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低收入人群数量 教育数量与教育质量对农村居民收入影响的实证统计分析

教育数量与教育质量对农村居民收入影响的实证统计分析

但随后的一些研究发现，教育在改善收入分配的同时， 还加大了收入的差距。当然，这其中的原因可能在于教育对 收入的影响还依赖于收入的分配方式，但是仅就教育本身而 言，其内容和结构的差异也可能对收入产生不同的影响。教 育数量的重要性可能并不如之前所认为的那样重要，筛选假 说(或文凭主义)认为，教育只是获得文凭和证书的方法，仅仅是一种筛选机制或信号机制[4]。隐藏在教育数量背后的 教育质量因素可能会直接或者间接地对收入产生影响，教育 数量和教育质量本身的关系密切但并不清晰，不同地区额外 一年的同等级教育产生的人力资本可能是不同的，其中的原 因就在于教育质量的差异。教育质量的信号机制和筛选机制 的作用可能并不如教育数量那么明显，但其具备更强的生产 能力，其所体现“干中学”的能力更强，雇主选择雇员最终 的依据不仅是教育数量，而且是教育质量，是隐含教育之中 带来的生产能力，这也是人力资本的关键。许多实证研究都 表明，教育质量对地区劳动生产率的影响不仅高于教育数量， 而且教育数量本身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程度还部分地取决 于教育质量的高低[5]。

但国内有关教育对农村居民收入影响的研究基本上 都没有将教育质量纳入其中，没有纳入教育质量的教育收益 率测算方法存在着明显的不足，对人力资源政策的制定和实 施产生影响。

基于此，本文以农村为例，探索将教育质量纳入到教 育收益率测算的分析框架中，拟在以下几个方面有所突破：
(1)借鉴提出的一个有效教育(effective schooling)概念 [6]，将教育质量纳入到明瑟收入函数中，构建新的标准明 瑟收入函数；
(2)从实证的角度验证教育质量和教育数量对 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并探寻教育质量和教育数量在不同地 区收入函数中作用的差异；
此外，研究教育数量和教育质量影响农村居民不同来源收入的内在机理，并进行实证检验；

(3)在加入一些控制变量后，运用两阶段最小二乘估计和系 统矩估计方法，对实证结果进行稳健性分析；
(4)在结论的 基础上，得到进一步改进目前农村教育政策的启示。

二、模型设定与变量数据 (一)模型设定 测算教育收益率的模型在经济学和社会学中已经得 到了广泛的认可和应用，收入是由个人的教育和工作经验决 定的，模型的基本形态为：
由于我们并不知道方程r(Q)的具体形式，所以本文采 用的是最小二乘渐进的办法，假设：
(4)式就为本文实证分析的标准方程，以往的大部分 研究用教育数量(受教育年限)来衡量教育，这样简单的处理 教育变量之后被很多研究者指出其存在明显的偏误。对此， 用有效教育概念，来综合反映教育数量和教育质量，有效教 育是教育数量和教育质量的函数②。

将有效教育变量来代替明瑟收入函数中的教育变量， 能够很好地解决本文研究需要。

(二)数据与变量 研究使用的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教育统计年鉴》、《中国人口统计年鉴》、《中国农村住 户调查年鉴》，时间跨度为2000-2008年，包括28个省区， 由于数据缺失等原因，重庆市数据并入四川省，数据也未计 入海南省和西藏自治区。由于本文属于宏观层面数据，如无 确切的数据，所涉及的数据将采用平均数的形式进行采集。

1.农村居民收入。在涉及宏观数据的研究中，绝大部 分将农村居民纯收入作为农村居民收入的衡量指标。根据 《中国统计年鉴》的分类标准，农村居民纯收入是由工资性 收入、家庭经营收入、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构成。农村 居民收入结构往往成为了研究者分析相关收入问题的一个 很好视角。不同时期和不同地区，农村居民纯收入的构成存 在着明显的差异，那么这些差异有多少能够由教育所解释， 更进一步的来讲，教育数量和教育质量分别能够在多大程度 上影响收入构成的差异，这些都需要进一步的阐释。所有的 收入数据均以2000年为基期按照消费者价格指数进行平减。

