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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台湾妇女参政的现状及原因剖析

来源:离任 时间:2020-01-20 07:58:00 点击:
台湾妇女参政的现状及原因剖析

[内容提要]近年来,女性参政已成为台湾各界关注的热点,也是台湾妇女运动的核心议题。台湾妇女参政意识是随着台湾政治社会的发展经历了一个艰难的历程,但由于人们对妇女问题关注的不够,妇女的参政意识总体来说仍处于较低层次。本文分析了台湾妇女参政的历程及现状,剖析了影响台湾妇女参政的原因。

[关键词]妇女参政社会政治地位权利参与民主参与

一、台湾妇女参政历程及现状

妇女参政是实现人的基本权利以及政治决策民主化的产物,它包含两个彼此相关的方面,权利参与和民主参与。所谓权利参与是妇女进入国家及社会事务的各个管理阶层,进行决策与公共管理;所谓民主参与即妇女作为主体行使民主选举、建议等权利。我们关注妇女参政是基于这样的理念:一个健康文明的社会,应当保障每个公民和个体都有参与公共事务决策的权利和平等的机会,使自身的合法利益得到保障,使每个有政治才能的人——无论何种性别、民族、党派——都能向社会的管理阶层来发展,充分施展自己的才能。充分实现妇女的政治参与,受益的不仅仅是妇女,而是整个社会。台湾作为中国领土的一部分,有着与中国大陆相同的地方,也有其特殊性,我们先来分析一下台湾妇女参政的历程和现状。

(一)台湾妇女参政的历程

20世纪60年代左右受益于当时国际经济结构的调整,台湾的经济迅速起飞,步入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60年代英国女权运动的再次兴起不仅推动了英国社会文明的进步,对台湾妇女参政意识的变迁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台湾妇女开始通过一些间接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政治欲求,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1、20世纪60年代,妇女通过参加妇女会、女青年会之类的妇女团体来间接表达自己的政治需求,参加者多以经济条件优越的女性为主。但这一时期的台湾妇女运动几乎处于停滞时期,而妇女运动根本的、核心的问题——男女平权参政,更是无从谈起。

2、20世纪70年代早期,“新女性主义”思想的提出和形成,它通过演讲、座谈以及在报刊发表文章等方式,灌输新女性思想,以唤起女性的觉醒和社会对妇女的重新认识与评价,掀起了台湾现代妇女参政的第一波高潮。但这一时期妇女社会地位总体上并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改善,妇女参与政治还只是女性精英的话题。

3、20世纪80年代则主要通过妇女团体开展活动,促使广大妇女直接参加妇女运动,参与社会政治生活。1985年以前,大多数妇女组织都是由政府资助建立的,1985年以后成立的妇女组织大多数为非政府机构,这些机构介入的问题面很广,从家庭到个人,尤其关注妇女社会地位的提高,为处境困难的妇女提供资助。

4、20世纪90年代以后,台湾妇女运动者与妇女团体开始关注女性的政治参与,突破了“女性中心路线”与“务实路线”两难困扰,大胆面对现实社会冲突,并积极争取与体制合作,通过妇女的政治参与,来提升妇女的地位,保护自身的权益。近几年来,在广大妇女的抗争和妇运团体及妇运人士的努力下,台湾政坛渐显清新亮丽,不少女性在政坛崭露头角,带来一股股“女性冲击波”,掀起女性从政的风潮。(http://www.yytv.com.cn版权所有)

(二)台湾妇女参政的现状

第一,台湾妇女参政的绝对人数增多,相对人数仍然很少,人微言轻的局面没有多大改变。1995年国民党执政时期立法委员164人中女性占24人,占总数的14;2000年民进党“总统”陈水扁执政后,女性首长比例虽未达其承诺的1/4,占总数的18,高于国民党执政时的水准,但妇女的从政参政比例大大低于她们在人口中的比例。回归后的香港第一届特区政府16名决策局局长当中,有6名是女性;特区行政会议13名成员中,有4名是女性;立法会60名议员当中,女性有10名;还有不容忽视的一点是:虽然进入权利结构的台湾女性增多了,但居于权利核心的少,进入高层的少,掌握实权的少,大多位于权利边缘。如果把这种现象放到国际妇女参政的背景中去考察,就会发现台湾妇女参政既不同于南亚(妇女整体发展程度低,而高层妇女参政成效显著)也不同于北欧发达国家(妇女参政意识强烈,在权利领域的各个层次都有女性执政,女性参政比例高达35以上),有自己的特色。因此台湾妇女参政路漫漫兮仍需努力。

