交的主力。[9]撇开外语方面的差异不谈，单从工作内容和风格上看，新中国的这两代外交家的特点很不一样：“将军大使”总数上有限，他们工作的年代处于“推进世界范围的革命和阶级斗争”的大环境，其中多数人被配备到为数不多的西方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因此阶级斗争观念明确，胸中时刻有“敌、我、友”的不同界限，在对“西方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国家”打交道时易于取强硬立场，对社会主义“兄弟国家”则倾向于讲“同志间”友谊而不太算经济账，他们适合了50年代新中国的外交定位、特别是60－70年代的毛泽东外交路线。职业外交官们从学校起就被告之外交工作要与“国际接轨”的道理，他们“生逢其时”，恰好是在改革开放年代接受高等教育或从事外交工作，国家的政治大背景是强调中国要向世界，尤其是先进国家学习，外交工作要服从于国家的经济建设，促进有利于有利于中国发展的良好环境的建立；邓小平的“三个面向”即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和面向现代化，是他们工作的基本指南。所以，这批职业外交官们更重视欧美日而不是苏联“老大哥”的惯例和经验，懂得在所在国交朋友的各种办法；他们在外交场合几乎从来不使用国内政治中有时不得不使用和遵循的政治术语，他们个人也很少用传统的意识形态束缚自己，对他们来说，国家利益而不是政党界限才是第一位的，因而既要讲政治原则，也要算经济账，两者没有简单的高下之分。单从性质和风格上讲，现在的中国职业外交官与外国并无大的不同。从这个意义上讲，他们的个性属于典型的“外交官性格”，他们的个人间差异很可能远远小于类型学意义上的差别。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国际动态研究所所长比亚勒（SewerynBialer）教授，曾以20世纪60－70年代为背景，专门研究过斯大林体制和后斯大林体制下（主要指勃列日涅夫政权时期）苏联领导阶层之间的同异。我们不难看出，他所研究的问题与上面提到的中国外交官的情况虽有很大不同，但同样能够看出重要的“代沟”。他发现：“这一代人（指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苏联高中级领导人）是在斯大林去世后马上进入苏联政界的，因而他们既没经历过恐怖造成的瘫痪和破坏性的过程，另一方面他们也没有直接卷入其中，因而不懂得苏联的成就是用多么巨大的代价换来的。关于这新的一代，有一件事看来是完全肯定的。他们的关键性政治成长经历之一，是在赫鲁晓夫反斯大林运动的长期骚动和震荡中获得的。这个运动坦率地承认了迄今为止谁都不敢点明的一些大怪物的存在，这个运动对权威和既定的真理提出了疑问，从而激发了批判的思想。”[10]这一代仍是苏联人坚持国家崇拜和社会主义目标的典型，忠于苏联政治组织的基本形式。如果说他们同自己的前辈有共同爱国主义忠诚的话，那么他们没有多少前人那种恐外排外思想，他们对外界有一种好奇心，这种好奇心反映出他们对苏联制度运转中固有的功能不全之弊端的关切。这一代领导人较少受到民粹主义和平均主义传统的影响，在需求和渴望方面非常实用主义，有高度事业心、崇拜专业化和自我优越感；这一代人看上去可能是矛盾的：他们觉得自己强大，有一种安全感和自信，这与老一代不大一样，但同时他们面对外部的批评采取的是守势；他们比前辈更能感觉到苏联社会和政体的缺点，更不愿忽视这些问题。他们中的许多人同他们的前辈不同，更愿意同外界坦率地、严肃地交换意见。他们的前辈具有“老式现代型”的心理，即要么把现代化看成是达到革命目标的手段，要么有一种不惜任何代价、以狂热动员和原始积累方式实现现代性的心态；新一代领导集团则不同，后者既希望逐步提高物质福利和经济发展，又想完全保存现存的社会政治关系和组织结构，这是一种想把现代化过程分成几个部分、逐步加以实现的心理；“它是一种植根于过去的心理，又是一种安于下述事实的心理：即苏联在不发达国家中是最发达的国家，在发达国家中是最不发达的国家”。比亚勒概括道：就是这一代人，感觉到近年来勃列日涅夫政府不可能为苏联的发展制定方向；就是这一代人，不满意苏联的落后，制度职能上的缺陷，认为现政府无法在整顿局面方面取得进展。与此同时，他们有信心，认为自己这一代能做到这一点；他们可能愿意为政治和社会改革付出更高的代价，只要他们能相信，这种代价能保证生产和分配过程中的效率获得实质性的改善。在国际事务中，由于这一代新领导层对建立苏联强权付出的代价没有亲身经历，他们习惯于苏联的世界大国地位，不会容忍外部世界任何贬低这种地位的言词和举动，可能不太怕冒险，坦然面对重大挑战，与此同时他们比较不受传统教条的束缚，在坚守意识形态方面更加灵活。这一代人在政治上并不是整齐划一的，最好把他们看成一个经历相似、态度相似的集团，内部的政治派别则可能分成从自由到保守的形形色色。