2.教育数量。国内外的绝大部分研究都是把平均受教 育年限作为衡量教育数量的指标，而已有的统计年鉴中并没 有直接列出平均教育年限，为此，本文采用通常的做法，文 盲人口按1年人均受教育年限计算，小学教育人口按6年人均 受教育年限计算，初中教育人口按9年人均受教育年限计算， 高中及中专教育人口按12年人均受教育年限年计算，大专及 以上按16年人均受教育年限计算，各教育阶段的人口数都来 自于《中国农村住户调查年鉴(2001-2009)》。3.教育质量。教育质量的衡量指标选取历来是一个争 论的话题，而这主要源于教育质量内涵的不确定性。尽管如 此，依然在教育质量的度量分类上达成了一致，主要包括教 育资源投入和教育产出两大类[7]。教育资源投入指标通常 包括师资力量(如教师的受教育程度)、教育经费投入(如生 均教育经费等)、师生比率等；
教育产出指标则主要用标准 化考试成绩度量[8]。本文中主要选取农村初中师生比作为 教育质量的度量指标，主要源于三点考虑：首先，师生比本 身就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显示教育质量的高低，已经有许多的 研究都表明教师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学生的成绩[9]， 这表明师生比本身与教育产出密切相关；
其次，师生比指标 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其他教育投入的差异，例如教育经费的 很大一部分投入到教师及其相关领域；
再次，主要是基于现 实数据约束的考虑，因为已有的数据已经找不到比师生比更 好的度量指标了，虽然很多研究都用到了标准化考试的成绩 来衡量教育质量，但是从我国来看，基础教育阶段至今还没 有一项针对全国各地区的统一的标准化考试。

在确定了教育质量指标后，接下来就是如何将教育质 量与教育数量指标进行匹配，人力资本收益的测度本身就暗 含了教育收益具有很长的滞后性，本文参照了以往研究的做 法，先计算当期劳动力的平均年龄，再根据平均年龄选择相 应时间段的师生比率。每年度人口的教育年限所对应的就是 初中阶段(即3年)的师生率平均值，按照这种计算方法，新世纪农村居民收入所对应的教育质量指标为20世纪80-90年 代的师生比。

4.工作经验。与微观数据相比，用宏观数据来推算工 作经验本身来说就意味着许多不确定性。用当期劳动力平均 年龄减去受教育年限和6，这也就意味着一个劳动者从6岁开 始上学并接受相应年份的教育后，便开始工作。这也比较符 合现实和正常逻辑。

5.其他变量。本文中所涉及的其他解释包括农村居民 人均土地经营面积、农村每户家庭的生产性固定资产、城市 化率、非农产业发展等，这些变量都将适时地以控制变量的 形式引入。

表1报告了本文所涉及的所有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特征。

其中，大部分变量的差异较大，尤其是财产性收入、转移性 收入和家庭经营土地面积。图1报告的是教育数量和教育质 量分别与农村居民收入关系的散点图，从中我们可以发现， 人均教育年限和师生比与农村居民纯收入呈现正相关，其中 左图趋势线的斜率最小，反映的是人均教育数量与农村居民 纯收入的相关系数可能大于师生比与农村居民纯收入的相 关系数。(见图1) 三、估计的基本结果 (一)全国范围在表2第(1)列中，解释变量仅包括以平均教育年限衡 量的教育数量和以师生比衡量的教育质量，可以发现，平均 教育年限和师生比的系数为正，教育数量在统计上不显著， 而平均教育质量则显著为正。第(2)、(3)列的回归引入了工 作经验及其平方变量，从而构成了基本的明瑟收入方程回归， 我们发现，无论是列(2)还是列(3)，教育数量和教育质量对 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均显著为正，此外，在(1)中，教育质 量的回归系数大于教育数量的系数，也就是，单就教育数量 和教育质量而言，教育质量的收入效应可能大于教育数量， 但是从(1)-(3)可以看出，教育数量的系数逐步递增，而教 育质量的系数则逐步递减。