第二,台湾妇女参政意识加强但没有真正觉醒。近年来台湾妇女的参政意识在不断增强,许多妇女团体已发出“不但要谈政治还要热烈参与”的呼声,还提出了“反歧视,男女平等,反敷衍,要妇女政策,反黄腔,要去投票”所谓“三反三要”的主张,并组成评鉴小组,监督当选的省市长及议员对妇女权益的维护绩效。但是这仅仅是开端,因为大多数妇女仍固守传统的法则或游离于传统法则的边缘,没有真正觉醒。这在台湾女性选民投票行为上表现尤为明显。台湾大学政治研究所“选举行为研究小组”的调查结果表明:妇女政治态度保守,多支持维持现状的政党;女性选民比男性

较不具有民主观念、易动摇,在投票上受家人和人情因素的影响,民主价值取向较低;与男性选民相比,女性选民不大关心选举结果,对选举过程和结果没有什么感受(女性选民中不关心选举结果的战26.3,男性为18.8;对选举结果表示没有感受的女性占72.8,男性为61.3)一方面是台湾妇女要求参政的呼声持续高涨与不断突破,另一方面则是妇女低度的政治参与和贫乏的政治知识与经验,成为当今台湾奇特的政治现象。

第三,台湾法律规定妇女享有参政议政的权利,享有与男性平等的选举权,为此明确规定了妇女的选举名额。连战曾说,“未来执政要以两性平等为原则,要特别关心妇女参政,党的提名不少于1/3,妇女名额不少于30。”实际上却只有18,连1/5都不到。台湾考试院特考是通向上层社会的主要途径,也是妇女走上立法位置的重要通道之一,但又严重限制女性录取名额。据此可知台湾妇女还没有真正走上参政议政的理想地位。

二、影响台湾妇女参政的原因

社会转型时期影响台湾女性参政意识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传统的、社会的、技术

的因素,也有女性自身心理和生理方面的因素。女性心理、生理方面的因素(如气质、性格、体能等)随着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和教育的普及,对女性参政及其意识的负面影响已逐渐淡化乃至消失,但制度性的、社会性的原因却成为阻滞台湾妇女参政意识的主要方面。这些原因主要有:

(一)台湾现行政治制度的缺失

不论在法律规定还是制度设置上,台湾女性参政还存在着诸多障碍。台湾法律规定妇女享有与男性同样的参政议政权利,并明确规定了妇女的选举的保障名额,这对妇女参政既是一种保护也是一种限制,任何逾越这一规定的举动都会被认为是“非法”,但同时也给妇女参政蒙上被动,及被施舍的心理,说明台湾妇女并未走上真正参政议政的理想地位。在台湾所有的政治机制与系统中,上至“总统”、小到村里长几乎清一色都是男性主政,男人占统治地位;而占一半以上人口的女性在1998年的台“立法院”中却只有区区21席(占应选额12.8),“中央部会”首长中,也只有三名女性首长;全台湾21个县市长中,女性更只有3位。

从总体上来看,台湾妇女参与社会政治生活虽然有了一些改善,但其政治地位低下的状况并没有得到根本的改观,相反在一些地区和部分领域还呈现恶化的态势。如2001年12月接连发生两起侮辱女性政治人物的事件,引起了人们对女性参政权益问题的空前关注。其一是号称“阿扁的兄弟”民进党“立委”林重谟在“立法院国是论坛”上,大骂新科“立委”陈文茜是“妓女”,而民进党却采取包庇纵容的态度和作法;另一则是被媒体狂炒的“璩美风光碟事件”,台上“立委”猛烈抨击,台下竟忙着复制光盘。这对民进党口口声声说的“两性共治”,无疑是一个绝妙的讽刺。

