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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我们的“青年研究”缺什么?】

来源:护士总结 时间:2020-01-18 07:54:35 点击:
[内容提要]当前我们的青年研究缺什么?笔者指认主要有四大痼疾:问题意识淡漠、研究方法单一、互动关系脱节、批判立场缺席。问题的提出,目的在于引起警觉、完善研究、规范学术。青年研究应从质疑开始。

[关键词]青年研究问题意识研究方法互动关系批判立场

青年学作为一门对青年作整体研究的科学,在我国正深入地发展着,于以往单学科研究的基础上,走向了多学科与跨学科研究的综合。然而,相对的繁荣并不意味着它已经成熟,纵观当前我们的青年研究,意义生成的同时是否仍应反思:我们还缺什么?直面亟待解决的问题,该“补血”的补血,该“换血”的换血,方可谓理性之态度。

问题意识淡漠:关于评论与言说的对象

青年问题是社会问题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教育、就业、婚恋、休闲等无不反射出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及道德行为的模式。

青年研究中问题意识的淡漠首先表现在将现象与本质混为一谈。

现象是事物在发展、变化中所表现出来的外部形态和联系。本质是指事物本身所固有的决定事物性质、面貌和发展的根本属性。事物的本质是隐蔽的,是通过现象来表现的,不能用简单的直观去认识,必须透过现象掌握本质。而当下的青年研究更多的是现象的堆砌,很少有指陈本质的分析,因此也就谈不上学术研究的知识增量,虽然表面上热热闹闹。研究一个具体的问题需要做多少调查研究的工作,需要有多少学养来支持它,才可将研究做结实?结实者,不虚也。做得有见地、有分量、实实在在,既不糊弄自己也不糊弄他人,乃是。

其次是对青年这一评论与言说的对象的研究缺乏整体性,或者说整体性还不够。不同学科研究青年有不同的研究角度,只有将青年作为一个整体看待,作为整体研究,并利用其他社会、自然科学进行综合考虑,才可能全面科学地揭示出青年的本质以及它与其他人群的相互关系。

系统论的建立,成就之一是从“实物中心论”过渡到了“系统中心论”。我们不能妄下断言,说当前的青年研究“就点不就面”,但至少应该清醒地看到:这个面“就”得是不充分的,欠深入的。譬如研究青年犯罪,就不能仅就犯罪而论犯罪,同时要研究环境、心理、教育、法律、社会预防、人际关系等等。(马加爵的案例我们研究到了哪一步?)高度综合是当代科学发展的共同特点,它在时间与距离上给我们的概念就是“缩短”——从创造到陈旧的时间的缩短,从创造到物化的时间的缩短;各学科自身的膨胀使其与相关学科的距离反而缩短,缩短了的距离使其相互打通有了可能。蜻蜓点水式的研究是不可取的、一叶障目式的研究是要被淘汰的。

再次是我们关怀现实注重实证,然研究所得的结果却仍显得比较混沌而非敞亮,这难道不是问题意识淡漠表征?如果说中国人的思维模式是重直觉少推理的话,那么如今我们已多多少少地在向传统挑战了,在定性研究的同时重视定量研究,如运用数字统计方法进行分析研究,根据分析数据得出结论,即定性与定量相结合。当代科学研究的三个引人注目的趋势是综合、应用和定量。数学成了“辩证的辅助工具和表现方式”(恩格斯语),人们对世界的认识更准确更精密。我们已开始避免青年研究中“量”的模糊,那么对“性”的判断是否也应该提出更高的要求?量有一个真实性的问题,性同样存在一个问题的真实性。在笔者有限的阅读范围中,不时看到由于问题意识淡漠而制造的标签式的定性,它于青年研究本身究竟有多大的关系或曰价值,是让人心存疑虑的。假如只描绘What,便得出how,那么这how仍是凭感觉得出的,因为中间缺失了Why,它便仍不是经由追问与推理得出的。这就是说现象与本质的关系还是游离。

研究方法单一:关于成果的数量与质量

青年研究的学术自信应该建立在哪里?粗制滥造和低水平的重复只能是功利性的运作,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学术必然是以其原创性为指归的,创新乃学术的最高规范。创新并非制造热点,何况并非所有的热点都具备实质性的意义。

青年研究的方法单一,首先表现为研究对象的相对单一:目前主要集中在大学生群体,而对其它社会阶层的青年关注度是不够的。其次表现为研究选题的单一:在一些观念上泛泛而论(偏偏这些观念大都已不很新鲜),而对具体行为的意义论述不够。再次表现为研究手段的单一:抽样调查几乎分走半壁江山,没有历史、文化的深刻把握只罗列简单的百分比,以表层的科学性掩盖其内在的粗陋。

研究,应为努力解决前人尚未解决的问题,才算成果。造成研究方法的单一的原因:一是研究者的偷懒,怎么方便怎么现成怎么来,少化力气快出“成果”;二是对现有“成果”的价值标准的趋同,追求数量,所谓的质量是由数量垒起来的,而忽视真正的学术积累,学术能力的提升。在泡沫与快餐中,讲厚积薄发讲述而不作是落伍悖时的。人文学科是否可以如理工科那样“量化”,一直是一个绕不过去的话题。王国维称人文学科是“无用之用”,是为“大用”,它从事精

神生产,“量化”对其的破坏性是鼓励急功近利,这与人文学科的实质是对立的。量化以表面上的人人平等取消了学术权威,然对数字的过分尊崇是以质的沦落为代价的。孔子、苏格拉底这两个东西方的圣者都是述而不作的,国学大师陈寅格、哲学家维特根斯坦发表的东西也是很少的,他们在今天会怎样的“落魄”!