其中(3)式为纳入了教育质量后标准的明瑟收入函数， 我们发现农村地区教育数量的收益率为15.8%，教育质量的 收益率为7.6%，且均在1%水平显著，这说明，从增收的角度 来看，当前普及义务教育所带来的收入效应可能更为明显。

第(4)列的回归引入了一个教育质量与教育数量的交叉项， 反映教育数量与教育质量之间的相互影响。若交叉项的系数 符号显著为正，则表明在教育质量一定的情况下，教育数量 越高其收入效应更大，或者在教育数量一定的条件下，教育 质量越高其收入效应越高。回归(4)的估计结果表明，交叉 项的系数显著为正，表明教育数量对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与 教育质量显著正相关，在中国农村地区，较高的教育数量水 平或者教育质量水平，更有利于该地区教育质量或教育数量收入效应的发挥。在教育数量相同的两个地区，一个地区比 另一个地区的教育数量每高出1%，该地区农村居民收入会额 外增加2.9%。为进一步分析教育数量和教育质量对收入的影 响是否存在门槛效应，我们在第(5)列进一步引入了教育数 量和教育质量的平方项，发现教育数量平方项的系数显著为 负，而教育质量平方项的系数显著为正，这说明教育数量对 收入的影响可能存在着临界值或者最优点，即教育数量与收 入之间呈现倒U型关系，我们对此进一步计算，发现从增收 的角度来看，教育数量的最优值为12.4年。而教育质量对收 入的影响一直为正，这也许暗含着，待教育数量的收入效应 达到了临界值后，教育资源应该更多地投入到能够提高教育 质量的领域当中，以充分发挥教育质量增收的潜力。也就是 说，过于快速的教育数量扩张而不增加教师供给可能并不是 最有效的教育资源配置方式。[10] (二)分地区 根据表3的实证分析结果，教育数量与教育质量所产 生的收入效应在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之间既存在着共同点 又存在差异之处。对于三个区域间存在的共同点来说，表现 在：工作经验对三大地区农村居民纯收入具有显著的正效应， 且存在临界最优值，即工作经验的平方项与收入的关系显著 为负；
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教育数量的平方项系数均为负， 教育质量的平方项系数为正，也就是说与全国范围的效应一 样，教育数量与收入均呈现倒U型关系，对此，我们计算了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的教育数量最优值，分别为12.31和 10.79，这说明，在目前已有财政投入的基础上，东部地区 可以将高中教育纳入义务教育体系中率先全面实施十二年 义务教育，而对于中部地区来讲，在继续巩固九年义务教育 的基础上，适时地开启十二年义务教育。

三个区域存在的差异之处体现在：教育数量和教育质 量对三个地区农村居民的纯收入均具有显著的正效应，且教 育数量的收入效应大于教育质量，平均教育年限每提高一年， 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的农村居民收入分别提高12%、84%和 32%，而教育质量每提升1%，东中西部地区的农村居民收入 分别提高9%、5%和6%，这其中所暗含的是，东部地区的教育 发展属于“深化”阶段，而中西部地区则属于“教育广化” 阶段，也反映出东中西部地区发展教育的重心应该有所侧重， 区别对待；
从教育数量与教育质量的交互项的系数及其显著 性来看，在东部地区，两者的交互项系数显著为正，也就是 说教育数量和教育质量相互依存，形成了“良性循环”，而 中西地区教育数量和教育质量的系数为负，只是并不显著， 东部和中西部地区这种显著的差异反映的是，教育数量和教 育质量只有发展到一定的阶段进入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轨 道，过低的教育数量和过低的教育质量均不利于两者收入效 应的发挥。

(三)对不同来源收入的效应中国农村居民收入的来源复杂，不同来源收入的获得 途径存在明显的差异，这就决定了教育数量和教育质量对农 村居民不同来源收入影响的机理存在明显的差异。表4的列 (12)-(15)分别反映了教育数量和教育质量对农村居民工资 性收入、家庭经营收入、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的影响。