(二)台湾文化的独特性和传统观念的束缚。

台湾与大陆同受两千多年儒家思想统治,再加上国民党的专制,以及近年来西方价值观念的快速入侵,这样台湾文化成为以儒家思想为主体,并掺杂着西方价值观念的混合体。其形式上多是西化的,而内容实质仍具有浓厚的中国传统文化的色彩。具体到对妇女的规范和习惯上更是如此。如1997年举行的祭孔大典第一次由女性主持;同年十大杰出青年评选活动中第一次有四位女性胜出。这两件事情在当时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由此可见,社会真正认可的仍是男尊女卑。

社会传统观念的羁绊以及女性本身的保守心理影响,又使得台湾妇女在全身挤进政治生活时显得先天不足。在男性文化为主导的台湾社会环境中,社会对女性的角色期待与女性对自我的角色期待得到了统一。首先,社会仍希望女性扮演持家、养育子女、侍奉丈夫的“贤内助”角色,并且不鼓励女性走出家庭;其次,社会现状膨胀了女性的惰性,使女性对自我的定位仍难脱离“主内”模式,妇女也总是自觉不自觉地以“被照顾者”的角色出现;再次,有利于两性传统角色模式的延伸意义渗透到社会的各个领域。传统角色模式是指“女主内,男主外”,而其延伸意义是指女性即使走上社会参加工作或受到教育也带着女性的印痕。如所从事的工作多是辅助性的工作,所选择的专业大部分是文学、艺术、商业、管理等所谓女性的专业。这样女性在参政上受到与男性不平等的待遇,并习以为常。同时也致使台湾妇女的参政意识长期处于低迷、孤立状态。

(三)台湾传媒的负面影响

报禁开放后,台湾由1998年的31家报纸,发展到2002年的300多家;电视频道(台)则从1993年的3个变成100多个,每天至少有14个频道(台)在播放新闻。媒体对台湾妇女参政意识的影响具有双刃性,一方面大众媒介是女性表达政治意愿和言论自由、知晓社会政情、行使“第四权力”的重要途径,对女性参政有着积极的促进和引导作用;另一方面媒体所承载的消极的信息内容、价值取向、意识形态等对妇女参政意识的形成、发展和完善又有着不容忽视的负面导向作用。首先,铺天盖地的商业广告塑造了一种文化形象,即以夫权中心的男性欲望观点,设立女性身体标准的刻板印象。背离女性自主利益,一个以美体塑身为规范霸权的社会文化侵略正在逐渐形成。“自主地追求更完美的曲线”、“让身材游离男人的视线”、“别让男人一手掌握(丰胸广告词)”等,这种广告文化的骨子里仍是以女性的身体服务于商业利益与男性利益。对于女性的身体形象与角色,仍任由广告滥用男“性”化、商业化、殖民化的观点加以污染扭曲。

其次,在台湾,媒体各拥政治明星“不问是非,只问好恶”已是公开的秘密,将自身的政治立场和意图毫不避讳的展现在画面图片、标题用字、议题选择等报道方式上,读者即便不看社论而单从每天每篇新闻信息的处理很容易就能看出某个报社或记者的政治倾向。与媒体投身政治狂热相得益彰的是对信息来源的取舍上失去了应有的审慎和求真。有些记者为了挖新闻而不择手段,“八卦”、“扒查”新闻充斥媒体,而作为社会弱势的女性也被报纸在大众眼光之下,公然不顾公民隐私权益,肆意践踏妇女人权,如曾被媒体热炒的“璩美风光碟”事件。台湾传媒的失真与搬弄已成为影响妇女参政的重要原因之一。

[参考文献]

[1]李慧英.社会性别与公共政策.当代中国出版社2002年10月北京

[2]何笑梅.台湾妇女运动初探.台湾研究1999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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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陈菊.台湾妇女的政治参与(台湾).1999年第四届妇女国是会议论文

[6]王政.社会性别研究选择.三联书店.1998年8北京(http://www.yytv.com.cn版权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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