将缺乏理论指导的“调查”得以完善;将老生常谈的教科书式的“常识”让位给思辨色彩强烈的新观察;将夸夸其谈的“对策”送进碎纸机,有如此勇气,便是寻找更为有效的手段和思想方法的入口。我们希望能看到更多的关于青年个案的研究、关于青年生活史的研究(是研究而非单纯地讲故事);希望能从现象学、语义学、语言社会学中去汲取方法论的养料,有如此眼光,便是寻找“突破”和“深入”的阶梯。

互动关系脱节:关于现场感与零距离的思考

1915年9月陈独秀在《青年杂志》(即后来的《新青年》)第1卷第1号上发表了著名的《敬告青年》,该文指出:“青年之于社会,犹新鲜活泼细胞之在人身。……人身遵新陈代谢之道则健康,陈腐朽败之细胞充塞人身则人身死;社会遵新陈代谢之道则隆盛,陈腐朽败之分子充塞社会则社会亡。”这里论及了青年与社会改革的关系。

青年研究是全面探索青年发生发展的规律的研究,它带有很强的实践目的,青年与社会的互动关系是其研究任务之一。互动意味着它将青年置于一定的社会历史背景中作考察,并注意和其他各种运动形式的共同点,即个性与共性的研究。

青年研究中互动关系的脱节首先是一种状态的分散。目前我们在研究过程中使用较多的是问卷法、交谈法和文献法,这些方法省钱省时,“立竿见影”,但它们的局限也同样较为明显:没有现场感,亦不可能是零距离接触。在此有必要提出观察法和参与法的介入。观察法是研究者在青年的活动过程中进行,但又不与被观察者直接接触,而是通过有目的、有计划的观察以亲自获取第一手资料。参与法是研究者深入到调查对象中去,参加他们的全部活动,同他们打成一片,从而直接获得全面的材料,并了解事态发展的全过程。这些都不失为好的能够尝试的方法。

其次,互动关系的脱节使交流成了一条有来无往的单行道。青年研究似乎只在自言自语,它对青年群体产生多少影响、多少指导、多少帮助,不得而知。这样的言说反过来同样让青年感到隔阂,没有现场感。研究青年却与青年无涉,这多少有点让人啼笑皆非。

再次,互动关系的脱节使青年不再需要、不再相信精神导师。有一篇广告词是这么说的:“你有你的主见,我有我潮流。你走你的脚步,我决不会跟。自己的脚有自己的自由。……”谁在乎你的观点,谁服膺你的观点?当青年研究不能以青年视角去体察去感受他们的生活和内心世界的骚动,不能以青年本体为出发点,这样的青年研究只能说是徒有其表。

现场感、零距离是对青年体贴入微的一种探究,亦不失为一种研究策略。

批判立场缺席:关于中性化与滞后性的评价

青年研究是否需要有批判的立场?回答应该是肯定的。这里的批判不是简单的否定,而是指分清正确的与错误的,对有用的和无用的去分别对待。批判立场以研究者良好的思维品质、专业的背景知识为前提,以对生活的热爱、对青年的关切、对当下的深刻体验为基础,从而形成一种鲜活的自由精神。

遗憾的是我们看到了批判立场的缺席,而批判立场的缺席是青年研究中一个致命的罅漏。

首先,批判立场缺席一个最显著的标志是对青年思想、文化、行为评价的中性化和滞后性。似是而非,似非而是,融靴搔痒,自相矛盾的评价充斥了我们的青年研究刊物,视域的狭窄和写作上的机会主义使精神变得浑浊,思想变得尴尬,理论的建树相对贫乏,没有独立的立场可言。

其次,因为青年研究未能与青年群体保持一种恰当的关系——将所思的对象始终置于思考所及的范围,也就丧失了一种批判能力。它要么与青年跟得太紧、时尚、刺激而不够清醒;要么与青年拉得太远,永远处在追赶的焦虑之中。这两种距离关系都使人无法拥有足够的能力去审视、判断、研究,进行抽象的思辨。

再次,批判立场缺席,一味地春风化雨,于青年研究这块“一亩三分地”可谓是有害无益的。没有批判就无所谓对话,没有对话的研究是僵硬的研究,不可能因丰富而充满生机。在这个意义上讲,拒绝批判也就意味着拒绝发展。

青年工作研究者对青年研究应该是有所期许的,饱满地走出去,安静地坐下来,都是做这份工作应有的姿态。点上案几的烛光,拨亮心灵的灯塔,“文章合为时而著”却不“注水”,为学问既有学的准备也有术的规矩,这是青年研究走向“元”(meta)的通道。