教育数量对工资性收入的效应大于教育质量的效应，当教育 数量每提高1%，工资性收入会增加27%，而教育质量每提升 1%，工资性收入增加9%，其中的原因可能在于，伴随着乡镇 企业的衰弱，农村居民就近务工逐步转向外出务工，相比较 就近务工和务农，尽管存在着并不健全的劳动力市场，但是 劳动力市场或者雇主对雇员的了解也主要或者更多的是根 据劳动者的工作经历和学历(教育年限)来进行雇佣决策。尽 管伴随着工作的逐步深入，教育质量的效应和作用可能会显 现，但是外出务工地点的不确定性和流动性，决定了教育质 量的效应很难存在连续性，通俗地讲，就是还没等雇主对雇 员全面了解，雇员可能跳槽到更有经济价值的企业当中，在 劳动力市场，教育数量的信号机制是最强的。同时，教育质 量对家庭经营收入所产生的效应大于教育数量的影响，即使 同样提高1%，两者之间的新增收入会相差3.6%，也就是说， 在我国，家庭经营属于自主经营性质的工作，对学历的要求 并不高且也没必要要求太高，相反通过教育质量所展现出来 的能力对家庭经营收入的影响可能更大，更高的教育质量意 味着更强的市场反应能力，也意味着更强的认知能力，对于自主经营的家庭来讲，教育质量显得更为重要。此外，教育 质量对财产性收入所产生的正效应略大于教育数量的影响。

一些研究指出，教育水平对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具有 显著性影响，且存在区域差异，其中教育水平对东部和中部 的影响非常大而对西部的影响却不显著[11]。其实不然，一 旦纳入教育质量，教育水平在中部和西部地区的收入效应可 能大于东部地区，这一点在本文中得到了基本的检验。

(四)稳健性分析 模型的稳健性问题是模型回归结果分析后需要关注 的首要问题，也是判断模型和结果有效性的关键指标。本文 采用了两种途径进行检验。

首先，引入了一些可能影响农村居民收入的其他因素 控制变量。我们发现，无论是全国层面，还是从分地区来讲， 家庭土地经营面积、年末生产性固定资产原值、城市化率、 非农产业比重等控制变量大部分显著地影响着农村居民的 纯收入，这与其他学者以及现实情况基本相符。表5中的回 归结果与表2和表3相比，各主要解释变量系数的大小和显著 性程度都没有发生大幅变化，这表明这些变量对参数估计的 无偏性没有严重影响，其中，在全国范围内，教育数量的最 优值为11.8，这与前述部分的分析基本吻合。

其次，引入两阶段最小二乘法(TSLS)以及广义系统矩 (SYS-GMM)方法。尽管加入了诸多影响农村居民收入的一些控制变量，但是依然不能够有效避免内生性问题，许多研究 表明，内生性偏误还可能来源于逆向因果性，也就是说教育 数量和教育质量对收入会产生影响，但是反过来，较高的收 入水平也会在很长时间内影响着教育的投入(比如普及事实 上的九年义务教育、教师培训、提高教师待遇和增加教师数 量等)。为此，本文将主要解释变量的二阶及以上滞后水平 变量作为相应差分变量的工具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TSLS) 以及采用广义系统矩(SYS-GMM)方法，如表6，我们对工具变 量进行了弱识别、不足识别检验和过度识别检验，结果显示， 本文所选用的工具变量不仅是严格外生的，而且与内生变量 高度相关，是有效的工具变量。根据Sargan检验和AR(1)和 AR(2)检验来判断系统矩估计的有效性，笔者发现，Sargan 检验表明工具变量的选取是有效的，Arellano-Bond AR(1) 值表明残差有一阶自相关性，AR(2)值表明残差已经没有二 阶相关性。从回归结果的内容来看，两阶段最小二乘法和系 统矩GMM估计的结果与前述结果几乎一致。从全国和分区域 范围来看，教育数量和教育质量对农村居民收入均有显著的 影响，从东部地区向西部地区，教育数量的收入效应依次递 增，教育质量的收入效应依次递减，而且东部地区教育数量 和教育质量的收入效应不相上下。