[11]另外一位西方研究苏联问题的专家，《戈尔巴乔夫传记》的作者，美国人伯特森（T.G.Butson）在探索这位前苏联最高领导人的个性时，也发现了类似的群体特点。伯特森指出，戈氏（以及他的具有“改革新思维”的同僚们和追随者们），与过去的大多数苏联最高领导人是不大相同的：他比较年轻，因而不可能有关于革命或内战的记忆；他也从未卷入斯大林或赫鲁晓夫的计划，极端意识形态的标准对于他来讲是次要的，相反他更乐于谈论经济和社会问题（不管他是否真有能力解决它们）；他把电视机、汽车和较舒适的住房等物质享受视为正常；他乐于在国外、尤其是发达的西方国家旅行，在那里他的好奇心得到满足，学到不少令他觉得对自己国家有用的东西；他缺少军队的经历，因而对高级将领缺少制约力和声望，对他来说与军方保持良好关系至关重要；这并不是说他无所作为，“在可以称为意识形态的伪装下，他控制着整个军队和安全机关的政治机构”。在国际事务中，他不是容易对付的谈判伙伴，他倾向于使他的外交政策来适应和服务于他的商业目标。[12]戈尔巴乔夫的事例，很好地体现了苏联（俄罗斯）新旧领导人交替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及其特征。

这里涉及到“一代人”的问题。有时这种概念看上去比较模糊和难于界定，但确有这么一种特征存在。就它的解释性价值，其重要性和应用范围而言，这个概念引起了一系列难以解答的课题；然而，如果我们撇开枝梢末节，直接进入关键性内涵，就不难发现有意义的成分。首先，可以肯定，这类概念主要是政治上的，但同时也有重要的社会学和心理学的基础。如各种研究已经揭示的那样[13]，所谓“一代人”在个性与心理特点上，至少有这样一些共性：首先，他们代表着一种政治上的共生代，这种共生代虽然直接与年龄有关，但与年龄学意义上的“同代人”并不完全等同，很可能政治上的共生代在范围上远远大于狭义的“同代人”或“同龄人”。列宁与斯大林的交接属于同代人的更替，而斯大林与赫鲁晓夫之间的更迭则是两代人之间的更替；叶利钦属于与他年龄相仿的那一代苏联政治领袖中的“叛逆”，同时可以算作普京、列别德和卢日科夫等新一代俄罗斯政治家行列中的“老兵”。其次，他们的历史经历，包括幼年、童年和青少年时期的阅历，也包括政治上业务上成功或失败的经历，对于这些人的个性、心理（或者说“代共性”）的形成至关重要；代内群体特点首先就是指这些人阅历上的共性，指他们政治上或业务上的成功与受挫的类同，以及（相应地）指他们世界观、价值观和政策观上的相似。再次，“一代人”与“一代人”之间的分歧，具体地说是该社会骨干之间的差异，是社会精英制度演进中的重要里程碑，是整个政治制度与国际背景变化中的重要里程碑。因此，考察一代人与一代人之间的连续性与非连续性，解读异同出现的方式及其根源，不仅对于了解作为精英的这些人的思想与政策十分必要，而且对于了解精英赖以存在的制度背景和文化背景是很有助益的。比如，亨廷顿在讨论新独立国家的政治发展问题时认为，发展中国家政治上的进展主要是以制度化程度来衡量的，而制度化程度的具体衡量标准之一，是政治组织的领导层换代速度。“只要创建组织的第一代领袖还在掌权，只要最初遵循程序的那些人还在循规蹈矩，该组织的适应性就值得怀疑。一个组织越是能够不时地克服和平接班的问题，领导层越是能够不断更新，其制度化的程度就越高。”他指出，一个组织的领导层当然可能换人不换代。一代人和另一代人的不同之处，在于各自早期的成长经历。同一代领导人内部相互取代（例如为了克服接班危机时就这么做），能在制度的适应性上有所作为，但这比起前后两代领导人的更替，即一班人被另一班具有明显不同的组织经验的人所取代，意义就不怎么明显。[14]有趣的是，组织制度与领导者个人在适应变革的累积能力上有其显著的区别。一般地讲，组织制度常常是为了履行某些具体职能而创建的。当组织面临变化的环境时，它若想生存和发展，继续充当导航的角色，就必须减弱它对最初职责的承诺。当组织趋于成熟时，它会不拘泥现有的一切。个人情况刚好相反。一般地讲，个人在从童年到青年的成长过程中，通常对特定的职责不作肯定的承诺，承诺的过程始于壮年，即他成名成家之后。当一个人越来越感到自己负有履行某些特定职责的义务时，他会发现，要改变这些职责和忘却自己业已掌握的对付环境变化的手段，放弃某些他已习惯和喜欢的既得利益，也越来越困难。他已形成自己的个性，习惯现有的一切（包括自身采取的全套策略）。[15]了解到这一点，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各种制度化指标中，政治学家们会给“组织人事的换代速度”以更大的权重。

“代沟”的意义在于，它可能预示着外交和国际关系的历史性转型。人们无法忽略这种变化。21世纪的国际政治更要求研究者注重这种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