“当前我们的青年研究缺什么?”这一问题的提出,也许是一种冒险。倘若这冒险能触动学术自律、学术独立的自觉意识和学术规范之神经,笔者便可借口说:它完成了其使命。

余绪:青年研究从质疑开始

亚里士多德曾经说过:“思维从疑问和惊奇开始。”爱因斯坦也告诉我们:“提出一个问题往往比解决一个问题更重要”。

所谓研究,简单地说就是一个认真地提出问题,并以系统的方法寻找问题答案的过程。青年研究是对青年这一群体在其生命历程发展和社会角色扮演过程中所遇问题的探索、描述、解释和建构。

青年研究的目的在于曾加人们对青年的认识和理解,这份认识和理解总会有层次深浅、质量高低的差别。一般地描述青年现象表面特征;简单地列举青年现象的个别情状或具体表现;重复别人早已明了的事实、状况和结论,这些都是不足取的。只有能够揭示青年现象的内在联系;概括青年现象的整体状况、发展变化规律;及时回答青年在社会中新遇到的、普遍关心的焦点问题,才是研究的价值之所在。

质疑与追问是问题意识的体现。具体到研究问题的选择是最能体现研究水准的,因为它不但反映了研究者的专业理论知识、研究方法知识,而且折射出研究者的视野、洞察力、判断力、社会生活经验。问题意识的欠缺或不足,难免会影响到整个研究的水平、质量、效用,其学术意义也就可想而知了。

问题意识即思维的一种问题性心理品质。指人们在认识活动中,经常意识到一些难以解决或疑惑的实际问题及理论问题,并产生一种怀疑、困惑、焦虑、探索的心理状态,这种心理又驱使个体积极思维,不断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

问题是理论的核心,理论总是由一个个问题的提出、解决,再提出、再解决而获得推进的。问题源自两方面:一是现实。当今青年的社会实践,社会向青年提出的要求;二是理论。理论研究中所存在的疑点、难点、争论的焦点,需突破的关节点等等。因而,要发现问题不仅要对现状有深入的研究,而且要有长期的知识积累,要有不盲目追逐时髦,克服浮躁,沉下心来去切切实实地探索的定力。作为研究的问题要具体化、明确化、清晰化,作为问题的研究须具备重要性、前瞻性、独特性、可行性。努力使研究视阈开阔,研究问题入木三分。

问题意识与研究者置身其中的具体的社会生活密不可分。纵观学术史,虽然许多问题有着其学理上的继承发展和学术思想发展自身的逻辑进程,但研究者问题意识的萌芽、生长在很多情形下直接源自于当下生活情形的强烈刺激。黑格尔的哲学是如此,韦格纳大陆漂移说的诞生亦是如此。

黑格尔庞大晦涩的辩证哲学体系看起来似乎是他在书斋中与世隔绝冥想的产物,但实际上却是18世纪与19世纪相交时,欧洲社会经历的法国大革命、拿破仑战争等强烈的社会震荡后的哲学反思的结果。法国大革命后复杂多变的生活境遇向黑格尔提出了巨大的挑战,问题意识驱使着他去构造自己的哲学体系,去完成对这个纷乱的世界的解释。问题意识与社会生活的这种关系,可用歌德的诗句来概括:“理论是灰色的,生活之树常青”。只有在新的世界图景中去奠定一套新的价值坐标和观念,为人们对变化了的社会生活提供一种新的、可接受的阐释图式,生活与理论才可能一起进步。

精神退化,在日常生活中往往表现为谨小慎微、人云亦云等庸人习气,在学术圈内滋长,便会存在大量无意义的重复研究,没有思想的张力,没有内心的律动,问题意识匮乏的表征是在面对社会现实和历史文献时没有敏锐感觉的洞悟,而这些恰恰是拓展学术空间,发挥创造力的至关重要的禀赋。

真正的学术增长点,一定与许多未知知识的增量积累相关联,一定与有人在平凡的认识背景上进行了个人的思考相关联,如果研究只是旧内容的洗牌,那么表面的喧哗就只能是学术的末路。

青年研究要真正建立其作为一门学科应具有的自己的话语体系,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一些基本理论框架尚不成熟,有待于进一步完善。青年研究应该贯通理论与实践,既有理论的深刻性,又有实践的可操作性,将理论与实践的两极相通、相融。理论思维的天空和经验研究的大地都是不可少的,“有学术的思想和有思想的学术”(王元化语)想必是可以通约的。沈杰博士在《“青年研究”何去何从》一文中坦言:“如果说我们的青年研究要取得真正发展必须具有两只坚实之足的话,那么,一只必须站在社会变革的波涛汹涌之中,而另一只则必须立在学术探索的最前沿!”——这是对的,所有这一切的工作都必须从学会质疑开始。

把时代纳入思考的背景中,跳出框框,主动挑战,不绕道走。惟此,青年研究才可能更具有开放性,也才有存在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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