四、基本结论与启示通过建立涵盖教育质量与教育数量的明瑟收入函数 模型，可以发现，教育数量与教育质量对农村居民收入均有 显著的影响，教育数量和教育质量的收入效应相互依存。总 体上看，现阶段，教育数量的收益率大于教育质量的收益率， 但是在不同地区以及对于不同来源的收入而言，教育数量与 教育质量的收益率是存在差异的。对于教育质量而言，东部 地区教育质量对收入的影响系数为9%，西部地区教育质量对 收入的影响系数为5%和6%；
对于教育数量而言，中部地区教 育数量对收入的影响系数分别为83.8%和32.7%，东部地区为 12.25%。不难发现，相比较而言，东部地区和中西地区可能 分属于教育发展的“深化”阶段和“广化”阶段。从农村居 民的收入构成来看，教育数量对工资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的 影响大于教育质量的影响，分别为27%和36%，这与一些研究 [12]基本一致，农村各地区之间差异的扩大主要来自农村地 区间工资性收入的差异，而农村工资性收入水平又主要与各 地农村居民的受教育程度相关，而对于家庭经营收入和财产 性收入而言，教育质量的影响更为明显，分别达到了6.84% 和16.76%。此外，本文研究还发现，目前东部地区和中部地 区均存在一个最优教育年限，分别为12.3和11.7。2008年， 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平均教育年限分别为8.93和8.28，与 最优教育年限依然存在较大的差距。通过分析，本文得出以 下启示。

第一，近年来农村地区教育从“数量型”逐步转向“质量型”符合了农村地区的实际情况和教育发展的基本规律， 但仍需在“广度”和“深度”两个方面下工夫。与城市相比， 农村地区的特殊性决定了农村教育发展需在数量和质量上 相互兼顾。对此，在农村地区，应该充分考虑人口变动因素 的影响，对农村中小学统筹兼顾地进行合理布局和规划[13]， 加强现有教育资源整合的力度，最大限度地释放现有资源的 效力和潜能，进一步提高九年义务教育水平。采取的措施 有：完善目前已有的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
继续推进 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
均衡配置教师、设备、图书等资 源，加强对薄弱学校的支持力度；
实施县域内教师、校长交 流制度，着力提高师资水平和学校管理水平。

第二，基于地区差异和收入构成的差异，用于教育数 量扩展和教育质量提升的教育资源在配置上应该有所区别。

在东部地区，教育资源配置应该侧重提升教育质量方面，而 中西部地区尤其是西部地区当前农村居民收入结构来看，家 庭经营收入依然是农村居民的主要收入来源，工资性收入成 为了农村居民增收的主要来源，财产性收入正在成为农村居 民增收新的增长点，这就决定了用于教育数量扩展和教育质 量提升的教育资源在配置上应相互兼顾，进而保证家庭经营 收入的稳步增长、工资性收入的快速增长和财产性收入的有 效增长。特别是当前农村地区教育发展的差异还很大，在有 关教育质量的政策上不能“一刀切”。

第三，注重结构的差异仍不能忽视总量的相对不足。虽然基于不同地区和不同收入构成，教育资源配置应有所侧 重，但是对于农村地区特别是中西部的农村地区，不仅应该 更有效地配置教育资源，而且应该在财政拨款、学校建设、 教师配置等方面向农村倾斜，继续巩固目前义务教育普及水 平[14]，在有财力基础的地区率先实施十二年义务教育，并 从农村实际出发，适当增加农村中小学教师编制，探索建立 中西部地区农村教师尤其是山区教师特殊津贴制度，促进优 质教师资源向中西部地区流动。

注释；

①主流的研究认为教育是一个实现经济和社会流动 的手段，可能是反贫困的最好方法，尽管有学者认为教育增 加了收入不均，单纯的教育不能满足社会对它所寄予的厚望， 但这恰恰也说明了教育的重要性。

②如何将教育质量纳入到教育收益率的分析框架中， Behrman和Birdall提出了三个前提条件：一是地区间存在着 教育质量的差异；
二是个人并不会因为地区间存在的教育质 量差异而进行迁移；
三是一个地区的教育质量与该地区家庭 的税收负担并不存在直接的关系。对于这三个前提条件，中 国目前的实际情况基本上都是存在的，对于第二点，尽管存 在着“孟母三迁”等故事，也存在着“买房择校”等现象， 由于本文探讨的是各地区农村间比较分析，故这些故事和现 象都不是普遍存在的。